　　原版前言
　　作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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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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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德薩檔案》

弗．福塞斯

檢閱製作：糟木匠

木匠的私人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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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前言

　　敖德薩（ＯＤＥＳＳＡ）這一名稱，既不是指俄國南部的城市，也不是指德克薩斯州的小城。這是由六個德文字的開頭字母組成的一個字。它的意思是「前黨衛軍成員組織」。

　　黨衛軍，正如絕大多數讀者所知道的，是由阿道夫．希特勒創建、由海因里希．希姆萊指揮的軍隊中的軍隊，國中之國，它從屬於從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統治過德國的納粹黨並負有特別任務。這些任務據說是關係到第三帝國的安全，實際上卻包括實現希特勒的如下一些野心：從德國和歐洲清除他認為「沒有生存價值」的一切分子，永遠奴役「斯拉夫土地上的次等人種」，消滅大陸上所有的猶太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

　　為實現這些任務，黨衛軍組織並執行了對一千四百萬人的大屠殺，大致包括六百萬猶太人，五百萬俄國人，二百萬波蘭人，五十萬吉普賽人，和五十萬其他各種人（其中有近二十萬非猶太族的德國人和奧地利人，雖然這一情況很少被人提到。這些人要不是精神或身體有缺陷的人，就是所謂帝國的敵人，諸如共產黨人、社會民主黨人、自由主義者、編輯、記者，以及說話不當的牧師，有良心有勇氣的人，後來還有被懷疑為對希特勒不忠的陸軍軍官）。

　　黨衛軍在其被摧毀之前，已經使它那兩個字頭的名稱以及它旗幟上兩道閃電的標誌，成了慘無人道的同義語，其手段之殘酷是在它以前或以後出現的任何其他組織所望塵莫及的。

　　戰爭結束前，它的大多數高級成員完全意識到失敗已成定局，對於清算的時刻一旦來到，文明人類將會如何對待他們過去的所作所為，也不抱任何幻想，他們為隱姓埋名，另謀生路作祕密準備，而讓全體德國人民來為這些失蹤的罪犯承擔譴責。為此目的，黨衛軍搜刮得來的大量黃金被偷運出國並存入編了號的銀行賬戶，假證件大批製造出來，逃跑的管道也開闢了。當盟軍最後占領德國之時，大部分屠殺人民的劊子手早已逃之夭夭。

　　他們建立起來實現逃跑計劃的組織就是敖德薩。隨著第一個任務即保證殺人犯逃到較為合適的地方取得了成功，這些人的野心也擴展了。許多人根本就不離開德國，寧願在盟軍統治時期以假名和假證件繼續留居；另一些人則在新身分的妥善掩護之下溜回國內。少數最高層人物繼續待在國外，從安全而舒適的流亡地操縱這個組織。

　　敖德薩的目標一直是五個；把前黨衛軍成員重新安插在盟軍於一九四九年建立的新的聯邦共和國的各行各業，滲透到政黨的活動，至少是基層組織的活動之中；出錢為任何一個被起訴的黨衛軍殺人犯提供最好的法律辯護，想方設法攪亂西德進行的旨在反對某一位前「同志」的審判；幫助前黨衛軍成員在工商界及時站穩腳跟，使他們能從一九四五年就已開始、國家賴以重建的經濟奇蹟中撈取好處；最後，向德國人民宣傳一種觀點，即黨衛軍殺人犯實際上無非是普通的愛國軍人，他們履行了對祖國的天職，根本不應受到司法和良心所加於他們的無益指控。

　　它以大量經費作後盾，相當成功地執行了所有這些任務，而尤其成功的是，它使通過西德法庭進行官方報復行動成為一種笑柄。敖德薩換過幾次名稱，企圖以此來否認這一組織的存在，結果也就有不少德國人傾向於認為敖德薩不存在了。簡短的回答是：它至今存在，佩戴骷髏頭標誌的「同志們」仍然結合在它裡面。

　　儘管敖德薩在執行一切任務時幾乎都一帆風順，它偶爾也遭到失敗。最嚴重的一次失敗發生於一九六四年早春，當時有人悄悄地匿名寄了一包文件給波昂司法部。極少數見到那些資料上的名單的官員們，把這包東西稱為「敖德薩檔案」。

　　作者的話

　　按照習慣，作者總要對那些幫助他寫書，特別是一本很不好寫的書的人們表示一番謝意，同時提到他們的名字。在《敖德薩檔案》的寫作上，凡是幫助過我（哪怕是略微幫助一下）獲得所需要的知識的人，都理應受到我衷心的感謝。

　　我沒有去提他們的名字，是由於以下三個原因。

　　有一些人，前黨衛軍成員，當時並不知道他們是在跟誰談話，或者不知道他們所談的資料將編集成書。另一些人曾特別請求，他們的名字永遠不要作為有關黨衛軍的情報的來源而加以引述。還有一些人，則是由我單獨決定不要去提他們的名字，這樣做，我想與其說是為了我自己，毋寧說是為了他們的緣故。

　　書中出現的許多地點和組織的名稱，各種各樣人物的官銜和軍銜，按其原來的語言絕大多數都應該是德文。為幫助那些不懂德文和感到長字難於發音的讀者，我冒昧地把很大一部分都譯成了英文。懂得德文的讀者無疑會從中認出原來的語形，並請他們對這種翻譯加以原諒。

　　──弗．福賽斯

　　一

　　當情報分析員用打字機打完他的報告的時候，綠藍色的曙光剛剛降臨特拉維夫。他舒展一下肩部繃緊的肌肉，又點上一支帶濾嘴的時代牌香菸，然後去閱讀結尾的幾段。

　　同一時間，在距此東邊五十哩一個叫做雅德．伐歇姆的地方，有個人正站著祈禱，那報告就是根據他的匯報寫成的。可是分析員並不知道這點。他並不確切地知道他報告中的情報是如何獲得的，或者情報送到他手邊之前有多少人喪失生命。他不需要知道。他需要的只是保證情報準確無誤，從而得到正確而合乎邏輯的分析結論。

　　「送達本處的確證資料表明，該諜報員有關工廠座落位置的說法是準確可靠的。如能採取適當行動，完全可以預計西德當局將會過問工廠的拆除工作。

　　「建議將有關事實的可靠記錄立即送交西德當局。本處認為，這將是使波昂最高當局採取保證繼續執行華爾道夫祕密協定的立場的最好途徑。

　　「因此，無論從哪一點看，委員會各位尊敬的委員們都可以確信，所謂『火神』計劃正處於解體的過程之中。基於此點，我們有充分根據認為，火箭已絕不可能及時發射。最後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一旦發生對埃及的戰爭，這將是一場用常規武器來進行和取勝的戰爭，而勝利者將是以色列共和國。」

　　分析員在文件末尾簽名並寫上日期：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三日。隨後他按電鈴傳來一名信使，由他立即把文件送交總理辦公室。

　　恐怕誰都清楚記得，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聽到甘迺迪總統去世的那一時刻，自己正在做些什麼。甘迺迪是在達拉斯時間中午十二點半遇刺的，宣布他死去是當地時間一點半的光景。這在紐約是兩點半，在倫敦是晚上七點半，在漢堡是夜裡八點半，那是個寒冷的雨雪交加之夜。

　　※※※

　　彼得．密勒探望他母親之後正驅車返回市中心。他母親住在漢堡遠郊區奧斯多夫。他常常在星期五晚上去探望她，一方面看看她過週末是不是還欠缺些什麼，另一方面也因為他感到，他應該每星期去探望她一次。若是她有電話，他本來可以打電話給她的，但她沒有，就只好開車去看她了。這也正是她拒絕有個電話的原因。像平常一樣，他打開無線電，收聽西北德意志廣播公司播送的音樂節目。八點半鐘，他的車子駛上了奧斯多夫公路，離他母親住宅有十分鐘的路程，這時音樂突然中斷，傳來廣播員非常緊張的聲音：「注意，注意。重要新聞。甘迺迪總統死了。我重複一遍，甘迺迪總統死了。」

　　密勒的視線離開路面，直瞪著無線電上方微微發亮的波長指示板，彷彿他的眼睛可以否定他的耳朵聽到的東西，讓他相信他是收錯了地方，碰上了一個專門造謠生事的電臺。

　　「上帝。」他輕輕吐了一口氣，減緩車速，轉到公路的右側。他抬頭朝前邊看了看。在這條穿越阿爾托納區通往漢堡中心的又長又寬又直的公路上，其他司機由於聽到同樣的廣播，也都把車子駛向路邊停靠，彷彿開車子和聽廣播突然變成互相排斥的事情，儘管他們過去有時是邊開邊聽的。

　　沿他自己這一側，他看到前面的汽車尾燈泛出紅光，司機正把車拐向右側，緊挨著路邊停下，繼續收聽從無線電裡大量傾瀉出來的補充報導。左側，一些從城裡開出來的汽車的幻光來個大幅度的擺動，也朝著人行道一邊拐了過去。有兩輛車追過了他，頭一輛憤怒地鳴著喇叭，他瞥見司機朝他拍拍自己的前額。這種粗魯的手勢是表示咒罵對方神經錯亂，每當一個德國司機被另一個司機惹惱了的時候就常來這一手。

　　密勒心想：他馬上就會明白的。

　　無線電裡輕音樂停止了，換上「喪禮進行曲」，這顯然是一切電臺手頭必備的唱片節目。每隔一些時候，他就唸一點從新聞室送來的由傳真打字機直接記錄下來的最新報導。

　　一些細節開始有了：進達拉斯時坐的是敞篷車，持槍的凶手是躲在一所學校圖書館的窗戶後邊。沒有任何捕人的消息。

　　密勒前頭那輛車的司機爬出車子，朝他這邊走來。他走近左邊車窗才知道司機位子是莫名其妙地在右邊，就又繞了個圈。他身穿一件尼龍皮領夾克。密勒把車窗旋下。

　　「你聽見了嗎？」那人問，身子俯向窗口。

　　「是啊。」密勒回答。

　　「簡直是發了瘋。」那人說。全漢堡，全歐洲，全世界，人們都走到素不相識的陌生人跟前談論這個事件。

　　「你認為是共產黨幹的嗎？」那人問。

　　「我不知道。」

　　「你知道，如果是他們幹的話，那就會打仗了。」那人說。

　　「可能吧。」密勒應付著說，他巴不得那人趕快走開。

　　作為一個記者，他此刻能夠想像到全國各報社一片忙亂的景象，每一個編輯部人員都會給叫回去幫著弄出個精采的版面，以便第二天一早就送到人們的早餐桌上。死者略傳要準備出來，成千篇的速寫要加以編排，電話線路充斥著人們呼喊的聲音，他們在尋求更多更多的細節，因為有個人頭部挨了槍彈，躺在德克薩斯的一個城市裡死了。

　　他有點想回到一家日報的編輯部，可是他早在三年前就成了一名自由記者，專門採訪德國國內新聞，主要跟罪犯、警察、黑社會打交道。他母親嫌惡這個工作，責怪他跟「下流人」廝混。他辯解說，他正在成為國內最吃香的採訪記者之一，但這並沒有能使她相信，記者的工作是值得她的獨生兒子去幹的。

　　無線電播送出各種報導的時候，他的腦筋也開始跑馬，想找出一個能從德國國內加以配合的新「角度」，從側面來記述這件大事。波昂政府的反應，這會由波昂的報紙編輯報導；有關甘迺迪同年六月訪問柏林的回憶，那會從柏林報導出去。看起來他搞不出什麼精采的圖片特寫，來賣給德國二十來家畫刊中的任何一家，它們原是他這一新聞行業的最好的買主。

　　倚著車窗的那個人發覺密勒有點心不在焉，還以為這是出於對去世的總統的悲痛之情。他馬上打住關於世界大戰的談話，換上了同樣莊重的表情。

　　「是啊，是啊，是啊，」他自作聰明地嘰哩咕嚕著，好像他看見了事情全部經過似的。「粗魯的人民，這些美國人，請記住我的話，粗魯的人民。他們身上有一股暴力，我們這兒的人是永遠沒法理解的。」

　　「可不是。」密勒說，他的心思仍然在老遠老遠的地方。

　　那人終於明白過來，「好，我該回家了，」他直起身子說，「再見。」然後朝自己的車子走去。

　　密勒發覺他動身要走，「好，晚安。」他從開著的窗口喊了一聲，然後把車窗旋上，以抵禦朝易北河方向疾掃而去的雨雪。無線電裡的音樂繼續保持哀傷的調子，廣播員說今晚不會再有輕音樂了，只有新聞報導間以適當的音樂。

　　密勒靠在他的「美洲虎」牌汽車的舒適的皮靠背上，點燃一支「羅特─漢德爾」。這是一種不帶濾嘴，用黑色菸草製成的有股惡臭味的香菸，也是叫他母親抱怨她那令人失望的兒子的另一件東西。

　　人們往往喜歡事後追憶，如果……或者如果不，那將會如何呢？這通常是白費精神，因為將會如何，這是人們最難以預測的祕密。但說如果那天晚上密勒不開收音機，他就不會把車子停在路旁達半小時之久，他也就不會看到救護車，或者聽到所羅門．陶伯或愛德華．羅施曼的事，而四個月之後，以色列共和國或許就不再存在了，這樣說恐怕是不錯的。

　　他抽完菸，邊聽著收音機，邊旋下車窗，把菸屁股扔出去。他一按ＸＫ一五〇Ｓ型「美洲虎」的斜長車蓋下邊三．八公升引擎的按鈕，它轟隆一響，就轉入那習慣性的令人感到舒適的嗡嗡聲，像一隻發怒的野獸試圖衝出牢籠。密勒打開兩隻前燈，看了看後邊，就駛進奧斯多夫公路沿線熙來攘往的車流中了。

　　他駛到斯特勒塞曼街的紅綠燈附近，正趕上是紅燈，聽見後邊傳來救護車的尖叫聲。那救護車從他左邊疾馳而過，警報器的哀鳴聲忽起忽落，駛到開著紅燈的十字路口時稍稍減緩速度，然後從密勒的鼻子跟前穿過，向右拐進達依姆勒街。密勒作了純粹本能的反應，他扳了扳離合器，「美洲虎」便跟在救護車後邊飛駛，保持二十米的距離。

　　他剛跟上，馬上又想不如回家，也許這裡面什麼都撈不到，但誰知道呢。救護車表明出了什麼麻煩，而麻煩或許表明能弄出個什麼故事來，尤其當一個人首先來到現場，趕在那些報社記者之前把全部事情都搞個一清二楚。這可能是撞車事故，碼頭大火，或者公寓失火，裡面困著小孩。什麼都有可能。密勒常常在他車上放手套的小格子裡帶一架有閃光設備的亞希卡小照相機，因為很難知道他眼前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知道有一個人，一九五八年二月六日在慕尼黑機場等飛機時，正碰上那架載著曼徹斯特足球聯隊的飛機在離他幾百米的地方撞毀了。那人根本就不是個職業攝影師，但他取下了為度個滑雪的假日而隨身攜帶的照相機，拍攝了飛機起火焚燒的最初幾張獨家照片。畫報付了五萬多馬克買了這些照片。

　　救護車穿過阿爾托納區那些彎彎曲曲的狹小蹩腳的街道，拐過左邊的阿爾托納火車站，朝河邊開去。駕駛這輛扁頭高頂的「賓士」牌救護車的人，是很熟悉漢堡，很會開車的。密勒儘管加大了速度，車上又有硬懸吊裝置，他還是可以感覺到「美洲虎」的後輪在雨濕的圓石子路面上直打滑呢。

　　密勒望見門斯克汽車零件倉庫一閃而過，又過了兩條街，他原先的問題得到了解答。救護車開進一條貧窮破舊的街道，照明很差，在雨雪橫飛中顯得陰陰沉沉，路旁是一些殘破不堪的公寓和出租單間的房子。它在一所房子前面停住，有一輛警車早已停在那裡了，藍色的頂燈在滴溜溜地轉動，光線投射在一群聚集在門口看熱鬧的人臉上，顯得陰慘慘的。

　　一位身材魁梧、穿著斗篷雨衣的警長向人群大聲吼叫，要他們後退，給救護車在門口讓出塊地方來。「賓士」開到門口停住。司機和工作人員下了車，奔到車後頭，抬出一付空擔架。跟警長簡短地講了一句什麼話，他們就急急忙忙上樓。

　　密勒把「美洲虎」開到路對過二十碼遠的地方，揚起眉頭。沒有車禍，沒有火災，也沒有困在火裡的小孩，或許只是心臟病發作。他下了車，朝著被警長攔在那幢出租單間的房子門前站成一個半圓形的人群走去。

　　「我可以上去嗎？」密勒問。

　　「不行。這兒沒有你的事。」

　　「我是記者。」密勒說，向他出示漢堡市的記者證。

　　「可我是警察，」警長說，「誰都不准上去。樓梯太窄，很不安全。救護車的人馬上就要下來了。」

　　他是個大個子，身高六呎三吋，穿著斗篷雨衣，張開兩臂把人群攔在後邊，就像一扇倉庫大門似的屹立不動。

　　「那麼，上面出了什麼事？」密勒問。

　　「說不上來，過會兒到分駐所去打聽。」

　　這時有個穿便衣的人走下樓梯，出現在人行道上。「大眾」牌巡邏車頂上轉動的燈光掃過他的臉，密勒認出他來了，他們在漢堡中心高級學校同過學。他現在是漢堡警察局的一名低級偵緝巡官，駐在阿爾托納區中心分局。

　　「喂，卡爾。」

　　青年巡官聽到喊他的名字就轉過頭來，細看著警長後面的人群。當警車的燈光又一次照過來的時候，他終於望見了密勒和他舉起來的右手。他臉上露出獰笑，半是高興，半是生氣。他對警長點點頭。

　　「不要緊，警長。他不會找什麼麻煩。」

　　警長放下手臂，密勒衝了過去。他和卡爾．勃蘭特握了握手。

　　「你在這兒幹什麼？」

　　「跟救護車來的。」

　　「該死的貪心傢伙，你這些日子都幹什麼來著？」

　　「和往常一樣，自由採訪。」

　　「看來你弄到不少鈔票吧，我老是在畫報上見到你的名字。」

　　「混日子嘛。聽到甘迺迪的事嗎？」

　　「聽到了，糟糕透頂。他們今晚準是把達拉斯搜個天翻地覆，幸虧不屬我的地段。」

　　密勒朝那所出租單間的房子光線暗淡的門道揚了揚頭，那裡只有一個低度數的沒有燈罩的燈泡向剝落的糊壁紙投下昏黃的亮光。

　　「有人自殺，開了煤氣，鄰居走到門邊聞見了，把我們叫來的。沒人敢劃一根火柴，那地方還滿都是這種東西。」

　　「不會是個電影明星吧？」密勒問。

　　「是啊，他們往往住在這樣的地方。不，這回是個老頭，看起來好像他已經死了好幾年似的。每天晚上總有人幹這個。」

　　「不管他現在上了哪兒，沒有比這更糟糕的死法了。」

　　巡官笑笑，轉過身子，那兩個救護車人員正小心翼翼地走下吱吱作響的樓梯的最後七個梯級，把他們的負荷物抬進門道。勃蘭特看看周圍，「讓開點，讓他們過去。」

　　警長立即響應這聲叫喊，把人群更往後推。兩個救護車人員走上人行道，繞到打開的車門口。勃蘭特跟著他們走去，密勒隨在他後面。密勒並不是想去看一下死人，他連這種打算都沒有，他只是跟著勃蘭特走。兩個救護車人員走到車門口，頭一個把擔架的一端放到滑道上，第二個準備把它推進去。

　　「等一等。」勃蘭特說，他撩起死人臉上蓋著的毯子的一角。他扭過頭來解釋說：「這是例行手續。我的報告得要說我是陪送屍首上救護車和陳屍所的啊。」

　　「賓士」救護車內燈光明亮，密勒只用兩秒鐘的時間看了看自殺者的臉。他的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印象是，他從沒有見過這麼蒼老和醜陋的臉。就算加上煤氣的影響，但瞧那皮膚上的暗色斑點，嘴唇邊的青痕，也能看出這個人生前漂亮不了。幾股細長的頭髮粘貼在要不就會是光禿禿的頭皮上，眼睛閉上了，面部凹陷，憔悴不堪。由於假牙失落，兩邊臉頰好像給吸了進去，快在口腔內碰到一起了，這使人想起恐怖影片中食屍鬼的形象。嘴唇幾乎不再存在，不論上唇或下唇都布滿豎的皺摺，使密勒不禁回想起他有一次看見過的來自亞馬遜盆地的那種乾癟的人頭，那上面的兩片嘴唇就讓當地土人縫到了一起。最後，那人臉上似乎有兩道淡淡的鋸齒狀的傷痕，每一道都是從太陽穴或上耳直到嘴角。

　　迅速瞥了一眼，勃蘭特把毯子放回去，朝他後邊那個救護車工作人員點點頭。他後退一步，那人就將擔架推進到它的位子上，閂上車門，走到駕駛室他同伴那裡去。救護車開走了，人群開始散開，警長的沙嗓子還在咆哮著：「喂，全結束了，再沒有什麼可看的啦。你們還不想回家？」

　　密勒看著勃蘭特，揚起眉頭：「有意思。」

　　「是啊，可憐的老頭。這裡面大概沒有你需要的吧？」

　　密勒苦著臉：「沒門。像你說的，每天晚上有一個。今晚上全世界有多少人死去，可是誰也不會去注意。對甘迺迪的死就不是這樣了。」

　　勃蘭特巡官嘲弄地一笑：「你們這些混帳的記者。」

　　「事實如此嘛，甘迺迪的事大家才想看。是他們花錢買報紙。」

　　「好吧，我該回所啦。再見，彼得。」

　　他們又握了握手，各自走開。密勒調轉車頭駛向阿爾托納火車站，再從那裡上了大路，朝市中心開去，二十分鐘之後，他的「美洲虎」駛進了漢薩廣場離他住的公寓二百碼遠的地下停車場，他在那座公寓的頂層有一套房間。

　　把車子在地下汽車庫停存一冬天是很費錢的，不過這是他允許自己享受的奢侈項目之一。他喜歡他那套租價相當昂貴的房間，因為它位於高處，可以俯瞰熙攘忙碌的斯坦大街。對於吃穿，他不太在乎。他二十九歲，身高近六呎，有著女人們所追求的一頭亂蓬蓬的棕色頭髮和一雙棕色的眼睛，他是不需要什麼貴重的衣服的。有個對他頗為羨慕的朋友曾對他說，「你能把修道院裡的女人都帶走的。」他哈哈大笑，同時心裡很高興，因為他知道這話不假。

　　他生活中的真正愛好是賽車，新聞採訪，還有西格莉德，雖然他有時不免羞愧地承認，如果必須在西吉和「美洲虎」之間作出抉擇，西吉很可能非去另找情人不可。

　　把「美洲虎」停好之後，他站在車庫的燈光下看著它。他很少有把那輛車子看夠了的時候，甚至在街上走近它的當兒，他也會停下腳步欣賞起它來。偶爾碰到行人經過，不知道這是密勒自己的車子，也會停下腳步說道：「這汽車，真了不起。」

　　按正常情況，一位自由記者不用ＸＫ一五〇Ｓ型「美洲虎」的。替換零件幾乎不可能在漢堡買到，ＸＫ系統的零件更是如此，其中Ｓ型是最後一種型號，一九六〇年即已停止生產。

　　他親自進行維修，星期天穿上工裝褲，往往一連幾個鐘頭鑽到車身底盤下面或者半埋在引擎之中。它有三個ＳＵ汽化器，所耗的汽油成了他經濟上的一筆主要負擔，由於德國的汽油價格昂貴，就更顯得如此，但他心甘情願地付這筆錢。當他在開闊的高速公路上踩著加速踏板，聽著排氣管發出吼聲的時候，或者感到車子從山路的拐彎處猛衝出來的那股衝勁的時候，他就感到心滿意足了。他甚至把前輪上那個獨立的懸吊換成硬懸吊系統，而由於後輪上本來就是硬懸吊，所以在拐彎時穩如磐石，別的司機若想趕上它，就得在座位上大大顛簸一番了。車子剛買回來不久，他就把它漆成黑色，兩側各加一道長長的黃色條紋。它是在英國科芬特里製造的，因為不是一輛出口車，駕駛盤是在右邊，超車時偶爾會引起一些問題，但這可以讓他用左手換檔，用右手把住抖動的駕駛盤，這倒正合乎他的心意。

　　他至今還覺得能買到這輛車子真是運氣不錯呢。那年初夏，他在一家理髮館裡等理髮時，順手翻開一本流行雜誌。

　　他平素從不看那些有關流行歌星的無聊報導，當時無非是沒有別的東西可看。中間的插頁是介紹四個亂髮的英國青年一舉成名，成為國際紅星的經過。照片上最靠右的那張長著一個大鼻子的臉他不認得，可是其餘三張臉卻似乎相識，引起了他一番搜索枯腸的回憶。

　　他也不熟悉那兩張使這個四人合唱團一舉走運的唱片的名字：《讓我開開心》和《愛我吧》，但那三張臉卻使他恍惚了整整兩天。他終於記起，一年多以前，一九六二年，他們曾經在雷柏大街一家小酒吧間裡演唱。他又花了一天時間去回憶酒吧間的名字，因為他只進去過一次，當時是跟一個黑社會的人物喝酒閒聊，想從他口裡探聽到有關山克特．波里匪幫的情況。那是明星夜總會。他在那裡翻看一九六二年度的節目單，找到了他們的名字，他們當時是五個人，三個他認得，其餘兩個叫彼得．貝斯特和斯圖亞特．蘇特里夫。

　　從那兒他又去找曾經替演出人貝爾特．卡姆菲特拍攝廣告照片的攝影師，從他手中買到了他所有照片的版權。他的報導《漢堡是怎樣發現披頭四樂隊的？》幾乎登上了德國的所有流行音樂雜誌和畫刊，在國外也紛紛轉載。結果他買了這輛「美洲虎」，他是從一間汽車陳列室看到它的，有一位英國軍官因他妻子懷孕，肚子太大沒法擠進車門，就把車子放在那兒出售了。他為表示感恩甚至買了幾張披頭四的唱片，不過只有西吉一個人聽過它。

　　他離開車子，順著斜坡走上大街，回到自己的住處。這時已臨近午夜，儘管他母親像往常一樣當晚六點鐘讓他飽餐一頓，他又覺得餓了。他做了一盤炒雞蛋，收聽起午夜新聞。全都是有關甘迺迪的報導，並且從德國的角度大加渲染，還沒有更多的新消息來自達拉斯，警察仍在搜尋凶手。廣播員大談特談甘迺迪對德國的愛，他今年夏天對柏林的訪問，以及他用德語說的「我是一個柏林人」。

　　然後放了西柏林市長威利．勃蘭特悼詞的錄音，他的聲音感情異常衝動；還唸了路德維格．艾哈德總理以及剛在十月十五日退休的前總理康納德．阿登納的悼詞。

　　他又抽了一支菸，在一點三刻獨個兒睡了，在睡夢中見到阿爾托納區貧民窟那個被煤氣燻死的老頭子的可怕的臉。

　　※※※

　　當彼得．密勒半夜在漢堡吃他的炒雞蛋的時候，有五個人正在開羅郊外金字塔附近緊靠一所騎術學校的一幢房子的舒適的客廳裡舉杯痛飲。當地時間是凌晨一點鐘。五個人都已飽餐一頓，興高采烈，原因是他們前四個鐘頭左右聽到了來自達拉斯的新聞。

　　其中三個是德國人，另外兩個是埃及人。那騎術學校是開羅社會的精華以及數以千計的德國移民所喜愛的聚會地點。

　　宴會的主人即這所學校的所有者的妻子早已睡去了，讓五個男人一直談到半夜三更。

　　坐在緊閉的窗子旁邊一張皮靠背安樂椅裡的是漢斯．阿普勒，從前是約瑟夫．戈培爾博士的納粹宣傳部裡一名猶太專家。阿普勒在戰爭結束後不久就定居埃及，他受到敖德薩的鼓舞，使用了一個叫做薩拉赫．察法爾的埃及名字，在埃及國家指導部當一名猶太問題專家。他手裡拿著一杯威士忌。

　　他左邊是戈培爾本部的另一名前專家，路德維格．海頓，也在國家指導部工作。他同時成了伊斯蘭教徒，曾去麥加朝聖，改名叫埃爾．哈德茲。為尊重他的新宗教，他拿著一杯橘子汁。兩個人仍然都是狂熱的納粹分子。

　　那兩個埃及人是沙姆塞丁．巴德蘭上校，阿布德爾．納基姆．阿密爾元帥（以後成為埃及副總統，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之後被控賣國，後來自殺。）的侍從官。另一個是阿里．薩米爾上校，穆克哈巴拉特（即埃及祕密情報局）的首腦。

　　晚宴的第六位客人是這次宴會的主賓，已在開羅時間九點半鐘甘迺迪總統死訊傳來時特地趕回了開羅。他是埃及國民議會的議長安瓦爾．埃爾．薩達特、納賽爾總統的親密合作者，後來成為他的繼任人。

　　漢斯．阿普勒朝天花板舉起他的酒杯：「甘迺迪這個猶太佬的朋友到底死了。先生們，我敬你們一杯。」

　　「可我們的酒杯是空的。」薩米爾上校說。

　　他們的主人趕緊前來補救，從酒櫃上拿下一瓶威士忌倒滿各個空杯。

　　把甘迺迪稱做猶太佬的朋友，不會使房裡那五個人當中任何一個感到茫然。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四日，當德懷特．艾森豪威爾還是美國總統的時候，以色列總理戴維．本．古里安和德國總理康納德．阿登納曾經在華爾道夫─阿斯托里亞飯店祕密會晤，而這種會晤在十年以前恐怕是不可能的。甚至在一九六〇年人們原以為是不可能的事情，在那次會上也發生了，這就是為什麼它的細節經過幾年的時間才逐漸透露出來，這就是為什麼甚至到了一九六三年末，納賽爾總統對於敖德薩和薩米爾上校的穆克哈巴拉特送到他案頭的情報，都拒絕加以認真的考慮。

　　兩位政治家簽署了一項協定，按照這個協定，西德同意給予以色列每年達五千萬美元的信貸，不附帶任何條件。然而本．古里安很快就發現，有錢是一回事，取得確實可靠的武器來源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六個月後，華爾道夫協定由於西德和以色列的國防部長法朗茲．約瑟夫．斯特勞斯和希蒙．佩雷斯簽署的另一協定而臻於完成。根據其中條款：以色列可以使用德國的錢在德國購買武器。

　　阿登納意識到第二個協定更會廣泛引起爭議，便拖延了幾個月，直到一九六一年他去紐約會見新總統約翰．費茲傑拉爾德．甘迺迪的時候。甘迺迪施加了壓力。他不想從美國直接把武器交給以色列，但他希望這些武器總會通過某種途徑送達。以色列需要戰鬥機、運輸機、一〇五毫米榴彈炮、大炮、裝甲車、裝甲運兵車和坦克，最最需要的是坦克。

　　在德國這些東西應有盡有，主要是美國貨，有的是從美國買來以補償根據北約協議駐在德國的美軍維持費用，有的是經許可在德國製造的。

　　在甘迺迪的壓力下，斯特勞斯─佩雷斯密約付諸實施。

　　第一輛德國坦克在一九六三年六月的晚些時候到達海法。使這個消息長時間保密是困難的，牽涉的人太多了。敖德薩在一九六二年的後幾個月已有所發現，並立即通知埃及人，它在開羅的間諜跟這些埃及人是有極其密切的連繫的。

　　一九六三年後幾個月，事情發生了變化。十月十五日，康納德．阿登納，這個波昂的狐狸，花崗石腦袋的總理辭職並退休了。阿登納的位置為路德維格．艾哈德所取代，他作為德國經濟奇蹟之父是頗能贏得選票的，在外交政策方面卻是軟弱無力和優柔寡斷的。

　　還在阿登納當政的時候，西德內閣內部就有一幫人吵嚷著要擱置以色列武器密約並在供應開始之前就加以制止。老總理用短短的幾句話就使他們安靜了下來，也正是他的權威使他們繼續保持安靜。

　　艾哈德卻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早已贏得「橡皮獅子」的雅號。他一上臺，以外交部為基地，始終注意跟阿拉伯世界改善關係的那一幫反對武器密約的人又吵嚷起來了。艾哈德嚇得發抖。但問題的癥結是約翰．甘迺迪的決定：以色列必須經由德國取得武器。

　　如今他被打死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凌晨時分出現的大問題是很簡單的：林登．詹森總統會不會取消美國對德國的壓力，而讓波昂的猶豫不決的總理毀棄這個密約？事實上他沒有那樣做，然而在開羅卻甚為樂觀地認為他會那樣做的。

　　當晚開羅郊外的歡樂聚會的主人，斟滿了客人們的酒杯之後，轉回到酒櫃旁再給他自己的杯子添滿酒。他的名字是沃爾夫甘．盧茲，一九二一年出生於曼海姆，是德國陸軍的一名前少校，極端憎恨猶太人，他是於一九六一年移居開羅並創辦他的騎術學校的。淡黃髮，藍眼睛，鷹臉，不論在開羅的有影響的政界人物中間，或是在尼羅河岸德國的（主要是納粹的）移民社會中間，他都是一個最得人望的人。

　　他轉過頭來對著大家露出一副爽朗的笑容。如果這副笑容裡有什麼虛假的東西的話，沒有一個人會加以注意。然而它是虛假的。他是在曼海姆出生的猶太人，但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歲時就已移居巴勒斯坦。他的名字叫澤耶夫，在以色列軍隊中持有少校的軍階，他也是當時以色列情報局在埃及的頭號間諜。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他家遭到一次突擊搜查，從浴室體重檢查器裡發現一架無線電發報機之後，他被逮捕了。他於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受審，被判處終身苦役。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結束後，他作為同幾千名埃及戰俘進行交換的人員的一部分而被釋放，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他和他的妻子回到洛德機場，踏上了家鄉的土地。

　　不過在甘迺迪去世的那個夜晚，被捕，受折磨，他妻子被輪姦等等，這一切都還沒有發生。他朝他面前四張微笑的臉舉起他的酒杯。

　　實際上，他巴不得他的客人們趕快離開，因為其中有一位在餐桌上透露了一件對他的國家極關重要的事情，他急切地希望客人走後好進浴室去從體重檢查器裡取出發報機，把這一訊息發往特拉維夫。但他強迫自己保持笑容。

　　「打倒猶太佬的朋友！」他舉杯祝酒，「德國萬歲。」

　　※※※

　　彼得．密勒在第二天早上快九點時醒來，非常舒服地在鋪滿整個雙人床的巨大鴨絨被下面翻動。

　　西吉上床才只四個鐘頭，還睡得很熟。

　　密勒嘆了口氣，轉過身來仰躺著，拿起他的手錶，在半明不暗的光線下瞟了它一眼。然後，他從床的另一邊溜下來，拿一條浴巾圍住身子，慢慢走進起居室，拉開窗簾。十一月的寒光衝進房間，使他睜不開眼。他眯起眼睛俯瞰斯坦大街。這是個星期六早晨，潮濕的黑色柏油路上交通還不怎麼擁擠。他打個呵欠，走進廚房去煮他無數杯咖啡中的頭一杯。他母親和西吉都抱怨他幾乎完全靠咖啡和香菸過日子。

　　在廚房裡喝著他的咖啡，抽著他當天的第一支菸，他考慮今天是不是有什麼非辦不可的事情，看來沒有。首先，所有的報紙和下一期雜誌都將是關於甘迺迪總統的，也許要搞好幾天甚至幾個星期。其次，他手頭也沒有什麼正在進行的新聞故事。除此之外，星期六和星期天很難在辦公室裡抓到什麼人，他們也不喜歡別人找上家裡去。他最近搞出了一篇頗受歡迎的連載文章，報導奧地利、巴黎和義大利的匪徒們如何一直在滲入雷柏大街──漢堡的一條半哩長的集中了無數夜總會、妓院以及種種罪惡場所的大街──的銷金窟，他還沒有收到稿費。他想應該跟買了這部稿子的那家雜誌連繫一下，接著又決定不這樣做。它到時候會付的，他眼下也不缺錢用。他三天前收到的銀行帳單表明他有五千馬克的存款，他想這還可以夠他花一陣子。

　　「你的毛病呀，夥計，」他一面對著西吉擦得亮晶晶的一個小鍋上面他的影像說，一面用食指涮洗著杯子，「就是你太懶了。」

　　十年前，他服兵役期滿時，一名人事官員曾經問他，今後打算做個什麼樣的人。他回答說：「一個無所事事的闊人。」

　　如今到了二十九歲，雖然還沒有達到目的（大概永遠不會達到了），他仍然認為這是一個完全合理的抱負。

　　他把手提半導體收音機拿到浴室裡來，關上門，免得吵西吉，然後一面淋浴和刮臉，一面收聽新聞。主要新聞是有一個人因謀殺甘迺迪已被逮捕。果然不出所料，整個新聞節目全跟甘迺迪謀殺案有關，別無其他。他擦乾身子回到廚房，又煮起咖啡來，這回煮了兩杯。

　　他把這兩杯咖啡端進臥室，放在床頭桌上。

　　西吉今年二十二歲，在學校念書時曾經是體操冠軍，畢業後她在一個女校當體育教員。過了一年，她出於經濟這個最根本也是最簡單的原因，換了職業去當漢堡的脫衣舞女。

　　這要比她當教員的薪水高五倍。

　　「問題是，」她有一次十分嚴肅地對覺得好玩的彼得．密勒說，「我在臺上的時候，我看不見燈光後面的任何東西，所以我不會感到難為情。如果我能看見他們，我想我早就逃下臺去了。」

　　話雖這樣說，但她下了臺把衣服穿上之後，仍會在夜總會裡挑一張桌子坐下，等待哪個顧客來請她喝上一杯的。唯一供她喝的飲料是香檳酒，至少一次半瓶，整瓶更好。在這上面，她可拿百分之十五回扣。雖然所有請她喝香檳的人，除了想藉此機會，瞪大了眼睛，對她雙峰之間的峽谷盡情欣賞個把鐘頭之外，幾乎毫無例外地都還別有企圖，但他們始終誰也未能得手。她是會體貼人通情達理的姑娘，她對顧客們那種色迷迷的神情所持的態度，與其說是其他姑娘在她們的嬌笑後面所隱藏的一種輕蔑的嫌惡，毋寧說是一種溫柔的惋惜。

　　「可憐的小人物，」，她有一次對密勒說，「他們家裡應該有個好女人才好。」

　　「你說什麼，可憐的小人物，」密勒抗議道：「他們都是些骯髒的老賭棍，口袋裡有得是可花的錢。」

　　「好吧，如果他們有人照顧，他們就不會那樣了。」西吉反駁一句。在這點上，她的女性的邏輯是不可動搖的。

　　密勒是由於偶然的機會見到她的，當時他正好來到雷柏大街基賽咖啡館樓下柯克特太太的酒吧間裡，跟店主人──一位老朋友和老夥伴──閒聊和喝上一杯。她是個大個子姑娘，身高五呎九吋，體形正好同身高相配稱，要換個矮一點的姑娘，就會顯得不合比例了。她隨著音樂用那些通常所謂的性感姿勢脫掉衣服。密勒對這一套司空見慣，只管呷他的酒，連眼皮都不抬一抬。

　　演出結束，掌聲四起，她沒有做出職業舞女那種討厭的歪頭姿勢，而是羞澀地、有點忸怩地對觀眾馬馬虎虎地微微一鞠躬，敷衍塞責地露齒一笑，就像一條訓練不足的獵狗，不顧人們為她下了多少賭注，卻只叼回了一隻才出毛的松雞。正是這一笑，而不是那老一套的舞蹈或體形，把密勒給迷住了。他打聽她肯不肯來喝一杯，於是她被請來了。

　　密勒是跟老板在一起，所以她就避免要一瓶香檳而叫了一瓶杜松子酒。使密勒驚奇的是，他發現她是個非常容易相處的人，就問她在演出結束後他是否可以送她回家。帶著明顯的保留，她同意了。密勒冷靜地打著他的牌，當晚並沒有去打她的主意。這是早春季節，當她從已經關閉的酒吧間出來的時候，她穿著一件最沒有魅惑力的粗呢大衣，他心想這是故意的。

　　他們只是在一起喝喝咖啡，聊聊天，她漸漸擺脫了先前的緊張，高興地談起來了。他得知她喜歡流行音樂、藝術、沿阿爾斯特湖邊散步、做家務以及看顧孩子。這以後，他們開始在她每星期中不上班的那個晚上出來吃吃飯或者看看電影，但不在一起睡覺。

　　三個月後，密勒把她帶到自己的床上，接著又問她是不是願意搬進來住。西吉是個對生活裡的大事非常死心眼的人，她早就決定要跟密勒結婚，她一直拿不定主意的只是她能不能先不跟他睡覺或用其他辦法而得到他。現在她很懂得，他一旦需要完全可以另找女人來占領他的另一半床鋪，所以就決定搬進去，並且使他的生活過得非常舒服，以至非跟她結婚不可。到十一月底，他們已同居六個月了。

　　就連密勒這個精通家務事的人，都不得不承認她把家管得非常之好。她從來不直接提到結婚，而是試圖通過別的途徑來探聽口氣。密勒裝做沒有注意到的樣子。在阿爾斯特湖畔陽光下散步的時候，她有時看見一個剛學走路的小孩，就會在他父母親慈愛的目光下逗著他玩。

　　「噢，彼得，他不像個小天使嗎？」

　　密勒會嗯嗯幾聲：「是啊，真可愛。」

　　這以後，她會使他掃興整整一個小時，就為他沒能懂得這個暗示。但他們在一起過得很幸福，尤其是彼得．密勒，他覺得這種安排是再合適不過的了：既有婚後的全部享受，卻又沒有婚後的種種束縛。密勒喝完他杯子裡剩的咖啡和西吉的那杯，正在走往浴室的半路上，電話鈴響了。他轉身進入起居室去接電話。

　　「彼得嗎？」

　　「是的，是誰呀？」

　　「卡爾……」

　　他的腦子還昏昏沉沉的，聽不出是誰的聲音，「卡爾？」

　　電話裡的聲音顯然不大耐煩。「卡爾．勃蘭特。怎麼回事？你還沒睡醒嗎？」

　　密勒醒過來了，「噢，唉啊，卡爾。對不起，我剛剛起來。什麼事啊？」

　　「瞧，是關於那個死去的猶太人的。我想跟你談一談。」

　　密勒莫名其妙，「什麼死去的猶太人？」

　　「昨晚上在阿爾托納開煤氣自殺的那個人，連這個你都記不起來嗎？」

　　「是啊，昨晚上的事情我當然記得，」密勒說，「我不知道他是個猶太人。他怎麼啦？」

　　「我想跟你談一談，」警察巡官說，「不過不是在電話裡。我們可以見見面嗎？」

　　密勒的記者頭腦馬上開動起來。凡是有什麼事情要說但又不願意通過電話來說，那必定是認為事關重要。至於勃蘭特，密勒更難相信一個警探會在一些無聊事情上賣關子。

　　「可以，」他說，「你有空出來吃飯嗎？」

　　「行。」勃蘭特說。

　　「好。如果你認為值得，我會出錢買的。」他說了鵝市場上一家小飯館的名稱，約定一點半鐘在那兒會面，就放下了話筒。他還是迷惑不解，因為他看不出，從一個老頭──不管他是或不是猶太人──在阿爾托納區貧民窟的一間出租房間裡的自殺，能搞出一篇故事來。

　　吃飯時，這位年輕的偵探似乎一直避免接觸他這次約密勒前來面談的那件事情。等到上咖啡時，他簡短地說了一句，「昨晚上那個人。」

　　「是的，」密勒說，「他怎麼啦？」

　　「你一定聽說過，我們也全都聽說過，戰爭期間甚至於戰前，納粹對猶太人所幹的那些事吧？」

　　「當然，在學校裡他們盡往我們腦子裡灌這些東西，不是嗎？」密勒感到迷惑和不安，像大多數德國青年一樣，當他十二歲左右在學校裡讀書時，人們告訴他說，他和他的所有同胞對重大的戰爭罪行都負有責任。他當時囫圇吞棗，甚至都不明白究竟指的是什麼。

　　後來就很難弄清楚老師們在戰爭結束後的年代裡講的那些話的意思了。沒有人可問，也沒有人想講，老師們和父母們都這樣。只是到了快成年的時候，他才有可能讀到一點有關的東西，儘管他所讀到的使他噁心，他卻沒有感到這跟他有什麼關係。那是另一個時間，另一個地點，遠得很了。事情發生時他並沒有在那兒，他的父親沒有在那兒，他的母親也沒有在那兒。他心裡自我辯解說，這跟彼得．密勒有什麼相干的呢，所以他從沒有去打聽過姓名、日期和種種細節。他奇怪勃蘭特為什麼提起這個問題。

　　勃蘭特攪動一下他的咖啡，他也有點不怎麼自在，不知道怎麼說下去。

　　「昨晚上那個人，」他終於說道：「他是個德國猶太人，他在集中營待過。」密勒回想起昨晚擔架上骷髏似的死人。他們最後都落得這麼個下場嗎？哪有的事。那個人無非是十八年前讓盟軍解救出來後活著活著就老死了。可是那張臉繼續浮現在他的記憶中。他從來沒有看見過或者至少沒有在知情的情況下看見過一個在集中營待過的人。他也從來沒有碰見過一個黨衛軍殺人犯，這點他可以肯定。真碰到了，一定會知道的啊。

　　他回想起兩年前在耶路撒冷審判埃希曼時報刊的熱烈反應。各報好幾個星期都連篇累牘地報導這件事。他想起在被告席上的那張臉，記得當時的印象是覺得它那麼平淡無奇，平淡得讓人洩氣。正是讀了有關審判的新聞報導，他才第一次稍稍明白，黨衛軍是如何幹那些勾當，他們又是如何逃脫處罰的。不過那些事都發生在波蘭、俄國、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是在很遠很遠的地方和很久很久以前。他看不出跟他有什麼切身的關係。

　　他把他的思路拉回到現在，拉回到勃蘭特的談話在他的心裡引起的不自在感覺。

　　「怎麼回事？」他問那警探。

　　代替回答，勃蘭特從他手提皮包裡拿出了用棕色紙裹著的一包東西，從桌面上推過來。「那老頭留下一本日記。實際上他並不太老，五十六歲。看來他當時就作了摘記，藏在他的裹腳布裡。戰後他全部改寫過，就成了這本日記。」密勒不是太感興趣地看了看那包東西，「你在哪兒找到的？」

　　「它就放在屍首旁邊，我揀起來帶回家了。昨天夜裡我把它看了一遍。」

　　密勒略帶挖苦地看著他的老同學，「怎麼樣，很壞吧？」

　　「可怕。我簡直沒法想像會是那樣壞，我是指他們對猶太人幹下的那些事情。」

　　「為什麼把它帶給我？」

　　勃蘭特這下感到不好回答了。他聳了聳肩膀，「我本來以為它可以讓你搞出一篇故事。」

　　「現在它屬於誰所有？」

　　「從法律上講，屬於陶伯的繼承人，可是我們永遠不會找到他們的。所以我想，它屬於警察局，不過他們也只是把它歸檔而已。你可以拿去，如果你想要的話。就是不要讓別人知道這是我給你的。我不希望局裡找我的麻煩。」

　　密勒付了賬，兩個人走出去了。

　　「好吧，我把它看一遍。不過我未必會為它大動感情，也許能給雜誌搞出一篇東西。」

　　勃蘭特半笑著轉向他，「你是個玩世不恭的壞蛋。」他說。

　　「不，」密勒說，「我不過像大多數人一樣，只關心眼前的事情。你怎麼啦？在警察局混了十年，我還以為你早已是個硬心腸的警官咧。這件事真讓你動感情了，是嗎？」

　　勃蘭特又顯得嚴肅起來。他看著密勒手臂下邊挾的那包東西，慢慢地點點頭：「是啊。是啊，是那樣，我從來沒有想到會那樣壞。再說，這並不都是過去的事情，事情是昨晚上在漢堡這兒結束的。再見，彼得。」

　　警探轉身走開，他不知道他犯了多大的錯誤。

　　二

　　彼得．密勒把棕色紙包帶回家來，到家剛過三點。他把紙包往起居室的桌上一甩，在坐下閱讀之前，先去煮好一大壺咖啡。

　　胳臂肘邊一杯咖啡，一支燃著的香菸，他靠在心愛的安樂椅中，把紙包打開。這本日記是一個用硬紙板做封面的活頁紙夾，深黑色塑膠的包皮，中間有一長串夾子，必要時可以抽出幾頁或插進幾頁。

　　全部日記是一百五十頁打字的稿子，顯然是用一架舊打字機打出來的，有的字打在格子上邊，有的打在下邊，有的字歪歪扭扭，或模糊不清。稿子主要部分似乎是十多年前寫成的或花了好幾年才寫成的，因為這些稿子雖然大部分很整潔，但白紙已明顯地變了顏色。稿子的頭尾有幾頁紙是新的，顯然是幾天之前才打出來的。打字稿前面是幾頁新紙的前言，後面則是某種後記之類的東西。查核一下前言後記的日期，都是在兩天前即十一月十一日寫成的。密勒推測，這是死者決心了結自己生命之後才打出來的。

　　他對第一頁上的幾段迅速掃了一眼，心裡頗感納罕，因為日記的語言是明晰而準確的德語，顯然出自一個受過良好教育和有文化素養的人之手。封面上貼著一方塊白紙，外罩一張大一些的方塊玻璃紙以免汙損。在方塊白紙上，是用黑墨水寫成的幾個粗大的正楷字：所羅門．陶伯日記。

　　密勒往後靠了靠，翻開第一頁，開始閱讀。

　　※※※

　　陶伯日記：前言。

　　我名叫所羅門．陶伯，我是個猶太人，行將去世。

　　我決心了結自己的生命，它既沒有什麼存在價值，也沒有什麼事要我去做。我全力以赴的那些事情已成泡影，我的努力毫無成效。我所見到的惡人，依然健在並飛黃騰達，而唯獨善良的人都化為塵土並備受嘲弄。我熟悉的朋友們，那些受難者和受害者，都已亡故，而唯獨那些迫害者卻仍在我的周圍。白天我在街上看到他們的面孔，晚上我見到早已死去的妻子伊斯帖的面孔。我之所以苟生至今，僅是為了還想再做一件事，還想再看一件事，而現在我知道這是永無可能的了。

　　對德國人民，我沒有仇恨或怨憤，他們是善良的人民。人民不是邪惡的，只有某些個人是邪惡的。英國哲學家柏克說得對，「我不知道有什麼辦法起草對一整個民族的起訴書。」不存在集體的犯罪，因為據聖經記載，上帝要毀滅所多瑪和哥摩拉，包括那裡的婦孺，因為那裡的男人罪惡過甚。但他們當中有一個正義的人，因為他是正義的，就得到了赦免。可見犯罪，正如得救一樣，都是個人的事。

　　當我走出里加斯圖．特霍夫集中營時，當我從走向馬格德堡的「死亡行軍」中倖存下來，當一九四五年四月英國士兵在馬格德堡解救了我的肉體，而我的靈魂卻仍然在桎梏之中時，我仇恨世界，我仇恨人民，仇恨樹木、岩石，因為它們共謀算計我，使我受苦受難。但我最恨的是德國人。那時我質問，正如在那之前的四年中多次質問過的：「為什麼上帝不打倒他們，打倒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把他們的城市，他們的房屋從地面上永遠摧毀。」上帝沒有這樣做，我也仇恨上帝，我哭訴上帝捨棄了我和我的人民──他曾引導我們相信是他的選民。我甚至說上帝並不存在。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又學會了愛，愛岩石和樹木，愛頭頂上的天空和流過城市的河流，愛迷途的貓犬，愛生長在石隙間的野草，愛那些在大街上由於我長得太醜陋而躲開我的孩子。它們和他們都是無可指責的。法國古諺說：「理解一切就是寬恕一切。」當一個人能理解人民，理解他們的幼稚可欺和他們的恐懼，他們的貪婪和他們對權力的欲求，理解他們的無知和他們對叫嚷最烈者的馴從，他就能寬恕了。是的，他甚至能寬恕他們的所作所為。

　　但是他不能忘卻。

　　然而有些傢伙，他們的罪行令人無法理解，因而也無從寬恕，真正的失敗就在這裡。他們仍舊在我們之中，在城市裡自由來往，在辦公室裡辦公，在餐廳裡吃飯，微笑，握手，稱呼體面人為「同志」。他們居然能作為很體面的公民，而不是逃犯，繼續生活下去，致使整個民族永受其個人罪惡的玷汙，這就是真正的失敗。在這件事情上我們失敗了，你們和我，我們都失敗了，而且敗得很慘。

　　最後，隨著時光的流逝，我又敬愛上帝了，並求主饒恕我幹的許多違反主的戒律的事情。

　　聽著，以色列人啊，上帝是我們的神，上帝是唯一的。

　　（陶伯的日記一開始用二十頁敘述他在漢堡出生和童年時代，他的工人階級的立過戰功的英雄父親，以及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攫取政權後不久父母的死亡。在三〇年代末期，他與一個名叫伊斯帖的姑娘結了婚，並當了一名建築師。由於他的雇主的干預，他在一九四一年之前才免於被抓到集中營。最後，在柏林被捕，當時他正去找一個委託人。他在一個中轉營地待了一個時期後便同其他猶太人一起被裝上運牲口的車廂馳向東方。）

　　火車最後在一個車站上停住了，這個日期我實在記不起來，我想那是我們在柏林被關進車廂整整六天六夜之後，突然火車不動了，一縷白光告訴我外邊是白天了。由於精疲力竭和惡臭刺鼻使我頭暈腦脹。

　　外面有人喊叫，有拉開門閂的聲音，車門打開了。反正我當時也看不見我這個原先是穿著白襯衫和熨得筆挺的褲子的人的模樣。（領帶和外套早就甩在地上了。）別人的視力也相當糟糕。

　　當明亮的光線射進車廂，人們抬起胳臂遮住眼睛，痛苦地尖叫起來。我看見車門才打開，便緊閉眼睛以免刺痛。這夥散發惡臭的人群亂哄哄地湧向月臺，互相擠壓，車廂空了一半出來。我一直是站在車廂的後半部，一面正靠在設置在車廂中半腰的車門，所以躲開了這場擁擠。雖然強光刺目，我還是冒險半睜一隻眼，直接踏上了月臺。

　　那些開車門的黨衛軍警衛，是些一臉卑鄙相的粗魯傢伙。他們用一種我聽不懂的語言嘰哩咕嚕地吆喝著，帶著厭惡的表情直往後靠。車廂裡有三十一個人橫七豎八地躺在地板上，受人踐踏。他們永遠也不會再起來了。餘下的人，餓著肚子，半睜著眼睛，衣衫襤褸，從頭到腳散發著臭氣，掙扎著走向月臺。乾渴使我們的舌頭與上齶粘在一塊，發黑而腫脹，嘴唇也乾裂了。

　　月臺那一頭，四十節來自柏林的車廂和十八節來自維也納的車廂，正在卸下乘客，其中一半是婦女和兒童。許多婦女和絕大部分兒童都是赤身裸體，粘滿汗汙，跟我們的模樣一樣糟糕。有些婦女跌跌撞撞爬到陽光底下來時手裡正抱著她們的已經死去的孩子。

　　向城裡進發之前，警衛在月臺上跑來跑去，用棍棒驅使這些流放犯排成隊伍。是座什麼城市？這些人講的是什麼語言？後來我發現這座城市是里加，這些黨衛軍警衛是當地招募的拉脫維亞人，他們與德國黨衛軍同樣瘋狂地反對猶太人，不過這幫人要更愚蠢得多，簡直是些人形野獸。

　　站在這些警衛後邊的，是一群畏畏縮縮穿著骯髒衫褲的人，每人胸前背後有一方塊黑布，上面印有一個大大的「Ｊ」字。這是來自猶太區的一支特別勞動隊，任務是清除牲口車廂裡的死人並運到城外去掩埋。他們也有人監督，這六、七個監督的人胸前背後也有「Ｊ」字，不過他們都帶有臂箍，拿著鎬把。這些人是猶太犯人警察，為了他們幹的這門差使，可以得到比旁的犯人好一點的食物。

　　有幾個德國黨衛軍軍官站在車站的遮陽篷下面，我只是在眼睛習慣了光亮後才看清了，他們其中有一個高高站在一隻貨箱上，觀察著從火車裡下來的這幾千個人骨架子，臉上帶著一絲滿足的笑意。他用一條皮條編成的黑色馬鞭輕輕敲著過膝的長靴。他穿著帶黑色和銀色黨衛軍徽飾的綠軍裝，非常合身，彷彿專為他訂做的似的。右領上戴著部隊黨衛軍的兩道閃電的標誌。左領上的軍階表明他是上尉。

　　他的身材瘦長，灰暗的黃髮，一雙無神的藍眼睛。後來我知道他是一個狂熱的虐殺狂，早有「里加的屠夫」之稱，後來盟軍也用這個名字稱呼他。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黨衛軍上尉愛德華．羅施曼。

　　※※※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清晨五點，希特勒的一百三十個師，分成三個集團軍，越過邊境入侵俄國，跟著每個集團軍後蜂擁而至的是黨衛軍清除隊。他們根據希特勒、希姆萊和海德里希的指令，清除廣闊的軍事占領區內的共產黨委員和居住在農村的猶太人，至於居住在城區的猶太人，則圈入每個地區首府的猶太區，留待以後「特殊處理」。

　　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軍隊占領了拉脫維亞首都里加，第一支黨衛軍突擊隊於該月中旬進駐。黨衛軍的保安勤務處和保安警察的第一個特遣支隊於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進入里加，並開始執行清除計劃，使奧斯特蘭（這是對被占領的波羅的海三國的重新命名）不再存在猶太人。

　　（柏林決定把里加作為德國和奧地利猶太人走向死亡前的中轉營地，一九三八年德國有三十二萬猶太人，奧地利有十八萬，一共五十萬左右。到一九四一年七月時，數以萬計的猶太人已被處置，主要是在德國和奧地利的各集中營，著名的如薩克森豪森、毛特豪森、拉芬斯布呂克、達豪、布痕瓦爾德、貝爾森以及波希米亞的特列森城等。但集中營愈來愈過於擁擠，鑑於隱蔽的東方似乎是消滅多餘的人的一個理想地點，於是就著手擴建或創建奧斯威辛、特來勃林卡、伯爾則克、索必博、凱爾姆諾和梅丹奈克等六個死亡營。

　　（在這些死亡營建成之前，必須找一個地點能盡可能多地處決掉這些人，並把剩餘的「儲存」起來。里加被選中了。

　　（在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至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之間，約近二十萬純粹是德國和奧地利的猶太人被運往里加。八萬人留在那兒，全部死難。十二萬人繼續運往波蘭南部上面提到過的六個死亡營，有四百人活著出來，其中的一半又死在斯圖特霍夫或死在去馬格德堡的「死亡行軍」途中。陶伯是從德意志帝國運往里加的第一批，於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八日午後三點四十五分到達。）

　　里加的猶太區是這個城市的一個組成部分，以前是里加猶太人的聚居區。我到那兒的時候，他們只剩下幾百人了。不到三個星期的時間裡，在羅施曼和他的副手克勞斯監督下，根據上面的命令，消滅了他們中的絕大部分。

　　猶太區在城市的北沿，再往北就是開闊的鄉村。沿著猶太區的南邊是一堵牆，其他三面則用多層鐵絲網嚴密封鎖。在北面有一座大門，這是進出的唯一通道。大門由駐著拉脫維亞黨衛軍的兩座瞭望臺衛護。從大門直通猶太區中心到達南牆的一條道，叫小丘街。街的右邊（對著大門從南往北看）是錫廣場，那是在點名時挑人和處決人的地方，即挑選苦役隊的人，執行鞭刑和絞刑等等。廣場中心樹立著絞刑架，上有八個銅鉤，常備的繩套在風中來回搖蕩。每天晚上絞刑架上至少吊著六個不幸的人，經常這八個吊鉤必須連續絞殺幾批，才能使羅施曼對他的日課感到滿足。

　　整個猶太區肯定不到兩平方哩，在這個方圓內曾住過一萬二千人到一萬五千人。在我們到達之前，里加的猶太人（至少還剩兩千人左右）完成了清掃瓦礫的工作。所以我們這批五千剛出頭的男人、女人和兒童住在裡面，還是寬敞的。但我們到達後，人還一天天不斷運來，直到這個猶太區的人數猛增到三萬至四萬之多。所以每當運來一批新的，就要從原來的居住者中處決一批，其數量恰好是等於新來的倖存者，以便給新來的人騰出地方。

　　如若不然，那麼過分的擁擠，就會使我們這些人中的勞動力的健康受到威脅。羅施曼更是不願出現這種情況的。

　　所以在我們搬進來的第一天晚上，住的是建築得最好的房子，一人一間房，睡在真正的床上，把簾子和外衣當毯子用。我隔壁房間的鄰居，在一個大水桶裡喝足了之後說，情況也許不至於太壞。我們還沒碰上羅施曼呢，當夏天轉換為秋天，秋天轉換為冬天時，猶太區的狀況變得更壞了。每天早上，所有的人──主要是男人，因為到達這裡的婦女和小孩被處決的要比適合服勞役的男人多得多──在拉脫維亞人的搶托的敲打下，被趕到錫廣場集中，開始點名。實際上一個名也不點，只是數數人頭，分成幾個勞動隊。幾乎所有的人，男女老少，每天都要列隊離開猶太區到鄰近大批新建的車間去進行十二小時的強迫勞動。

　　我早先曾說自己是個木匠，這是不真實的。不過作為一個建築師，我見過木匠工作，也完全了解怎麼做。我猜測──並且猜對了──木匠總歸是需要的，我被送到鄰近的木材場勞動，在那裡把當地產的松樹鋸開，為部隊預製臨時營房。

　　工作極其勞累，足以摧毀一個壯漢的筋骨，因為無論冬夏，我們大部分時間是在拉脫維亞沿海低窪地區又冷又潮的室外勞動的。

　　我們每天的口糧是：早上出發上工前，每人半公升所謂的湯，主要是著了色的水，有時裡頭有那麼一疙瘩馬鈴薯。晚上回到猶太區，又是半公升所謂的湯，加上一片黑麵包和一個發黴的馬鈴薯。

　　對於把食物帶進猶太區的處分，就是晚點名時在錫廣場馬上當眾絞死。儘管如此，冒這種危險卻是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徑。

　　每天傍晚當勞動隊伍拖著沉重的腳步回來進入大門時，羅施曼總是和他的幾個同夥站在入口處，對進來的人作現場檢查。他們可以隨意叫一個人，不論男女老少，命令他離開隊列在大門旁邊把衣服剝光。如果從衣服裡找到一個馬鈴薯或一塊麵包，那麼當其他人走向錫廣場進行晚點名時，這個人就得留在後面。

　　大家集合完畢後，羅施曼就昂首闊步地走來，後面跟著黨衛軍警衛和十來個倒楣蛋。其中的男人登上絞刑臺，脖子上套著絞索，等待點名結束。然後羅施曼沿著絞架走過，向他頭上的那些面孔齜牙獰笑，並且逐一踢去他們腳下的椅子。他喜歡在臨死者的當面幹這一手，使他們能看見他。有時他假裝要把椅子踢掉，而在最後一刻又把腳縮回來。

　　當他看到受刑者站在椅子上顫抖──以為自己已經吊在絞索上，實際仍舊站在椅子上──就縱聲大笑。

　　有時受刑人會祈禱上帝，有時他們會喊著求饒。羅施曼喜歡聽這個。他假裝自己有點聾，豎起耳朵問道：「你能大聲點嗎？你說了些什麼？」

　　他踢掉椅子──它實際上更像一個木匣子──之後，就轉過頭來對同夥說：「天哪，我真該有一個助聽器。」

　　在不多的幾個月裡，對於我們這些囚犯來說，愛德華．羅施曼變成了惡魔的化身。他幹什麼都是花樣百出的。

　　當婦女帶食物進來被抓著了，她首先得看著男人被處絞刑，特別是碰上其中有她的丈夫或兄弟。

　　然後羅施曼讓她在我們面前跪下（我們沿廣場的三面排列），由營地的理髮師剃光她的頭髮。

　　點名完了之後，她就被帶到鐵絲網外面的墓地，讓她掘一個淺坑，然後跪在坑邊，羅施曼或旁的黨衛軍用手槍頂著她的後腦殼開一槍。不讓任何人去看這種行刑的場面，不過拉脫維亞的警衛漏出一些風聲說，他時常讓子彈在婦女的耳朵邊擦過，使她因驚恐而掉進坑裡，然後再爬出來跪在原地。

　　有時他開空槍，只不過咔嚓一響，而這個婦女以為自己馬上就要死了。這些拉脫維亞人都是些凶殘的傢伙，但羅施曼搞的這些把戲卻使他們震驚。

　　在里加有那麼一個姑娘，自己冒著危險來幫助囚犯。她名叫奧莉．阿德勃，我相信她是從慕尼黑來的。她的姐姐傑達因帶食物進來已在墓地被槍斃了。奧莉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姑娘，得到了羅施曼的垂青。他收她當小老婆──正式的名義是女僕，因為一個黨衛軍與一個猶太姑娘是不許存在那種關係的。當她被允許到猶太人居住區來時，她經常偷帶一些藥品來，這是她從黨衛軍庫房裡偷的。這種事當然要處以死刑的。我最後一次見到她，是我們在里加船塢的船上做木工的時候。

　　在一個冬末，我確信自己活不了多久了。飢餓、寒冷、潮濕，過度的勞役和經常的肆虐把我健壯的體格折磨成皮包骨頭。我在鏡子裡看到的自己，已是一個眼邊紅腫，兩頰下陷，形容憔悴、毛髮稀疏的老頭了。我才剛到三十五歲，看起來年紀要長一倍。其實每個人都是如此。

　　我親眼見到數以萬計的人被送往森林裡的萬人坑，數以萬計的人死於凍餒和過度勞役，數以萬計的人死於絞刑、槍斃、鞭笞和棒殺。甚至在活了五個月之後，我就算是多活了。我剛上火車時顯示出來的那種生存的意志消失了，我現在不過是在機械地過著遲早非完蛋不可的日子。然而在三月間發生了一件事，使我獲得了活一年的意志力量。

　　我現在還記得住那個日期。那是一九四二年三月三日，「杜拉門德輸送車」第二次光臨的那天。

　　在此約一個月前，我們第一次看見開來了一輛奇怪的貨車。車的體積大約相當於大型單層公共汽車，漆成鐵灰色，沒有窗戶。車就停靠在猶太區大門邊。

　　早點名時，羅施曼說他要宣布一件事。他宣布，離里加八十公里杜拉河畔的杜拉門德城新建的一座醃魚工廠剛開工。他說這個工廠的工作輕，吃得好，住的條件也好。因為工作很輕，所以只有婦女、小孩和病、弱的人才可以去。

　　當然，很多人渴望去做這種舒適的工作。羅施曼走進隊列中來，挑選去的人。過去在這種場合那些年紀大，有病的人總是往後躲，大叫大喊，又拖又拉，死也不肯進入送往「處決山」的隊伍。這一次，他們似乎急於出頭露面了。最後選中了一百多一點人，全都爬進貨車。這時碰地一聲關上車門，目睹者看到他們多麼緊地擠在一起。貨車開走了，沒有排出一點廢氣。後來露出風聲揭了這輛貨車的底。原來杜拉門德根本就沒有什麼醃魚廠，那輛貨車是輛煤氣車。此後在猶太區的用語中，「杜拉門德輸送車」就意味著用煤氣燻死。

　　三月三日那天，在猶太區私下裡傳開了又要來一次「杜拉門德輸送車」的消息。果然，在早點名時羅施曼宣布了這件事。但這次沒有志願者向前擠，所以羅施曼面帶獰笑開始沿著隊列走過去，用他的馬鞭敲敲那些被挑上的人的胸脯。他狡黠地從四排和後排開始，估計能從這兩排找出老弱和不宜服勞役的人。

　　有個老年婦女預見到這一點，就站在前排，她肯定快有六十五歲了，可是為了活命她穿上了高跟鞋，長統黑絲襪，還不到膝蓋的短裙，戴了一頂花哨的帽子。她兩頰擦了胭脂，抹了粉，嘴唇塗得紅紅的。實際上她不論站在哪一堆猶太囚犯裡都是很顯眼的，但她幻想也許能夠冒充年輕姑娘混過去。

　　當羅施曼走到她面前時，停下腳步，盯著她，再三打量。接著他臉上浮起高興的獰笑。

　　「好哇，我們這裡有什麼樣的貨色？」他叫道，用鞭子指著她，讓他那些正在廣場中央監視著已經挑出來的百來個人的同夥們都來注意她。「年輕的小姐，你不願意坐車到杜拉門德去作一次小小旅行麼？」

　　老婦人因恐懼而顫抖，囁囁嚅嚅地答道：「不去，先生。」

　　「那麼，你多大歲數了？」當他的黨衛軍夥伴們開始哧哧發笑時，羅施曼興高采烈地問道：「十七歲？二十歲？」

　　老婦人的有節瘤的膝蓋開始發抖。她囁囁嚅嚅地說：「是的，先生。」

　　羅施曼叫喊道：「多麼美妙哇！好吧，我總是喜歡漂亮姑娘的。出來，站到中間去，讓大家都來欣賞你的年輕美貌。」

　　說著他就抓著她的胳臂，推搡著向錫廣場中央走去。到達那兒後，他讓她站在一個顯眼的地方並說道：「好囉，小姑娘，你這麼年輕又這麼漂亮，現在你也許願意為我們跳個舞吧！呃？」

　　她站在那兒，在寒風中發抖，因恐懼而戰慄。

　　她囁囁嚅嚅地說了些我們聽不見的話。

　　「你說什麼？」羅施曼叫嚷著：「不會跳舞？啊，我肯定像你這樣年輕美妙的小東西會跳舞的，你不會嗎？」

　　他的德國黨衛軍同夥們縱聲大笑。那些拉脫維亞人不懂他說的什麼，但也開始齜牙咧嘴。老婦人搖搖頭。

　　羅施曼的笑容消失了。「跳！」他咆哮著。

　　她微微曳足搖擺幾下，就停下來了。羅施曼掏出手槍！拉開保險，向離她的腳一吋的沙地上開了一槍。她因驚恐而跳起有一呎高。

　　「跳……跳……給我們跳，你這討厭的猶太娘子！」他叫嚷著，每當他說一聲「跳」時，就向她腳下的沙地開一槍。

　　他打完一夾子彈又接一夾，直到他的子彈匣中所有三個備用彈夾都打完了。他使她跳了半個鐘頭，甚至越跳越高，以至每跳一次她的裙子都圍著屁股飛舞起來。最後她倒在沙地上，死也罷，活也罷，反正再也起不來了。羅施曼把最後三顆子彈射向她臉面前的沙地上，沙土直噴進她的眼睛。在每次射擊間歇期間，老婦人上氣不接下氣的喘息聲甚至在廣場四周都能聽見。

　　他射擊完所有的子彈之後，又吆喝道：「跳。」

　　一面用他的長統皮靴踩她的肚子。在這過程中，我們全體鴉雀無聲，這時我旁邊的一個男人開始禱告了。他是個哈錫派教徒，個子矮小，滿臉鬍子，還穿著他的襤褸的黑色長外衣。儘管我們大部分人都凍得把帽子上的遮耳放了下來，他卻戴著他的教派的寬沿帽。他開始用顫抖的聲音一遍又一遍地背誦禱文，聲音逐步提高。我知道羅施曼正在最能使壞的勁頭上，便也默默祈求那個哈錫派教徒不要出聲，但是他不聽。

　　「聽著，以色列人啊……」

　　「閉嘴！」我從嘴角輕聲喝道。

　　「上帝是我們的尊神……」

　　「別吱聲！你要把我們統統都搞死的。」

　　「上帝是唯一的。」

　　他像個領禱牧師似的按傳統的方式拉長最後一個音節，如同阿吉巴教士奉提盧斯．魯孚斯之命在凱撒里亞的圓形競技場上死去時所做的那樣。就在這個當口，羅施曼停止了對老婦人的吆喝。他抬起頭來，像一頭野獸在嗅辨氣味似的，並把頭轉向我們。因為我比那個哈錫派教徒高出一頭，他就直看著我。

　　「誰在說話？」他尖叫著，穿過沙地向我大踏步走來，「你──走出隊伍來。」無可懷疑，他指的是我。我想：這回完蛋了。那又怎麼樣呢？沒關係，這一關遲早要過。當他走到我前面時，我站了出來。

　　他沒有說什麼，但他的臉像犯了癲癇似的扭成一團。然後，他臉上的肌肉鬆弛下來，換上了他的冷靜的豺狼式的微笑，這種微笑使得猶太區的每一個人，甚至拉脫維亞的黨衛軍，都不寒而慄。

　　他動手快極了，誰也看不清。我感覺到左頰重重地挨了一傢伙，伴隨而來的是一聲巨響，像一顆炸彈在耳膜旁邊爆炸了似的。然後就相當清楚但又毫不痛切地感覺到自己的皮膚像糟腐了的印花布似的從太陽穴直裂到嘴。我的左頰還沒來得及流出血來，羅施曼又動手了。這回是另外一種方式。他用鞭子抽擊我的右臉，使我的耳朵產生同樣的巨響，皮膚感到同樣的撕裂。這是一根兩尺長的皮鞭，靠柄的一段用軟鋼條作芯，剩餘的一尺來長用長皮條編成，沒有芯子，皮條辮能像撕裂薄棉紙一樣撕裂肌膚。我見過這種場面。

　　幾秒鐘之內，我感到熱血滴滴答答地開始流上我的外套的前襟，血從下頷滴下，宛如兩道小小的紅色噴泉。羅施曼從我身邊走開，然後又折回來，指著仍在廣場中央啜泣的老婦人。

　　「把這個老醜婆拉起來，送到車裡去。」他嚎叫著。

　　就這樣，在其他上百名受害者上車前幾分鐘，我把老婦人拄起來，抱著她頂著小丘街走向停在門口的貨車。我下頷的血，如注般地滴在她身上。我把她安置在貨車的後部，就準備下去了。這時，她的乾枯的手指用一種我意想不到的力量緊緊抓住我的手腕。她坐在那輛死亡車的地板上，把我拉向她，用一塊細麻布小手絹，那必定是她往昔的好日子的遺留物，給我還在流血的傷口止血。

　　她抬頭看著我，臉上布滿染睫毛油、胭脂、眼淚和沙土，但一雙黑眼睛卻亮得像星星。

　　「猶太人，我的兒子，」她悄聲說，「你必須活著。對我起誓，你要活著，對我起誓，你要活著走出這個地方。你一定要活下去，那你能把我們的人民在這兒的遭遇告訴外面的另一個世界的人們。答應我，向上帝的律法起誓吧。」

　　於是我起誓，無論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我要活下去。這時她讓我走開。我顛躓著走回猶太區，在半道上暈倒了。

　　我恢復勞動後不久，我作出了兩項決定。其一是祕密地記日記，夜裡用一根針和黑墨水在腿和腳上刺一些字和日期，以便有一天能夠把裡面發生的事全部重寫出來，作為對此應負罪責的那些人的精確的罪證。

　　第二個決定就是去當一名卡波，即一名猶太人警察。

　　要下這個決心是很艱難的。因為卡波就是來回帶著他們的猶太同胞去工作，常常還要帶著他們上刑場去的那種角色。此外，他們手提鎬把，逢上有德國黨衛軍軍官在場時，往往還狠揍他們的猶太同胞，逼迫他們更賣命地勞動。雖然如此，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我還是去找卡波的頭頭申請當一名卡波，這樣我就自絕於我的猶太夥伴們。卡波總是有空額的，儘管有較好的口糧、較好的生活條件和免於從事奴隸勞動，仍只有極少數人同意當卡波。

　　這裡我應該描述一下對那些不宜服勞役的人進行處決的方法。根據愛德華．羅施曼的命令，有七至八萬猶太人在里加是以這種方式處決的。當牲口列車把一批新囚犯運抵車站時，通常大約有五千名健壯的人，而死在路途中的總有一千人左右。只是在個別情況下，分散在五十節車廂裡的死亡人數才少到有那麼三幾百。

　　新來的人在錫廣場排好隊伍後，便開始處決選拔，不只是從新來的人當中挑選，也從我們所有的人當中挑選。這就是每天早晚要數人頭的原因。在新來的人中，那些老幼病弱的，大部分婦女和幾乎全部兒童，都被作為不宜服勞役的人挑選出來。這些人靠一邊站，然後清點留下來的人數。如果挑剩的有兩個人，那就從原有的人中再挑出兩個，這樣就等於新到五千，就送走五千到「處決山」去。這一來便不至於過於擁擠了。一個人可能經受住六個月奴隸勞動的折磨，再長就很少見了，一旦精疲力竭，羅施曼的鞭子就會在某一天敲敲他的胸脯，他就得加入死亡的行列。

　　起初，這些受害者排隊走向城外的一座森林。

　　拉脫維亞人把它叫做畢克里克森林，德國人重新命名為霍赫瓦爾德，即「高林」。這裡，在松樹中間的空隙地帶，由處死之前的里加猶太人掘了很大的深溝。在愛德華．羅施曼的命令監視下，拉脫維亞的黨衛軍在這裡用機槍把他們掃倒，屍體就掉進溝裡。剩餘的里加猶太人鏟上土，蓋住屍體，然後在上面再壓一層屍體，一直到溝填滿為止，然後再開一條新溝。

　　每當處決一批人時，我們在猶太區能聽見機槍的掃射聲。事後就望見羅施曼坐在他的敞篷車裡從山上下來穿過猶太區的大門。

　　我當了卡波以後，我與其他囚徒便完全斷絕了往來。我無需解釋我為什麼要去當卡波，因為多一個或少一個卡波沒什麼兩樣，不會使死亡名單有任何添減，但是為了幫德國猶太人復仇（不是拯救他們），哪怕只有一個活著的證人，可能就會使情況完全不同。這至少是我對自己一再提出的論據。然而，這是真實原因麼？或許我只不過是怕死？不管過去是什麼原因，反正在那年的八月之後，怕死已不成其為一個因素了。那時，發生了一件事，使我的靈魂死亡，只留下軀殼為倖存而掙扎。

　　一九四二年七月，從維也納運來了一大批奧地利猶太人，顯然這批人已無一例外地被打上「特殊處置」的標記，因為這一整批從來沒有到達猶太區。我們沒有見到他們，他們從車站直接向「高林」進發，並被機槍點了名。那天黃昏，四輛卡車載滿衣物從山上開來，衣物送到錫廣場以備挑揀。這些東西堆成像一所房子那麼大的山丘，然後挑揀分類成一堆堆的鞋、襪、褲衩，長褲、女外衣、夾克、剃鬍刷子、眼鏡、假髮、結婚戒指、圖章戒指、帽子等等。

　　當然這是處決流放犯的標準程序。所有在「處決山」被害的人都在墓邊剝光衣服，隨後他們的財物就被運送回來。這些財物經過挑揀分類後送回「帝國」。金、銀、珠寶則由羅施曼親自監管。

　　一九四二年八月，又有一批從特列森城運到。

　　特列森城是一處在波希米亞的集中營，數以萬計的德國和奧地利猶太人在送往東方處決之前，就關在那裡。當羅施曼在錫廣場上進行挑選時，我站在廣場的一邊望著他。這批新來的人都已在原來的營地被剃光了腦袋，除了大部分婦女是穿著女外衣這一點外，不大容易分辨出男女。在廣場上正對我的那一邊，有一個婦女引起了我的注意。雖然她形容枯槁，瘦得像根撥火棍，不停地咳嗽，但她的容貌有某種東西觸動了我的心弦。

　　羅施曼走到她面前在她胸脯上敲了敲，就走過去了。跟著他的拉脫維亞人立即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出隊伍，趕進廣場中央的人堆。這一批人中不宜服勞役的人很多，所以被選出來人的隊伍很長。這就意味著從我們這裡少挑些人就夠數了，雖然這個問題對我來說還不怎麼相干。作為一個卡波，我戴著臂箍，拿著棍子，額外的口糧已使我體力稍有增強。羅施曼雖然見過我的臉，但他似乎並不記得。他劈頭蓋臉地揍過那麼多人，所以挨過揍的人並不怎麼引他注意。

　　在那個夏日的傍晚，那些被挑上的人絕大部分都被編成隊伍，由卡波領著走到猶太區的大門口，然後由拉脫維亞人接收過去，走最後的四哩到「高林」去領死。

　　由於有一輛煤氣車也停在大門口，所以被挑上的人中最弱的百把人被從大堆人裡分離了出來。我正準備領那些倒楣的男女往大門口去，黨衛軍中尉克勞斯把我們五個卡波叫住了。「你們，」他叫道，「把這些人送上杜拉門德輸送車。」

　　當大隊人馬走後，我們五人伴送最後的百把人到停靠著煤氣車的大門口。他們大部分都一跛一跛地，步履蹣跚，有的咳嗽著。那個瘦弱的婦女也在其中，她的胸脯受著肺病的折磨。她知道自己在走向何處──他們都知道，但她也像旁的人一樣，順從地、踉踉蹌蹌地走到車子後面。她太虛弱了，爬不上去，因為車的後門離地面相當高，所以她轉過頭來讓我幫她上去。我們站在那裡，互相看著，一下子驚呆了。

　　我聽見有人從我後面走近，在車後門的卡波都脫帽立正。走來的人肯定是個黨衛軍軍官，我也跟著那樣做。那位婦女目不轉睛地盯著我。我身後的那個人走到前面來了。他是羅施曼上尉。他點點頭讓其他卡波繼續做，然後用他那雙灰藍色的眼睛盯著我。我想他無非是見我脫帽脫遲了，那天晚上該要抽我一頓了。

　　「你叫什麼名字？」他溫和地問道。

　　「陶伯，上尉先生。」我回答說，仍舊站得筆直。

　　「嗯，陶伯，你似乎有點遲鈍。你認為今天晚上我們應該使你活潑一點嗎？」

　　說什麼都是多餘的，判決已經下來了。羅施曼對那個婦女瞟了一眼，眯縫起眼睛，好像感到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這時他臉上浮起他那種緩慢的，豺狼式的微笑。

　　「你認識這個女人？」他問。

　　「是的，上尉先生。」我回答。

　　「她是誰？」他問道。我不能回答，我的嘴好像被膠粘住了。

　　「是你老婆嗎？」他繼續問。

　　我默默地點點頭。

　　他獰笑得更厲害了。「好吧，我親愛的陶伯，你怎麼不講禮貌呢？把這位太太扶上車吧。」

　　我直挺挺地站在那兒，動彈不了。他把臉靠近我，低聲說：「限你十秒鐘，扶她上去，不然你自己就上去。」

　　我慢吞吞地伸出胳臂，伊斯帖靠著我的胳臂。

　　她扶著我的胳臂爬上車去，旁的卡波等著關車門。

　　她上車後，從車上注視著我，兩顆淚珠湧上來，一邊一顆，滴落在臉頰上。她什麼話也沒有對我說，從始至終，我們沒有互相講一句話。車門砰地一聲關上了，車開走了；我最後見到的，就是她那雙注視著我的眼睛。

　　我花了二十年時間試圖理解她眼睛裡的神色。

　　是愛還是恨？是蔑視還是憐憫？是迷惘還是理解？

　　我永遠不會知道了。

　　煤氣車開走後，羅施曼仍然獰笑著，轉過頭來對著我，「陶伯，你可以繼續活下去，直到我們認為適宜消滅你的時候，」他說，「不過你也等於是個死人了。」

　　他說對了，這一天是我靈魂死亡的日子。那是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那年九月以後，我變成一個機器人，對什麼都不在乎了。不知寒冷或痛苦，根本沒有任何知覺。

　　我望著羅施曼和他的黨衛軍同夥的獸行，連眼皮都不眨一下。對於任何能觸及人們靈魂的事和大部分能觸及人們肉體的事我都無動於衷。我只是記下每一件事，每個微小的細節，把它們記在心上，或將日期刺在我的腿上。運人的列車不斷來到，走向「處決山」或上煤氣車，被處死，被埋葬。有時當我戴著臂箍拿著棍子走在他們旁邊把他們送出猶太區的大門時，我注視著他們的眼睛。這使我回憶起我讀過的一個英國詩人的詩篇，描述一個被迫活下去的古代水手，注視著他的因乾渴而死亡的同伴們的眼睛，從他們眼神裡看到了詛咒。不過我沒有發覺什麼詛咒，因為我甚至沒有犯罪的感覺。這種感覺在若干年後才到來。我才有一種行屍走肉的空虛……

　　※※※

　　（彼得．密勒看到深夜。對種種暴行的描述使他感到既單調又沉悶，好幾次他重新在椅子裡坐正，做三兩分鐘的深呼吸振作起精神，然後繼續看下去。

　　（一次在接近午夜時，他把日記本放下，再煮了些咖啡。

　　（在拉上窗簾之前，他站在窗口俯視大街。馬路的遠方雪莉咖啡館的燦爛的霓虹燈光射過斯坦大街。他看見一個業餘的妓女挽著一個商人的胳臂，這種姑娘是為了增加點收入才走向街頭的。他倆消失在遠處的一所公寓裡，商人將在那裡為半小時的肉欲發洩而付出一百馬克。

　　（密勒拉上窗簾，喝完咖啡，又拿起所羅門．陶伯的日記了。）

　　一九四三年秋，從柏林來了命令要把「高林」的幾萬具屍體發掘出來，用火或石灰永遠滅跡。這樁工作說來容易，做起來就不容易了。天氣已經入冬，大地快封凍了。這個命令使羅施曼好幾天情緒惡劣，不過為了執行命令而做的瑣細安排已夠他忙了一陣，沒有空閒跟我們打交道。

　　日復一日，可以見到新成立的勞動隊帶著尖鎬和鐵鍁走向山裡，進入森林；日復一日，一股股長龍似的黑煙衝向森林上空。他們把森林中的松樹作為燃料，但是大部已經腐爛了的屍體不容易燃燒，所以工作進度緩慢。最後他們改用生石灰，在每層屍體上蓋上生石灰。到一九四四年春天，土地化凍後，再填上土。

　　幹這種工作的人不是從猶太區派去的。他們不跟任何人接觸。他們也是猶太人，但被囚禁在附近最壞的集中營之一──沙拉斯．彼爾斯集中營。他們後來被斷了糧，不少人餓得去吃人肉，最後還是全都死了。

　　一九四四年春天，當這樁工作基本上完成後，猶太區終於被消滅乾淨。猶太區的三萬囚犯絕大部分被送往森林，成為松林裡在劫難逃的最後一批犧牲品。我們大約五千來人被轉移到皇帝森林集中營，留在我們後面的猶太區被付之一炬，然後用推土機推去灰燼。那兒原有的東西蕩然無存，只留下一塊幾百公畝的土地覆蓋著推乾了的灰燼【註】。

　　【註】原注，一九四四年俄國的春季攻勢把戰線向西推進得如此之遠，以至蘇聯軍隊經波羅的海諸國的南面挺進到他們西面的波羅的海海岸。這就把整個奧斯特蘭與德意志帝國分割開來，並引起了希特勒和他的將領們之間一場激烈的爭吵。將領們看到前景不妙，與希特勒力爭要撤回包圍圈裡的四十五個師。希特勒拒絕這個建議，重複他那鸚鵡學舌式的叫囂：「不是勝利就是死亡。」他給包圍圈裡的五十萬軍隊提供的全部東西就是死亡。這支部隊被切斷了供應，只能以日益減少的彈藥作戰以延宕不可避免的命運，最後投降了。其中絕大部分作為戰俘在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冬季裡被運往俄國，只有少數人在十年後返回德國。

　　（陶伯的日記中又用了二十頁打字的篇幅描述在皇帝森林集中營裡，在飢餓、疾病、苦役和營地警衛的暴行的重重壓力下進行的垂死掙扎。在此期間，沒有見到黨衛軍上尉愛德華．羅施曼的任何蹤跡。但他顯然還在里加。陶伯描述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初，那些黨衛軍軍官想到他們可能被復仇心切的俄國人生俘，不禁驚恐萬狀，準備不顧一切從里加的海路撤退，帶上最後殘存的一小批囚犯作為他們返回西面的「帝國」的通行證。當俄國人勢不可擋地向前挺進時，這成了集中營的黨衛軍人員相當普遍的做法。只要他們還能藉口需要完成一項對於「帝國」是重要的任務，他們就能繼續享有高於國防軍的優越地位，躲開被調去與史達林的師團面對面戰鬥的可怖前景。他們給自己分派的這項「任務」，就是把他們的過去統治的集中營裡少數殘存的可憐蟲押解回仍舊是安全的德國心臟地區。有的時候黨衛軍警衛的人數竟比蹣跚而行的犯人多十倍，這種莫名其妙的把戲變得十分可笑了。）

　　十月十一日午後我們到達里加市時，已僅剩下四千人。我們的隊伍直接走向船碼頭。我們能夠聽見遠處一種奇怪的響聲，像打雷一樣，沿著地面傳來。我們愣了一會，因為我們從未聽過炮彈或炸彈的聲音。消息隨即在我們這些被飢餓和寒冷搞得迷迷糊糊的人中間傳開──是俄國人的迫擊炮彈打到了里加的郊外。

　　當我們到達碼頭區時，那裡已布滿黨衛軍的官兵。我從來沒有同時在一個地點見過這麼多的黨衛軍。他們在那裡的人數一定比我們多。我們在一座倉庫前面排成幾行，大部分人又以為要在這裡用機槍把我們斃掉。但是並非如此。

　　顯然黨衛軍部隊打算利用我們這些數以十萬計的來過里加的猶太人中的最後殘餘，作為他們從俄國人的挺進中脫逃的口實，作為他們返回「帝國」的通行證。運輸工具是一艘貨船──逃出包圍圈的最後一艘，碇泊在六號碼頭。在我們望著它的時候，德國人正開始把靠碼頭較遠的兩座倉庫裡幾百名德國陸軍的傷兵用擔架抬上船。

　　羅施曼上尉到來時，已快天黑了。他一看到正在發船的狀況，倏地停了步。等他看清正往船上裝運的是德國陸軍的傷兵，便轉過頭來對抬擔架的看護兵大叫一聲：「停下來！」

　　他越過碼頭衝到他們面前，打了一個看護兵的耳光。他快步繞到我們囚犯的隊伍跟前吼道：「你們這些混蛋！到船上去把這些人攆走。把他們弄下來。這艘船是我們的。」

　　在跟我們一道來的黨衛軍的搶托推搡下，我們開始向跳板走去。一直站在後面觀看裝船的幾百名黨衛軍士兵跟著我們湧上船去。先頭的人一上甲板就抓起擔架往碼頭抬去，或者不如說，他們剛要往碼頭抬去，另一聲吼叫制住了我們。

　　當我聽到吼叫聲時，我正走到舷梯下面準備往上爬，我轉過頭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一個陸軍上尉正跑下碼頭，在舷梯口離我相當近的地方停下來。上尉抬起頭瞪著甲板上抬著擔架準備卸人的那幫人叫道：「誰命令把這些人抬走的？」

　　羅施曼從他後面走上來說：「是我。這艘船是我們的。」上尉轉過身子，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來，「這艘船是派來運陸軍的傷兵的，」他說，「它要裝走的是陸軍的傷兵。」

　　他說著就轉過頭去吆喝陸軍的看護兵繼續抬傷兵。我打量著羅施曼。他站在那兒顫抖，我以為他是在發怒，後來我看出他是恐懼，他害怕要留下來面對俄國人。俄國人不像我們，他們是帶著武器的。

　　他對看護兵尖聲叫道：「把他們撂下！我以『帝國』的名義徵用了這艘船。」看護兵不理會他，他們服從國防軍上尉。上尉離我只有兩米遠，所以我看清了他的臉。他因過度疲乏而臉色發灰，眼眶底下泛起黑斑。鼻側滿是皺紋，下頷上留著幾個星期沒有剃過的鬍碴。他看到裝載傷兵的工作重又開始，便打算從羅施曼身旁走過去監督他那些看護兵。從積雪碼頭上擁擠的擔架堆裡，我聽見一個漢堡腔的聲音叫道：「上尉，你幹的好事。你這頭豬。」

　　國防軍上尉正走到羅施曼跟前，這個黨衛軍軍官一把抓住他的胳臂，把他拖了個轉，並用戴著手套的手打他的耳光。他揍人耳光我是司空見慣，但今天這樣的下場倒從未見過。上尉挨了這一傢伙，搖晃搖晃腦袋，緊握拳頭，對著羅施曼的下巴用右手狠狠給了一拳。羅施曼踉踉蹌蹌倒退了幾步，仰面朝天地倒在雪地上，一小股血從嘴裡流出來。上尉向看護兵走去。

　　我看著羅施曼從槍套裡掏出黨衛軍軍官的「魯格爾」手槍，仔細地瞄準，對著上尉的後頸開了一槍。槍聲一響，一切活動都停止了。國防軍上尉搖晃地轉過身來。羅施曼再開一槍，子彈射進上尉的咽喉。他旋轉著朝後倒下，在著地之前就死去了。

　　當子彈擊中他的時候，他脖子上戴著的什麼東西飛出來了。後來我奉命把屍體投進水裡時，我路過那個東西，發現那是個掛在綬帶上的獎章。我始終不知道這個上尉的名字，但這個獎章是帶橡樹葉的騎士十字勳章。

　　（密勒讀到日記的這一頁時大為驚愕，漸漸又將信將疑起來，最後則深信不疑，怒火填膺。他把這一頁反覆讀了十來遍，確定還是無可懷疑的了，然後繼續閱讀日記。）

　　此後我們奉命把國防軍傷兵卸下船去，並讓我們把他們放在碼頭旁邊的雪堆上。我攙扶一個年輕士兵走下跳板往碼頭上去。他已經瞎了，他的雙目用從襯衫尾襟撕下的一塊布做為繃帶包紮著，繃帶很髒。他已經陷於半精神錯亂的狀態，老在找他媽媽。我猜測他肯定只有十八歲上下。

　　傷兵終於都下船了，命令我們囚犯上船。我們都被塞進一前一後的兩個貨艙裡，直到我們擠得幾乎不能動彈。然後艙門釘上了板條，黨衛軍開始上船。剛剛在午夜之前我們啟航，上尉顯然希望在破曉之前安全駛入拉脫維亞灣，以避免遭受俄國巡邏機的襲擊和轟炸。

　　花了三天時間才抵達但澤，已遠離德國的防線。在甲板下這個漆黑一片、上下顛簸的地獄裡的三天，沒有食物也沒有水，三天裡四千人死掉了四分之一。儘管沒有食物可以嘔吐，每個人還是因暈船而乾嘔。許多人就這樣吐死了，有的死於飢餓或寒冷，有的死於窒息。還有些人只是由於失去了生存的意志，往後一躺，向死亡投降了。船終於又碇泊了，艙門打開了，一股冰冷的冬天氣流衝進臭味撲鼻的貨艙。

　　當我們走上但澤碼頭時，死屍也搬出來成行地排在活人旁邊，以便計算人數與里加上船的是否相符。黨衛軍在數字方面總是很精確的。

　　後來我們知道里加在十二月十四日落入俄國人之手，當時我們還在海上航行。

　　（陶伯的磨難重重的航行要到達終點了。活下去的人從但澤用駁船送到但澤郊外的斯圖特霍夫集中營。直到一九四五年的頭幾個星期，他白天在柏格拉本的潛水艇工廠勞動，晚上住在集中營。在斯圖特霍夫又有好幾千人死於營養不良。他看著他們都死了，但他還活了下來。

　　（一九四五年一月，當俄國人挺進迫近但澤時，斯圖特霍夫集中營的倖存者又被趕往西去，在冬天的雪地裡向柏林進行臭名昭著的「死亡行軍」。這支活死人的隊伍，被他們的黨衛軍警衛當作在西方手裡謀求庇護的工具，被趕著往西穿過整個東德，一路上，冰凍雪寒，他們像蒼蠅似的大批死亡。

　　（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陶伯還是活了下來。最後殘存的人抵達柏林西面的馬格德堡，黨衛軍在那兒終於扔下他們自找活路去了。陶伯他們被安頓在馬格德堡監獄裡，由當地「民衛」組織的那些不知所措，無依無靠的老頭們照管著。「民衛」組織沒有食物可供他們的囚犯吃，又怕向前挺進的盟軍將來找到他們時不知會怎樣處理，於是准許囚犯中最健壯的人到附近農村去覓取食物。）

　　我上一次見到愛德華．羅施曼，是在但澤碼頭上被點數的時候。他穿戴得暖暖和和地以抵禦冬寒，正爬進一輛汽車。我以為這大概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了，但我還有一次見到他的機會呢。那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

　　那天我外出到城市東面的一個小村莊加德來根去，同另外三個人一起弄到一小口袋馬鈴薯。在我們背著馬鈴薯艱難地往回走時，一輛往西開的汽車從後面駛來。汽車停了一會與路上的一輛馬車打什麼交道，我向周圍瞥了一眼，並沒有特意想看看那輛駛過的汽車。汽車裡坐著四個黨衛軍軍官，顯然是在往西逃跑。有個人坐在司機旁邊，正在往身上套一件陸軍下士的制服外套，他是愛德華．羅施曼。

　　他沒有見到我，因為我的腦袋大部分包裹在一塊從舊馬鈴薯袋子上割下來的頭巾裡，以抵禦凜冽的春風。但是我看見他了。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就在汽車西駛時，四個坐在車裡的人顯然都在脫換他們的制服。當汽車在公路上消逝時，一件衣服從車窗甩出來落到地上。幾分鐘後我們走到那裡，停下來瞧瞧是怎麼回事，這是一件黨衛軍軍官的外套，戴著部隊黨衛軍銀色的兩道閃電的領章和上尉軍階。黨衛軍的羅施曼消失了。

　　二十四天以後當地解放了。我們根本不外出了，寧願在監獄裡挨餓也不願意上街去冒險。街上完全陷於無政府狀態。到四月二十七日早晨，城市完全平靜下來。那天早上九、十點鐘時，我在監獄的院子裡與一個老警衛談話。他似乎怕得要命，花了將近一小時解釋他和他的同伴們是跟阿道夫．希特勒毫無干係的，當然也就跟迫害猶太人的勾當毫無干係。

　　我聽見鎖著的大門外開來了一輛汽車，並聽到重重打門的聲音。這個老「民衛」走去開門。那個進門來的人警惕地手上拿著左輪手槍，那是一個我以前從未見過的全副戰鬥裝備的軍人。

　　他顯然是個軍官，因為有一個戴著淺口圓頂鋼盔手持步槍的士兵跟著他。他們默默無言地站在那兒，向監獄院子四圍打量。院子的一角堆著大約五十具屍體，這是在最近兩週裡死去的，誰也沒有力氣把他們掩埋掉。其他的人半死不活地沿著院牆躺著，想得到一點春天的陽光，他們的傷口在化膿發臭。

　　這兩個人互相看了看，然後看著年已七十的「民衛」。他也看看他們，不知該怎麼辦。然後他說了一句一定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學到的話：「哈囉，湯米。」

　　那位軍官回看了他一眼，又朝院子四周打量，用相當清晰的英語說：「你這該死的德國豬！」

　　我突然哭泣起來。

　　※※※

　　我並不太清楚我怎麼又回了漢堡。但我是回來了。我想我是要看看那兒還有沒有什麼過去生活的遺跡。那兒什麼也沒有。我出生和成長的街道在盟軍空襲引起的大火中全部燒光了，我工作過的辦公室，我的住宅等等一切東西都完了。

　　英國人把我安排在馬格德堡的醫院裡待了一陣，但我自動離開那裡，搭便車回了家。當我到家看到什麼也沒留下時，我終於心力交瘁徹底垮掉了。我在醫院裡與那些從一個叫做貝爾根─貝爾森的地方來的人住在一道，當了一年病號；次年在醫院裡當看護，照顧那些比我健康狀況更糟的人。

　　我離開醫院後，在我出生的漢堡找了間房子，消磨我的餘年。

　　（這本日記以顯然是最近打上字的兩張乾淨的白紙作為後記而結束。）

　　從一九四七年起，我就住在阿爾托納區的這個小房間裡。我離開醫院不久，就開始寫我和其他人在里加的遭遇。

　　但早在我寫完之前，我就發現從大屠殺中倖存下來的還大有人在。我最初的意圖是要作為證人，把事情經過告訴全世界，因為我當時相信自己是唯一的倖存者，而任何一個處在與世隔絕狀態下的人都會那樣想的，現在很清楚，這件事已經做過了。

　　所以我沒有把我的日記公開發表出來。我留著它，留著這些筆記，是希望某一天我至少可以作為在里加這個小範圍裡發生過的事情的證人。我甚至從來未讓任何人讀過我的日記。

　　回顧過去，為求倖存，為能寫下證詞而進行的努力，完全是一種時間和精力的浪費，因為別人已經把這些事做得比我好得多。我真希望當年不如在里加與伊斯帖一起死去。

　　甚至我最後的希望──看著愛德華．羅施曼站在法庭上，由我出庭證明他幹過的那些事──也永遠不會實現了。現在我明白這一點。

　　有時我在街上漫步，回憶這兒往昔的情景，但一切都永難復原了。我試圖與孩子們交朋友，但他們嘲笑我，躲開我。有一次我跟一個沒有逃開我的小女孩說話，她媽媽卻尖叫著走來，把她拉走了。

　　所以我沒有同多少人談過話。

　　有一次一個婦女來找我。她說她是從賠償處來的，並說我可以得到一筆賠償費。我說我什麼錢也不要。她感到很意外，堅持說由於過去的那些事，我有權利得到補償。我仍舊拒絕了。他們又派一個人來找我，我還是拒絕。他說拒絕補償是非常違反常情的。我意識到他的意思是這樣一來，他們就不好結賬。但我只去拿了他們給我訂的那份錢。

　　我還在英國醫院的時候，有個醫生問我，為什麼不移居到即將取得獨立的以色列去。我怎麼能向他解釋呢？我不能告訴他，在我對我的妻子伊斯帖做了那種事情之後，我永遠也不能到那塊土地上去了。我常思念那塊土地，並夢到那兒該是什麼樣子，但是我不願到那裡去。但是，如果我這幾行文字將來能夠在我永遠見不到的以色列土地上被閱讀，那裡會有人為我唸超度經文嗎？

　　　　所羅門．陶伯

　　　　阿爾托納，漢堡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彼得．密勒放下日記本，在他的安樂椅上靠了好一陣，抽著菸呆呆地望著天花板。快到早上五點的時候，他聽見門開了，西吉下班回來了。她驚訝地發現他還沒有睡覺。

　　「你搞得這麼晚在幹什麼？」她問。

　　「看東西。」密勒回答。

　　後來他們躺在床上時，最初的晨曦已烘托出聖邁克爾塔的尖頂。密勒則默默地望著天花板浸入了沉思。

　　「想什麼？」過了一會兒西吉說。

　　「沒想什麼。」

　　「我知道，知道你在想。想什麼？」

　　「考慮下一個想寫的故事。」

　　她轉過身來打量著他，「你要幹什麼？」她問道。

　　密勒往後一靠，掐掉他的菸蒂。

　　「我要去追蹤一個人。」他說。

　　三

　　在漢堡，當密勒和西吉已經入睡的時候，一架阿根廷洛納多航空公司的巨型客機掠過幽暗的卡斯蒂爾群山，進入最後一段航程，準備在馬德里的巴拉哈斯機場降落。

　　坐在頭等艙第三排靠舷窗的一個六十開外的男人，長著一頭灰白的頭髮，蓄著整齊的鬍子。

　　這個人當年的照片，現在只存下一張，年紀四十開外，留著短髮，捕鼠夾似的嘴上沒有鬍子。腦袋左側有一條筆直的髮路。曾經見過這張照片的只有很少幾個人，但恐怕他們誰也無法認出客機上的那個人就是他。他的頭髮從前額往後長得很厚密，沒有分髮路。他護照上的照片和他的新面貌是一致的。

　　那份護照上的名字說明他的身分是阿根廷公民理查多．蘇埃爾特斯先生，而這個名字本身就是他對世界開的一個獰惡的玩笑。因為西班牙語的「蘇埃爾特斯」的意思是「幸運」，而「幸運」在德語裡則是「格呂克」。那個一月夜間的客機旅客原名理查．格呂克斯，後來成為黨衛軍的上將，帝國經濟管理總署的首腦，希特勒的集中營總監。在西德和以色列的通緝名單上，他名列第三，僅次於馬丁．鮑爾曼和前蓋世太保頭子海因里希．繆勒。他的名次甚至比奧斯威辛的魔鬼醫生約瑟夫．曼格萊博士還要高。在敖德薩裡，他排行第二，是馬丁．鮑爾曼（自一九四五年起元首的大氅就落到了他的身上）的直接代表。

　　理查．格呂克斯在黨衛軍罪行中所起的作用是獨一無二的，而他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設法使自己完全失蹤的方式也是獨一無二的。作為大屠殺的主要策劃人之一，格呂克斯甚至超越了阿道夫．埃希曼，但他卻從未扣過一下扳機。

　　如果一個不了解情況的旅客被告知說，他身旁坐著的是何人，那他一定會奇怪，為什麼一個經濟管理機構的前首腦會在通緝名單上列於這麼高的地位。

　　如果他追問一下，那就會了解到，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間，在德國方面所犯下的違反人道的罪行，大概有百分之九十可以準確地歸在黨衛軍的名下。而在這百分之九十之中，大概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可以歸之於黨衛軍內的兩個部門，這就是帝國保安總署和帝國經濟管理總署。

　　如果你對一個經濟機構參與大屠殺這種說法感到奇怪的話，你就必須去了解一下當初進行這種殺人勾當時的意圖。

　　他們不僅試圖從歐洲地面上消滅每一個猶太人，以及大部分的斯拉夫人，而且要讓犧牲者對這一殺人特權償還費用。在毒氣室開設以前，黨衛軍已經在進行著歷史上最大的劫掠。

　　猶太人方面的情況，償還分三個階段。首先，他們被劫走職業、房屋、工廠，銀行存款、家具，汽車和衣物。然後他們被東運到奴隸勞動營和死亡營，而事先都向他們保證可以到那裡去重新安家，大多數人信以為真，於是隨身帶著他們所能帶的一切東西，一般是兩隻皮箱。在集中營廣場，這些東西也被拿走，包括他們身上穿的衣服。

　　從六百萬人的行李之中抄出了價值數以百萬美元的東西，因為當時歐洲的猶太人習慣於隨身帶著財富旅行，而波蘭和東部地區的猶太人尤其如此。從集中營，整車整車的金首飾、鑽石，翡翠、寶石，銀錠，金路易、金元以及各種鈔票和票據被運回德國境內的黨衛軍總部。黨衛軍在其存在的全部歷史中大大撈了一把。在戰爭臨近結束時，這筆財富的一部分變成了金條，打上帝國的鷹徽和黨衛軍的兩道閃電的徽誌，存放在瑞士、列支敦斯登、丹吉爾和貝魯特，而後來則成為敖德薩的基金。這些金條大部分現在依然保藏在蘇黎世的街道下面，由那個城市的得意揚揚的、偽善的銀行家們守衛著。

　　掠奪的第二階段是受害者的活的身體。活的身體中有能量，這也大有利可圖。在這一點上，猶太人同那些捉來時身無分文的俄羅斯人和波蘭人是處於同等地位的。凡是從任何方面來說都不適於工作的人一律作為廢物消滅掉。能工作的就租賃出去，或者是租給黨衛軍自己辦的工廠，或者是給像克虜伯．蒂森、馮．奧拜爾之類的德國工業康采恩，非熟練工人一天三個馬克，熟練工人四個馬克。「一天」這個詞兒意味著在二十四小時的時間內以盡可能少的食物和從活人身體中榨取盡可能多的工作。成千上萬的人就是這樣死在工作的地方。

　　黨衛軍是國中之國，它有自己的工廠、車間，工程隊，建築部門、修理和維修車間以及服裝部門。它能為自己製造所需要的幾乎一切東西，並且使用奴隸勞工來做這些工作。根據希特勒的命令，這些奴隸勞工是黨衛軍的財產。

　　掠奪的第三階段是死者的屍體。他們是赤身裸體地死去的，留下了一車車鞋子、襪子，牙刷，眼鏡，外套和褲子。

　　他們還留下了他們的頭髮，這些頭髮運回帝國做成供冬季戰鬥用的毛靴，而用鉗子從屍體上拔下金牙，後來就熔化成貯存在蘇黎世的金條。還嘗試過用骨頭做肥料，把人體的脂肪取出來做肥皂，但後來發現這樣做並不經濟。

　　負責掌管消滅一千四百萬人的勾當的整個經濟或營利方面的事務的，就是由那天夜裡在客機上坐在三排Ｒ號座上的那個人所領導的黨衛軍帝國經濟管理總署。

　　格呂克斯是這樣一個人，他不願冒著被吊死或一輩子失去自由的危險，在逃亡後再回到德國去。他不需要這樣做。

　　從祕密基金得到的慷慨供給，使他能在南美一直生活得很舒適，而且現在依然如此。他對納粹理想的忠誠並未被一九四五年的事件所動搖，這一點，再加上他過去的顯要職位，保證他在阿根廷的逃亡納粹分子中間享有很高的榮譽地位，而敖德薩正是由這批人領導的。

　　客機安全降落，旅客們平安無事地通過了海關。頭等艙第三排的那個乘客操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這使他完全能被當作是南美人。

　　出了最後一座樓，他乘上了一輛計程車。他出於長期的習慣，給了一個和朱爾布蘭旅館隔一條街的地址。在馬德里的中心區把計程車打發走以後，他拿起他的手提包，步行走完到旅館去的剩下的二百米。

　　房間早已預訂妥當，他登記後就上樓到他的房間去洗澡、刮臉。九點整，有人在他門上輕輕叩了三下，停頓一會兒，又是兩聲。他自己去開門，當他認出來訪者之後就退後一步。

　　新來的人把門關上，啪地立正，唰地舉起右臂，掌心朝下，行老式敬禮。

　　「勝利萬歲！」那個人說。

　　格呂克斯將軍對那個比他年輕的人讚許地點了一下頭，然後舉起他自己的右手，「勝利萬歲！」他的聲調更柔和些。他揮手讓來訪者就座。

　　坐在他對面的也是一個德國人，前黨衛軍軍官，這時是西德境內敖德薩的頭子。他感到極其光榮，能和一位這樣顯要的上級長官單獨會談，他懷疑這與三十六小時前甘迺迪總統之死有關。他沒有猜錯。

　　格呂克斯將軍從他身旁桌子上的早餐托盤裡為他自己和來訪者各倒了一杯咖啡，然後細心地點燃起一支皇冠牌的大雪茄。

　　「你大概已經猜出我這次突然地和多少擔點風險地訪問歐洲的原因吧，」他說，「因為我不願在這個大陸上作不必要的逗留，所以我將直截了當地說。」

　　那個從德國來的下屬期待地往前挪了挪身子。「對我們來說是大大地交了好運啦，」將軍繼續說下去，「必須不失時機地從這事件中獲得最大的好處。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當然，原則上是這樣，將軍。」那個較年輕的人急切地說，「但是以什麼具體方式呢？」

　　「我正要說到波昂的那幫奸細和特拉維夫的豬玀之間的祕密武器交易。你知道那個武器交易嗎？坦克、大炮和其他武器甚至現在還從德國流往以色列嗎？」

　　「是的，當然。」

　　「而你是否也知道我們的組織是竭盡全力地在支持埃及的事業，使它有一天在即將來臨的戰鬥中獲得完全的勝利嗎？」

　　「當然。我們已經組織了為此而招聘大批德國科學家的工作。」

　　格呂克斯將軍點點頭。「我等會兒再說這個問題。我現在所要涉及的是我們當前的政策，那就是使我們的埃及盡可能清楚地了解這一陰險的交易的細節，從而使他們能通過外交途徑對波昂作出最強烈的反應。阿拉伯人的這些抗議已在德國促成一個從政治角度強烈反對這筆武器交易的集團，理由是這筆交易將引起阿拉伯人的極大不安。這個集團，主要是在不知不覺之中，正在為我們行事，甚至是從內閣那樣的高度對蠢貨艾哈德施加壓力，要求取消這筆交易。」

　　「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將軍。」

　　「好，到目前為止，艾哈德並未取消武器的運送，但是他動搖了好幾次。對於那些願意看到德國─以色列武器交易得到圓滿執行的人來說，到目前為止的主要論據是，這筆交易得到甘迺迪的支持，甘迺迪要什麼，艾哈德就給什麼。」

　　「是的，確實如此。」

　　「可是現在甘迺迪死了。」

　　從德國來的那個較年輕的人往後挪了挪身子，新的形勢在他腦海裡展現出的遠景使他的雙目興奮得炯炯發光。那位黨衛軍將軍把雪茄上一吋長的菸灰彈入咖啡杯裡，把發紅的菸端指著他的下屬。

　　「因此，今年內必須使我們的朋友和支持者理解我們在德國境內的政治行動的主要綱領，是盡可能廣泛地促使公眾輿論反對這筆武器交易，支持德國的真正的傳統朋友阿拉伯人。」

　　「是的，是的，這能夠辦到。」那個較年輕的人笑得咧開了嘴。

　　「我們在開羅政府中的某些熟人，將保證促成一股由他們自己的和其他國家的使館提出的外交抗議的洪流。」將軍點點頭說道，「其他阿拉伯朋友將保證阿拉伯學生和阿拉伯人的德國朋友舉行示威。你的任務是用報刊宣傳來配合，可以利用各種形式的傳單和我們祕密支持的雜誌，在大報紙和雜誌上登廣告，運動與政府有密切關係的文官和政客，一定要說服他們支持日益高漲的反對武器交易的輿論。」

　　那個較年輕的人皺起了眉頭。「今天在德國很難促成一種反對以色列的情緒。」他自言自語地說。

　　「這不應該成為問題，」將軍嚴厲地說，「做法很簡單；從很實際的原因出發，德國不能因為這些愚蠢的、自以為是祕密的武器運輸而與八千萬阿拉伯人為敵。這個論據許多德國人，特別是外交人員會接受的。我們在外交部的老朋友可以動員起來。這樣一個實際的觀點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當然，經費就會撥下來的。主要之點在於，甘迺迪死後，約翰遜不見得會採取同樣的國際主義的、親猶太的觀點，艾哈德必定會受到來自各方，包括他的內閣在內的不斷壓力，要他把這筆武器交易擱置起來。如果我們能讓埃及人看到，我們已促使波昂政府的外交政策改變了方向，那麼我們在開羅的本錢一定會大大增加。」

　　從德國來的那個人連連點頭，作戰計劃已經在他眼前成形了。「一定辦到。」他說。

　　格呂克斯將軍回答說，「好極了。」

　　在他對面的人抬起眼睛。「將軍，您提到的那些目下在埃及工作的德國科學家……」

　　「噢，對了。我說過我以後要回到這個問題上來的。他們是我們徹底消滅猶太人的計劃的第二把尖刀。當然，你知道海爾旺的火箭的事嘍？」

　　「是的，長官。至少知道個大概。」

　　「但是不知道它們的真正用途？」

　　「呃，我估計，當然是……」

　　「用它們來向以色列扔下數噸烈性炸藥？」格呂克斯將軍寬容地笑了，「那你就大錯特錯了。不管怎樣，我看現在時機已經成熟，可以告訴你為什麼那些火箭和建造它們的人員實際上是這樣事關重要了。」

　　格呂克斯將軍靠回到椅背上，凝視著天花板，然後向他的下屬講述了海爾旺火箭的真相。

　　※※※

　　戰後不久，當法魯克王仍然統治著埃及的時候，成千的納粹分子和前黨衛軍成員逃離了歐洲，在尼羅河畔找到了可靠的避難所。在來到這裡的人之中有一批科學家。甚至在廢黜法魯克的政變之前，就有兩個德國科學家受法魯克的委託開始研究如何最後建成一座製造火箭的工廠。那是在一九五二年，這兩位教授是保羅．格爾克和羅爾夫．恩格爾。

　　在納吉布和他以後的納賽爾掌權後，這一計劃暫時中止了數年。但是在埃及軍隊於一九五六年在西奈戰役中遭到軍事失敗以後，埃及的這位新獨裁者恨得咬牙切齒地發誓總有一天要把以色列徹底消滅。

　　一九六一年，當他向莫斯科要求獲得重型火箭遭到最後拒絕後，格爾克─恩格爾的建造埃及火箭工廠的計劃就在一種想報復的心情下重新復活，並在這一年裡，經過日夜工作，毫無限制地投入大量經費，德國教授和埃及人終於在開羅以北的海爾旺建成了三三三工廠，並且開了工。

　　工廠開工是一回事，設計和建造火箭是另一回事。納賽爾的上層支持者們大部分還在二次大戰期間就是親納粹的，他們很久以來就和敖德薩在埃及的代表們保持著密切的接觸。埃及人從這裡得到了主要難題的答案──得到了製造火箭的必不可少的科學家。

　　不論俄國、美國、英國或法國都不願提供哪怕是一個人來幫助。但是敖德薩指出，納賽爾所需要的那種火箭，在大小和射程方面和維恩赫爾．馮．布勞恩的研究班子曾在彼內明德為夷平倫敦而製造的Ｖ─二火箭非常相似。而布勞恩的班子有許多人現在還能找到。

　　一九六一年晚些時候，招聘德國科學家的工作開始了。

　　其中有許多人受雇於設在斯圖加特的西德宇宙太空研究所。

　　但是他們遭到了挫折，因為一九五四年的巴黎條約禁止德國在某些領域內，特別是原子物理和火箭技術方面，進行研究或製造。他們還經常缺乏研究經費。對於這些科學家中的許多人來說，得到一個百事如意的地位、大量的研究經費以及設計真火箭的機會是太誘人了。

　　敖德薩在德國指定了一個招聘官，而他又雇用了一個前黨衛軍軍士海因茲．克魯格給他跑腿。他們倆一起搜遍了德國，尋找願意到埃及去為納賽爾製造火箭的人。

　　由於他們所能付給的薪水相當可觀，所以他們不乏優秀的應徵者。其中知名的有沃爾夫甘．皮爾茲教授，他曾從戰後的德國被招聘到法國，後來成為法國的「凡隆尼克」火箭之父，而這個火箭是戴高樂的太空計劃的基礎。皮爾茲教授於一九六二年初到埃及去了。歐根．山格博士和他的妻子伊倫娜也隨後去了，他們倆過去都是馮．布勞恩的Ｖ─二班子裡的人。約瑟夫．艾西格博士和基爾梅耶爾博士也去了，他們都是推進器燃料和技術的專家。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為紀念埃及共和國成立八週年，而在開羅街頭舉行的閱兵典禮上，全世界都看到了他們工作的第一批成果。兩枚火箭──「艾爾．卡希拉」和「艾爾．扎菲拉」，射程各為五百公里和三百公里──在喊叫著的人群中隆隆駛過。雖然這些火箭只是殼體，沒有彈頭或燃料，但它們是預訂為有朝一日向以色列發射的四百枚這種武器的第一批。

　　※※※

　　格呂克斯將軍停下來抽了一口雪茄，然後回到現在。

　　「現在的難題是，雖然我們解決了製造殼體、彈頭和燃料的問題，但是一枚導彈的關鍵在於電子遙控系統。」他把他的雪茄戳向西德的方向，繼續說下去，「我們沒能向埃及人提供的就是這個東西。

　　「倒楣的是，雖然有一些專長遙控系統的科學家和專家在斯圖加特和其他地方工作，但我們沒能說服任何一個稍有價值的人移居到埃及去。動身已到那裡去的全都是氣動學、推進器和彈頭設計方面的專家。

　　「但是我們已經答應埃及會有它自己的火箭，而它也決心要有。納賽爾總統堅決認為有一天埃及和以色列之間將爆發另一次戰爭，而戰爭也確會發生。他相信僅靠他們的坦克和士兵就能為他取勝。但我們的情報並不那麼樂觀。儘管在數量上占優勢，他們可能不會取勝。你想想，如果花了數億美元買來的蘇聯武器都不頂用，而最後卻是由我們的組織招募來的科學家們所提供的火箭贏得了這場戰爭，那我們的地位又將如何呢。我們的地位就將是不可動搖的了。我們就會做到一箭雙鵰，既保證得到一個永世感恩不盡的中東，為我們的人提供一個永久的安全可靠的家，又做到了把那個猶太豬的國家徹底毀滅掉，從而實現了元首的宿願。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也是一個我們不能也不會失敗的挑戰。」

　　那個下屬用敬畏但又稍帶困惑的眼光望著他的長官，在房間裡踱來踱去。「請原諒，將軍，四百枚中型彈頭真能把猶太人一勞永逸地結果掉？是會造成大規模的破壞，但是能全部毀滅嗎？」

　　格呂克斯驀地轉過身來，帶著得意的微笑凝視著那個較年輕的人。

　　「那是什麼樣的彈頭啊！」他喊道：「你以為我們僅僅把烈性炸藥浪費在那些豬玀身上嗎？我們已向納賽爾總統建議，而他也已非常高興地接受，那就是給「卡希拉」和「扎菲拉」裝上另一種類型的彈頭。其中有一些裝腺鼠疫的濃縮培養細菌，另外一些將在離地面很高的地方爆炸，把以色列的整個領地撒遍了放射性的鈷六十，在幾小時內他們將死於鼠疫或加瑪射線病。這就是我們為他們準備的東西。」

　　對方目瞪口呆地注視著將軍。「真妙，」他小聲地說，「現在我回想起，曾經讀到過關於去年在瑞士舉行的一次審判的某些資料，還以為只是謠傳，大部分證據全是保密的。那麼說這是真的了。但是，將軍，這真精采。」

　　「精采，是啊，如果我們敖德薩的人能夠給那些火箭裝備上必要的遙控系統，不僅使火箭朝著準確的方向飛，而且能操縱它們到達準確的爆炸地點，那就必勝無疑了。那個領導為火箭設計一種遙控系統而進行的全部研究活動的人，現在正在西德境內展開工作。他的代號是「火神」。你也許會記得，在希臘神話裡，火神是為諸神鍛造雷電的鐵匠。」

　　「他是一位科學家嗎？」從西德來的人驚訝地問道。

　　「不，當然不是。一九五五年當他被迫隱沒的時候，他本應回到阿根廷。但是我們要求你的前任立即給他準備一張假護照，使他能留在德國。然後從蘇黎世給他提供了一百萬美元的資金在德國開辦一個工廠。最初的目的是要利用這個工廠作掩護來進行當時我們感興趣的另一項研究工作，但是現在這項研究已擱置起來，改為研究海爾旺火箭的遙控系統了。

　　「火神所經營的工廠現在生產半導體收音機，不過這是個掩護。在這個工廠的研究部門裡有一批德國人甚至現在還在進行設計那種有朝一日會安裝在海爾旺火箭上的遙控系統。」

　　「為什麼他們不乾脆到埃及去？」對方問道。

　　格呂克斯又笑了，繼續踱來踱去。「這是整個行動中的最妙的一著。我已告訴你，在德國有人能搞出這種遙控系統，但是沒有一個人能被說服移居外國。現在在火神工廠的研究部門工作的那批人，實際上還以為他們是在為一項極端保密的合同工作，當然，是為波昂的國防部。」這回是那個下屬從椅子上跳起來了，把咖啡也灑到了地毯上。「老天爺！那究竟是怎樣安排的？」

　　「從根本上說相當簡單。巴黎條約禁止德國研究火箭。一個真正的波昂國防部官員，他恰巧也是我們的人，便要求火神手下的那些人員宣誓保密。當時這位官員有一位將軍陪同在場，而這位將軍是這些科學家在二次大戰時就認識的。這些科學家全都決心為德國而工作，哪怕是違反巴黎條約的條款，但並不一定準備為埃及工作。現在他們相信他們確實是在為德國而工作。

　　「當然，代價是驚人的。一般來說，這類研究工作只有一個大國才能進行。這整個計劃大大消耗了我們的祕密基金。現在你明白火神的重要性了嗎？」

　　「當然，」從德國來的敖德薩頭子回答說，「但如果他出了什麼問題，這個計劃能繼續搞下去嗎？」

　　「不能，那個工廠和公司都歸他個人所有，並由他一人經營。他既是董事長也是經理，是唯一的股東和投資人。只有他一人能繼續支付那些科學家的薪金和有關的巨額研究經費。所有的科學家都跟公司裡的人不發生任何關係，公司裡也沒有任何人了解這個過分龐大的研究部門的真正性質。其他工作人員認為在那個隔離的部門工作的人是在搞一個微波線路，準備在半導體市場上來個突破。保密措施被解釋為預防企業方面的情報刺探，兩個部門的唯一連繫人就是火神。如果他不在了，那整個計劃就要垮臺。」

　　「你能告訴我那個工廠的名字嗎？」

　　格呂克斯將軍考慮了片刻，然後說出那個名字。

　　對方吃驚地瞪著他。「可是我知道那些收音機的啊。」他說。

　　「當然。那是一個信用卓著的公司，並且製造信用卓著的收音機。」

　　「那麼那個經理，他是……」

　　「是的，他就是火神。現在你明白這個人的重要性和他幹的是什麼工作了吧。因此，還有另外一個指示給你。喏。」格呂克斯將軍從他的外衣裡側的口袋裡取出一張照片交給那個從德國來的人。

　　他迷惑不解地長時間凝視著那張臉，然後把照片翻過來讀背後的名字，「老天爺，我認為他在南美呢。」

　　格呂克斯搖搖頭，「恰恰相反，他就是火神。目前他的工作已進入決定性階段。因此，如果你萬一耳邊聽到什麼人對這個人問到什麼不便問的問題的話，你就應當讓那個人住嘴。先是警告，然後來個徹底解決。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同志？不讓任何一個人，我重複一遍，不讓任何一個人達到接近於暴露火神的真面目的地方。」

　　「就是這麼多，」格呂克斯說，「你照指示辦吧。」

　　四

　　「可你連他是不是還活著都不知道呢。」

　　彼得．密勒和卡爾．勃蘭特並排坐在密勒那輛停在勃蘭特住宅外面的車子裡。密勒是當這個巡官休假在家進午餐時找到他的。

　　「是的，我是不知道，所以首先我得把這點搞清楚。假如羅施曼已經死了，顯然，事情也就了啦。你能幫我的忙嗎？」

　　勃蘭特考慮了這個請求，然後慢慢地搖了搖頭，「不，對不起，我不能。」

　　「為什麼不能呢？」

　　「噯呀，我給了你那本日記就算幫了忙啦。這事就別外傳了。因為這本日記真叫我汗毛直豎，因為我想它也許能供你寫篇報導。但是我絕沒有想到你要追尋羅施曼。為什麼你不能就這本日記的發現寫篇報導呢？」

　　「因為這裡面沒有什麼可報導的，」密勒說，「我該說什麼好呢？說『稀奇呀稀奇，我發現了一卷活葉日記，在其中，一個剛剛用煤氣把自己燻死的老人描繪了他在戰爭中的經歷』嗎？你想會有哪個編輯肯買這個嗎？我認為日記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記錄，不過，這只是我的看法。戰後以來，已經出版了成百部的回憶錄，人們對這些東西已經膩味了。光是日記，在德國哪個編輯也不會買。」

　　「那你要幹什麼呢？」

　　「很簡單，根據日記，發動警方對羅施曼來一次大搜索，我就有可寫的啦。」

　　勃蘭特不慌不忙地把菸灰彈進儀表板上的菸灰匣裡。「警方不會來一次大搜索的。」他說，「咳，彼得，也許你了解新聞界，可是我卻了解漢堡的警方。我們的工作就是讓目前，也就是一九六三年的漢堡沒有犯罪案件。誰也不會去派那些已經疲於奔命的偵探為了一個人二十年前在里加的所做所為而去探索他的。沒有那種事。」

　　「但是至少你可以提出來呀？」

　　勃蘭特搖搖頭，「不，我不。」

　　「為什麼不呢？這是怎麼回事？」

　　「因為我不想惹事。你行。你是個單身漢，沒牽累。只要你想幹，你連鬼火都追得。我有老婆，有兩個孩子，還有份好差事，我可不想弄丟我的差事。」

　　「這怎麼會弄丟你的警察差事呢？羅施曼是個罪犯，不是嗎？警察就該是抓罪犯的。問題出在哪兒呢？」

　　勃蘭特撚滅了菸頭。「這事很難捉摸。但是在警察局有這麼一種態度，這東西很抽象，只是一種感覺。就是覺得對黨衛軍的戰爭罪行調查的太起勁，對一個年輕的警察的前途是沒有好處的。反正什麼下文也沒有，報告乾脆被駁回。可是你打過報告這一條卻進了你的檔案，往後你也就甭想提升了。嘴上誰也不說，但是每個人心裡都明白。所以假如你想要在這方面冒尖，你就自己幹吧，別找我。」

　　密勒坐著，眼睛盯著擋風玻璃外面。「好吧，如果是那種情況的話，」他最後說道：「但我總得有個入手的地方。陶伯死後還留下別的什麼嗎？」

　　「哦，有張簡短的便條。我那時要用，附在我那份關於自殺的報告裡。這會兒一定已經歸檔了，卷也封了。」

　　「他在那便條上怎麼說的？」密勒問。

　　「沒說什麼，」勃蘭特說，「他只說他要自殺。哦，還有一件事，他說他留下的雜物就交給他的一個朋友，馬克斯先生。」

　　「好，那就是個入手的地方。這個馬克斯在哪兒？」

　　「我他媽的怎麼會知道？」勃蘭特說。

　　「你是說便條上的全部內容就是這些，就提了馬克斯先生？沒有地址嗎？」

　　「沒有，」勃蘭特說，「就提了馬克斯，沒說住在哪兒。」

　　「好吧，他準在附近什麼地方。你沒有找過他嗎？」

　　勃蘭特嘆了口氣，「你說話時動動腦筋好不好？我們警察局裡忙著呢。你知道漢堡有多少個馬克斯？單是電話簿上就有好幾百。我們不能為尋找這某個馬克斯花上幾個星期。反正這個老頭子留下來的東西還不值十個芬尼呢。」

　　「那麼，就這些啦？」密勒問，「沒有別的啦？」

　　「沒啦。假如你想找馬克斯，歡迎你試試。」

　　「謝謝，我一定找。」密勒說。這兩個人握了手，勃蘭特又回到了他家的午餐桌上。

　　第二天早晨，密勒第一件事就是訪問陶伯住過的屋子。

　　開門的是個中年人，身穿一條髒褲子，繫著背帶，穿件無領襯衫，敞著脖子，下巴周圍留著三天沒刮的鬍楂。

　　「早。你是房東嗎？」

　　那個人把密勒上下打量了一番，點了點頭。他身上散發出劣等雪茄菸的味道。

　　「這兒幾夜前有個人開煤氣自殺了。」密勒說。

　　「你是警察局來的？」

　　「不，報館的。」密勒把他的記者證給那人看了看。

　　「我什麼也說不上來。」

　　密勒不費什麼周折就把一張十馬克的鈔票塞進那人手中，「我只要看看他的房間。」

　　「我已經租出去了。」

　　「他的東西你怎麼處理的？」

　　「放在後院，我沒有別的辦法。」

　　一堆破爛就放在地下，在濛濛細雨裡還散發著煤氣味。

　　一架老掉牙的打字機，兩雙鞋面磨得發了白的鞋子，幾件雜七雜八的衣服，一堆書和一條有邊飾的白絲圍巾，密勒設想那一定是件跟猶太宗教有關的東西。他搜遍這堆破爛，但是沒有地址本，也沒有任何寫給馬克斯的東西。

　　「都在這兒了嗎？」

　　「都在這兒了。」那人在後門簷下很不耐煩地瞧著他說。

　　「你有房客名字叫馬克斯的嗎？」

　　「沒有。」

　　「你知道有哪個叫馬克斯的嗎？」

　　「不知道。」

　　「老陶伯有什麼朋友嗎？」

　　「我不清楚。他獨來獨往，整天跑跑顛顛，老在那兒瞎閒逛。要我說呀，是瘋啦。可他倒是按時繳房租，從來不找麻煩。」

　　「從來沒看到他跟什麼人在一起嗎？我是說，在外面街上。」

　　「沒有，從來沒有，好像從來沒有朋友。不奇怪，他老愛獨個兒嘟嘟囔囔，是瘋啦。」

　　密勒離開了，開始在街上來回打聽。很多人記得曾看見這個老頭慢吞吞地碎步走著，低著頭，裹著一件齊踝長的外衣，頭上戴著一頂羊毛小帽，手上戴著羊毛手套，手指尖都從手套裡伸出來了。

　　他在陶伯住的這一帶街上奔跑了三天，查詢了牛奶場、雜貨鋪、肉鋪、五金店，酒吧間和紙菸店，截攔了送牛奶的人和郵差。星期三那天下午，他發現一群頑童在對著倉庫的牆踢足球。

　　「什麼，那個老猶太人？瘋子所利嗎？」這群孩子的頭頭回答了向他提出的問題。其餘的孩子圍了上來。

　　「就是那個人，」密勒說，「瘋子所利。」

　　「他是瘋啦，」孩子堆裡有一個說，「他老是這麼個走法。」

　　這孩子聳起兩肩，把頭縮了進去，兩隻手捏緊短外套圍著自己，慢吞吞地向前挪了幾個碎步，一面獨自嘟噥著一面向四下裡張望。別的孩子在哄笑中散開去了，其中有一個猛地推了那個表演者一下，把他打趴在地。

　　「有人看見過他和別的什麼人在一起嗎？」密勒問，「看見他和別的什麼人談過話嗎？和另外一個男人？」

　　「你想知道幹什麼？」孩子頭懷疑地問道：「我們沒有整過他呀。」

　　密勒漫不經心地在手裡晃動著一個五馬克的硬幣。八對眼睛注視著這個銀光閃閃的翻滾著的硬幣，八個腦袋慢慢地搖了搖。密勒轉過身去走開了。

　　「先生。」

　　他停下步轉過身來，這群孩子中最小的一個趕上了他。

　　「有一次我看見他和一個人在一起。他們在談著話，坐著談話。」

　　「在哪兒坐著？」

　　「下游那邊，在河岸的草地上。那兒有些長凳，他們坐在一條凳子上談話。」

　　「另外那個人有多大年紀啦？」

　　「很老了，有好些白頭髮。」

　　密勒把硬幣拋給他，沒指望這會提供他什麼線索。但是他還是朝河邊走去，向河岸草地的兩頭仔細眺望。岸邊有許多長凳，全是空的。在夏天，會有很多人沿易北河濱河道坐著，望著許多巨大的定期輪船進進出出，但不是在十一月底。

　　他左手邊靠岸的一帶是漁港，有六隻北海拖輪停在碼頭上，正在卸下剛捕獲的青魚和青花魚或準備再出海。

　　孩提時，彼得從一個轟炸時被疏散去的鄉村農場回到這個被破壞了的城市，在瓦礫和廢墟中長大成人。他最喜歡去玩的地方就是阿爾托納區這個沿河的漁港。他喜歡漁人，這些粗獷、和藹，發散著瀝青、海鹽和強烈的菸草氣味的人。他想起了里加的愛德華．羅施曼，並且奇怪怎麼同一個國家會培育出他們兩種不同的人來。

　　他的思想轉回到陶伯身上，又考慮起當前的問題。他能在什麼地方遇見他的朋友馬克斯呢？密勒知道還差點什麼，但又說不具體。一直到他回到車上開到阿爾托納火車站附近停下來加油時，才得到了答案。這是常見的那種靈機一動。

　　管油泵的人說，高級汽油漲價了。為了跟顧客找話說，他又加上一句，說這些天來錢越來越薄了。他進去拿找零，剩下密勒睜大眼瞪著打開了的錢包。

　　錢，陶伯從哪兒弄到他的錢呢？他沒有工作。他拒絕接受德國政府的任何賠償。可是他按時交付房租，而且一定還剩下一些來吃飯。他才五十六歲，所以他不可能領養老金，但是他大概會領取喪失工作能力的生活津貼，很可能領的。

　　密勒把找零放進口袋，發動了他的「美洲虎」，開到阿爾托納區郵局。他走到標著「年金津貼」字樣的窗口跟前。

　　「請問，領年金的人什麼時候來領款？」他向鐵格後面的胖小姐問道。

　　「當然是月底。」她說。

　　「那要碰上是星期六，怎麼辦？」

　　「週末例外。這個月月底正碰上星期五，就是後天。」

　　「包括那些領喪失工作能力的生活津貼的人嗎？」他問。

　　「每一個有資格領年金津貼的人都在月底最後一天取款。」

　　「在這兒，這個窗口嗎？」

　　「住在阿爾托納區的人就是在這兒取。」這個婦女回答。

　　「在什麼時間呢？」

　　「一開門就開始。」

　　「謝謝你。」

　　星期五的早晨，密勒回到這兒。他望著老頭老太太們排著隊在郵局開門時開始顛巍巍地進了門。他靠對面的牆站著，觀察他們出門後的去向。許多人白髮蒼蒼，但是絕大多數都戴著帽子禦寒。天氣又轉乾燥了，晴朗，但是寒冷徹骨。快十一點時，一個滿頭白髮亮晶晶像團絲棉似的老人從郵局的門裡走出來，數著他的錢，查明沒錯，把它放進裡面口袋，向四圍看了看，彷彿在找什麼人。幾分鐘過後，他轉過身開始緩慢地走開去。在拐彎處，他又四下張望，然後朝河岸方向的博物館街走去。密勒離開牆尾隨著他。

　　老人花了二十分鐘才走完濱河道到達易北河之前的半哩路，然後他拐上河岸，跨過草地，在一張條凳上坐了下來。

　　密勒從後面緩緩走近他。

　　「是馬克斯先生嗎？」

　　密勒繞過條凳的一端走來，這時老人轉過臉來。他沒有表現出驚訝，好像他經常被完全陌生的人認出來似的。

　　「是的，」他嚴肅地說，「我是馬克斯。」

　　「我叫密勒。」

　　馬克斯嚴肅地斜著頭聽著，默不作答。

　　「你在等候陶伯先生嗎？」

　　「是的，我是在等他。」老人一點也不詫異地說。

　　「我可以坐下嗎？」

　　「請吧。」

　　密勒坐在他的旁邊，所以他們兩人都面向著易北河了。

　　一艘巨大的從橫濱開來的貨輪「香田丸」在潮水中正放慢速度順流而下。

　　「恐怕陶伯先生已經死啦。」

　　老人睜眼盯住這艘駛過的輪船。他既沒有表示悲哀也沒有表示驚訝，彷彿這種消息是司空見慣的，也許確實如此。

　　「噢。」他說。

　　密勒扼要地告訴他上星期五晚上所發生的事。「你好像不覺得奇怪。他是自殺的。」

　　「毫不奇怪，」馬克斯說，「他是一個很不幸的人。」

　　「你知道，他留下了一本日記。」

　　「是的，他有一次跟我說起過。」

　　「你讀過嗎？」密勒問。

　　「沒有，他不讓任何人讀，但是他跟我提起過。」

　　「日記記述的是戰爭時期他在里加度過的那段時間。」

　　「是的，他告訴我他曾經在里加待過。」

　　「你也在里加待過嗎？」

　　這個人轉過臉，用那雙哀傷的衰老的眼睛瞧著他。「沒有，我是在達豪。」

　　「喏，馬克斯先生，我需要你的幫助。你的朋友在他的日記裡提到過一個人，一個黨衛軍軍官叫做羅施曼的，愛德華．羅施曼上尉。他曾經向你提起過他嗎？」

　　「我？是的，他告訴過我有關羅施曼的事。那就是使他活下去的真正理由，希望有一天為揭發羅施曼提供人證。」

　　「他在日記中是那麼說的，我在他死後讀過，我是新聞記者，我要設法找到羅施曼，檢舉他。你明白嗎？」

　　「明白。」

　　「但是，假如羅施曼已經死了，那就沒有必要了。你能記得起陶伯先生知不知道羅施曼是否還活著，並且還是自由的？」

　　馬克斯凝視著「香田丸」正在消失的船尾達好幾分鐘。「羅施曼上尉還活著，」他簡單地說，「並且是自由的。」

　　密勒熱切地傾身向前，「你怎麼知道的？」

　　「因為陶伯看見過他。」

　　「是的，我讀到過，那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初。」

　　馬克斯遲緩地搖了搖頭，「不是的，是在上月。」

　　密勒瞪眼瞧著這個老人，面馬克斯則凝視著河水，又沉默了好幾分鐘。

　　「上月？」密勒最後重複說，「他說過他怎麼看見他的嗎？」

　　馬克斯嘆了口氣，然後轉向密勒，「是的。他晚上很晚還在散步，他往常不能入睡時常常去散步。當他經過國家歌劇院走回家時，正好一群人從裡面湧出來，在他們走上人行道時他停了步。他說他們都是有錢人，男人穿著常禮服，婦女穿著皮大衣，戴著珠寶。有三輛計程車排在人行道邊等候他們。看門人攔住過路人好讓他們登上車子。這時他看見了羅施曼。」

　　「在那群歌劇觀眾當中？」

　　「是的。他和另外兩個人登進了一輛汽車開走了。」

　　「請你注意，馬克斯先生，有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他能絕對肯定那是羅施曼嗎？」

　　「是的，他說他能。」

　　「可是自從他最後一次看見他以來，已經大約有十九個年頭啦。他一定有很大的變化。他怎麼能這麼肯定呢？」

　　「他說他微笑了。」

　　「他什麼？」

　　「他微笑了，羅施曼微笑了。」

　　「那是大有講究的嗎？」

　　馬克斯點了幾次頭。「他說你只要看見過一次羅施曼那種微笑法，你就永遠不會忘記它。他沒法形容這種微笑，他只是說，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在上百萬人當中，他都能把它認出來。」

　　「我懂了。你相信他的話嗎？」

　　「是的，是的，我相信他看見了羅施曼。」

　　「好吧，就算我也相信。他記下這輛計程車的號碼了嗎？」

　　「沒有。他說他簡直就發愣了，只是眼巴巴望著汽車開走了。」

　　「糟糕，」密勒說，「它很可能開到一家旅館去。假如我有號碼，我就能問司機他把那一夥開到哪兒去了。所有這一切是陶伯先生什麼時候告訴你的？」

　　「上個月我們領到津貼的時候。在這兒，坐在這條長凳上告訴我的。」

　　密勒站起來嘆了口氣，「你一定明白沒有人會相信他的話吧？」

　　馬克斯的眼光離開河面，轉到記者臉上。「哦，是的，」

　　他輕輕地說，「他明白那一點。你清楚，那就是為什麼他要自殺的原因。」

　　那天晚上，彼得．密勒照例對他母親進行了週末的探望。也和平常一樣，她嘮嘮叨叨地問他吃飽了沒有，一天抽多少香菸，衣服洗了沒有。她是一個矮矮胖胖、五十開外、管家婆式的人物，她總是不那麼甘心承認她的獨生子的全部志願竟只是當個記者。

　　當晚，她問起他此刻正在幹些什麼。他扼要地告訴了她，提到他想追蹤下落不明的愛德華．羅施曼。她嚇了一大跳。

　　彼得悶著頭吃飯，對他母親滔滔不絕的非難和責備充耳不聞。

　　「你老得東跑西顛地去報導那些下賤的罪犯和壞人的勾當，那就已經夠糟糕的了。」她說，「那畢竟還沒有跟那些納粹分子廝混在一起啊。我不知道要是你的親愛的爸爸地下有知該會怎麼想，我真不知道。」

　　他忽有所思，「媽媽。」

　　「什麼事，好孩子？」

　　「在戰爭的時候──在許多集中營裡……黨衛軍對人們的所作所為，你有沒有懷疑過──你有沒有想過它還在繼續？」

　　她氣虎虎地忙著收拾飯桌，過了幾秒鐘她說：「可怕，英國人在戰後讓我們看了一些影片。我一點兒也不想再聽這種事情了。」

　　她急急忙忙地出去了。彼得站起來跟她走進廚房，「你還記得一九五〇年我十六歲時，我和一個學校團體到巴黎去的事嗎？」

　　她躊躇了一下，往水槽裡放水準備洗碟子。「是的，我記得。」

　　「我們被帶去訪問一個叫做聖心的教堂。那兒剛剛做完一個祈禱儀式，為追悼一個叫做讓．穆林的人的祈禱儀式。一些人從裡面出來，聽見我跟另外一個孩子說德國話。這群人當中有個人轉身向我啐了一口。我記得唾沫順著我的外套流了下來。我記得後來我回家告訴了你。你還記得你說了些什麼嗎？」

　　密勒太太使勁地擦洗著一個盤子。

　　「你說法國人就是那麼回事，髒習慣，你說。」

　　「是的，他們有這種髒習慣。我向來不喜歡他們。」

　　「噯呀，媽媽，你知道我們在讓．穆林死前對他都幹了些什麼呀？不是你，不是爸爸，不是我。但是我們，德國人；或者不如說是蓋世太保，這在千百萬外國人眼裡似乎是一碼事兒。」

　　「我不想聽。好啦，已經夠了。」

　　「好吧，我也沒法告訴你，因為我並不清楚。毫無疑問，總有地方留下記載的。但問題是，我被啐並不因為我是蓋世太保而因為是德國人。」

　　「你應當為此驕傲。」

　　「哦，我是為此驕傲，相信我，我是的。不過那並不意味著我該為納粹，為黨衛軍、為蓋世太保而驕傲。」

　　「行了，沒有人為他們而驕傲，不過沒有必要再繼續談了。」

　　像平時他跟她爭辯時一樣，她給纏得很狼狽，在抹盤巾上擦乾雙手之後就忙著回起居室。他尾隨著她不放。

　　「咳，媽，你聽我說。在我讀到那本日記之前，我甚至從來都沒有問過，所謂我們誰都有份的那些事究竟是些什麼事。現在，至少我開始去了解啦。那就是為什麼我要去找這個人，這個惡魔，假如他還在的話，他應當受審判才對。」

　　她坐在長靠椅上幾乎哭出來了。「小彼得，請別管他們了，就別再繼續追究過去了，追究沒有任何好處。它這會兒是過去了，過去了也就完了，最好把它忘掉。」

　　彼得．密勒面對著壁爐架，那上面擺設著鐘和他的死去的父親的照片。他穿著他的上尉軍服，帶著密勒忘不了的那種和藹的、有點憂傷的微笑，從像框裡向外凝視著，這是在最後一次離家重返前線之前拍攝的。

　　彼得在十九年之後，當他的母親請求他中止對羅施曼的追究時看著他父親的照片，他對他父親的記憶還異常清晰。

　　他能記得戰前當他五歲時，他的父親帶他到哈根貝克動物園，給他逐個指出所有的動物，耐心地讀著每個籠子前小洋鐵牌上的詳細介紹來回答這個孩子沒完沒了的問題。

　　他能記得一九四〇年他父親應徵入伍後如何回到家裡，他的母親又如何哭哭啼啼，他又如何覺得婦女們因為有個穿軍服的爸爸這種了不起的事去哭，真是多麼愚蠢。他回憶起一九四四年他十歲的一天，一個軍官上門來告訴他的母親，她的英勇戰鬥的丈夫在東線犧牲了。

　　「再說，沒有人再需要這些可怕的揭露了，也再不需要這些沒完沒了，把什麼都公諸於眾的可怕的審判了。即使你真的把他找到，也沒有人會為此來感謝你。他們乾脆就會在街上給你指出，我是說，他們不需要再有什麼審判了，現在不要啦，太晚啦。彼得，看在我的面上，就此罷手吧。」

　　他記得十月末那一天報紙上用黑邊框起來的姓名欄，跟每天的一樣長，但那天可不同，因為半腰裡有這麼一條：「為元首和祖國而戰死。密勒．歐文，上尉，死於十月十一日，在奧斯特蘭。」

　　就這麼幾個字，再沒有別的了。沒有說明地點、時間或死因。只是成千上萬的名字中的一個。這些名字從東線源源而來，填滿了不斷加長的黑框框，一直等到政府認為它有損士氣才停止刊登。

　　「我是說，」他的母親在他後面說，「至少你該考慮你父親死後的名聲。你想，他願意他的兒子苦苦追究過去，想要再扯出一次戰爭罪犯的審判來嗎？你想那是他所希望的嗎？」

　　密勒轉過身走向房間另一端他母親跟前，雙手放在她的肩上，向下盯著她那雙惶惶然的青瓷色的眼睛。他彎下身輕輕地吻著她的前額。

　　「是的，媽媽，」他說，「我想那的確是他所希望的。」

　　他走了出去，上了車，駛回漢堡，感到怒火中燒。

　　※※※

　　每個熟悉漢斯．霍夫曼的人和許多並不熟悉他的人都一致同意他是個合適的角色。他是個快五十歲的人了，一頭已趨灰白的頭髮經過細心梳理，剪成最新流行的式樣，指甲也是修飾過的，這使他成了個漂亮的老少年。他那套不深不淺的灰色衣服來自沙維爾街，他的質地厚實的絲領帶來自卡爾丁。他身上那種豪華的高級趣味全都是只要有鈔票就能做得到的。

　　如果他的全部本錢僅僅是外貌，那他是成不了西德最富有和最成功的雜誌出版家之一的。戰後，他以一個手搖印刷機開始，為英國占領當局印刷傳單，他在一九四九年創辦了一家屬於最早一批的畫報週刊。他的公式很簡單──文字寫得聳人聽聞，配上那些足以使所有競爭者相形之下就好像是初搞花邊讀物的生手似的圖片。這條公式很有效。他的八家聯營雜誌，從以少年為對象的愛情故事，到記敘富人和尤物行業的花哨的新聞記事，使他成為大富豪。然而新聞時事雜誌《彗星》仍然是他的愛物，他的寵兒。

　　橫財使他能在奧特馬興購買了一所奢侈的農家風格的房屋，一座農舍式的山間別墅，一座海濱別墅，一輛「勞斯萊斯」牌汽車和一輛「法拉利」牌汽車。他順便還弄到了一個美麗的妻子（她的全部穿戴都來自巴黎）和兩個他很少見面的漂亮孩子。在德國，只有漢斯．霍夫曼這麼一個百萬富翁，儘管到處金屋藏嬌，經常調換情婦，但他那一串相好的照片卻從來沒有上過他那些飛短流長的雜誌。他也是非常精明的。

　　※※※

　　那個星期二的下午，他讀了所羅門．陶伯日記的頭幾頁之後，就闔上了封面，背向後靠，瞧著對面的這個年輕記者。

　　「好了，我能猜著其餘的了。你想要幹什麼？」

　　「我認為那是個重要的記錄，」密勒說，「整本日記中都提到一個叫愛德華．羅施曼的人，黨衛軍的上尉，整個里加猶太區的司令官，殺了八萬個男人、婦女和小孩。我相信他還活著而且就在西德。我想找到他。」

　　「你怎麼知道他還活著？」

　　密勒簡潔地告訴了他。

　　霍夫曼噘著嘴，「證據太不充分了。」

　　「那倒是真的。不過，值得再調查一下。我弄到過許多報導都是從很少一點開始的。」

　　霍夫曼想起密勒過去發掘出使政府大為狼狽的新聞故事的才能，他莞爾笑了。只要通過確認，證明是千真萬確，霍夫曼很樂於發表的。它們使得發行量直線上升。

　　「那麼，估計這個人──你稱呼他什麼？羅施曼？估計他早就列在通緝名單上了。如果警察都沒能找到他，你根據什麼認為你能夠呢？」

　　「警察真是在查嗎？」

　　霍夫曼聳聳肩，「想必在查吧。我們給他們付工資就是為了這個。」

　　「給他們幫一點忙沒害處，不是嗎？就查一查他是否還真的活著，抓到他沒有；如果已經抓到，下文又如何？」

　　「那你希望從我這兒得到什麼呢？」霍夫曼問。

　　「授權試它一試。如果沒有什麼結果，我就罷休。」

　　霍夫曼轉動他的椅子，把臉轉向眺望風景的窗子。窗外是一大片碼頭區，在二十層樓底下相隔一哩開外的地方，起重機和停靠碼頭蜿蜒數哩。

　　「你有點越過你的路子了，密勒。為什麼突然感到興趣？」

　　密勒苦苦思索。設法出售主題常常是最費勁的一關，一個自由記者必須首先向出版人或編輯出售故事和故事的主題，與讀者見面那是在很久以後。

　　「這是一個人們感興趣的好故事。如果《彗星》雜誌能夠找到本國警察都沒有找到的那個人，那可是個獨家新聞，這種事人們會想要知道的。」

　　霍夫曼向外凝視著十二月的天空，不慌不忙地搖著頭，「你錯啦，我不授權給你就是因為這個道理。我認為那是人們最不想要知道的事啦。」

　　「但是你瞧，霍夫曼先生，這可不一樣。羅施曼殺死的這些人──他們不是波蘭人和俄國人。這些人是德國人──是的，是德國的猶太人，但是他們是德國人。為什麼人們不想要知道呢？」

　　霍夫曼轉回身來，不再看向窗戶，把他的胳臂肘放在書桌上，下巴靠在指節上。「密勒，你是個好記者。我喜歡你的採訪故事的方法，你已經有你的風格了。而且你是一個發掘者。我只要拿起電話，就可以在這個城市裡雇到二十個，五十個、成百個人，而且告訴他們做的他們都會做到，派他們去採訪的他們都會採訪來。但是他們自己卻不能去發掘。你能，因此你從我這兒得到大量的工作而且將來還會更多，不過這一件不行。」

　　「那為什麼呢？它是篇好故事。」

　　「聽著，你還年輕。我要告訴你關於新聞界的一些事兒。新聞界是一半人負責寫精采的故事，另一半人負責把它們賣出去。你能做第一部分工作，而我能做第二部分，因此你我所處地位不同。你認為這是一篇人人願讀的故事，因為里加的犧牲者是德國猶太人。我要告訴你的是為什麼確實沒有人願意讀這篇故事，它是世界上他們最不想讀的東西。除非有一天這個國家有條法律強制人們去購買刊物並閱讀對他們沒用的東西，否則他們就只肯買刊物去讀他們想要讀的東西。而我給他們的就是那種東西，他們想要讀的東西。」

　　「為什麼關於羅施曼的就不想要讀呢？」

　　「你還不明白嗎？那我就告訴你。戰爭剛開始前不久，每個在德國的人至少認識一個猶太人。事實是，在希特勒上臺之前在德國沒有人恨猶太人。在歐洲所有國家中，我們給予我們的猶太少數民族的待遇是最好的。比法國好，比西班牙好，比波蘭和俄國更好得沒法說，在俄國屠殺猶太人是很殘酷的。

　　「後來希特勒上臺了。告訴人們猶太人應該對第一次世界大戰負責，對失業負責，對貧窮負責，對一切的錯事負責。人們不知道該相信什麼是好。差不多每個人都認識一個好猶太人。再不然也是無害的。人們有猶太朋友，是好朋友；有猶太雇主，是好雇主；有猶太雇員，是工作刻苦的工人。他們服從各項法律；他們不傷害任何人。然而希特勒在這兒說他們要對每一件事負責。

　　「所以當囚車開來把他們帶走時，人們沒有任何行動。他們躲在一旁，他們保持沉默。他們甚至開始相信叫嚷得最凶的人。因為人就是這樣的，特別是德國人。我們是一個順從的民族。它是我們最偉大的力量，也是我們最大的弱點。它能使我們在英國陷於罷工時創造經濟奇蹟，但也使我們跟隨像希特勒那樣的人進入一個大得不得了的萬人塚。

　　「多少年來人們沒有打聽過德國猶太人的遭遇。他們就是失蹤了──沒有別的。每次戰犯審判都讓人們了解一些華沙、盧布林、比亞里斯托克的從無識別的不知名的猶太人──那些無名的，未詳生平的波蘭和俄國猶太人──的遭遇，這就已經夠嗆的了。現在你卻想有根有據地告訴他們，他們隔壁鄰居發生了什麼事。現在你能懂了嗎？這些猶太人」──他拍著日記──「他們認識的這些人，他們在大街上和他們打過招呼，在他們的鋪子裡買過東西，當他們給帶走讓你的羅施曼先生去對付的時候，他們就在附近站著。你想他們願意閱讀有關這些的報導嗎？你再也挑不出比這更叫德國人膩味的故事了。」

　　漢斯．霍夫曼說完，背向後靠，從書桌上的菸盒中挑了一支上等雪茄，用金的「都彭」打火機點燃它。密勒坐著細細琢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那一定也就是我母親所說的意思了。」他終於說。

　　霍夫曼哼了一聲，「可能。」

　　「我還是要找那個雜種。」

　　「別管它啦，密勒，放棄它。沒有人會感謝你的。」

　　「公眾的反應，那不是唯一的原因吧？還有另外的原因，不是嗎？」

　　霍夫曼通過雪茄的煙霧銳利地盯著他。「有。」他乾脆地回答。

　　「你是怕他們吧──還怕嗎？」密勒問。

　　霍夫曼搖搖頭，「不是的。我就是不想惹麻煩，就是那麼回事。」

　　「什麼樣的麻煩呢？」

　　「你聽說過一個叫漢斯．哈貝的人嗎？」霍夫曼問道。

　　「一個小說家吧？聽說過，他怎麼啦？」

　　「他本來一向在慕尼黑經營一個刊物，是早在五〇年代初期的時候。也是一個好刊物──像你一樣，他是一個極好的記者。刊物叫做《星期回聲》。他恨納粹，所以他寫了一系列揭露自由自在居住在慕尼黑的前黨衛軍成員的文章。」

　　「他出什麼事啦？」

　　「他沒出事。有一天他收到比平常更多的信件，有一半信來自廣告客戶，取消了訂單。另外一封信來自他的銀行，要求他去一趟。他去了，銀行告訴他即日起對他停止貸款。一星期內，刊物破產了。這會兒他在寫小說，都是些好小說，不過他不再經營刊物了。」

　　「這麼說我們該怎麼辦呢？就讓他們嚇得不敢出聲嗎？」

　　霍夫曼從嘴上把雪茄一抽。「我並不是一定要阻攔你，密勒。」他說，他的眼睛閃著光，「過去我恨這些雜種，現在我也恨他們。但是我了解我的讀者，而他們並不想知道愛德華．羅施曼的事。」

　　「好吧，我很遺憾。不過我仍舊要搞。」

　　「你知道，密勒，如果我不了解你，我會以為這背後有個人恩怨呢。不要把個人恩怨扯到新聞事業裡去，這對新聞報導不好，對記者也不好。再說，你怎麼解決錢的問題呢？」

　　「我有些積蓄。」密勒站起來要走。

　　「祝你順利。」霍夫曼說，站起來走過書桌，「我告訴你將來我要幹什麼，有一天羅施曼被西德警察逮捕並投進監獄，我將授權你報導這個故事。那是道道地地的新聞，所以要公諸於眾。如果我決定不印出來，我也會出錢把它買下來，這就是我的作風。但是在你尋找他的過程中，你不能拿著我的雜誌當後臺。」

　　密勒點點頭，「後會有期。」他說。

　　五

　　星期三早晨也是以色列情報機構五個部門的頭頭集會進行每週一次非正式討論的時間。在大多數國家內，各個不同情報機關之間明爭暗鬥的情況是傳奇性的。在俄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憎惡ＧＲＵ【註：格魯烏，指的是蘇聯與俄羅斯聯邦的軍事情報機構──軍隊總參謀部情報總局。】的胡作非為；在美國，聯邦調查局不願與中央情報局合作。英國保安部把倫敦警察廳特別處看做一幫跑不了路的警察，而法國ＳＤＥＣＥ【註：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裡騙子之多，連專家們都搞不清法國情報機關究竟是政府的一部分，還是黑社會的一部分。

　　以色列是走運的。五個部門的首腦每週一次集會，友好地交談，各部門之間並無摩擦。這是一個被敵人包圍的國家得益之處。會上，傳遞著咖啡和冷飲，在座的人用名字彼此稱呼，氣氛是輕鬆的，工作效率要比那種書面備忘錄成災的地方高得多。

　　十二月四日早晨，摩薩德的主管人、以色列情報總局五個有關部門的首腦米爾．阿密特將軍，趕來赴會，正在途中。從他那由司機駕駛的車身很長的黑色轎車車窗看出去，美妙的曙光正灑向特拉維夫鱗次櫛比的粉牆。但將軍無心觀看，他憂心忡忡。

　　煩惱的原因是當天早上凌晨時分，他接到一份情報。這份短短的情報在檔案處無窮無盡的案卷裡只是滄海一粟，但很重要，因為他在開羅的一個諜報員發來的這份電報，是關於海爾旺火箭的資料。

　　汽車沿著齊納圓形廣場轉彎，直向首都北郊駛去。四十二歲的將軍毫無表情的臉上沒有透露一絲他的心事。他靠在座位上，回想著正在開羅北面建造的那些火箭的來龍去脈，它們已經使幾個人付出生命，而且使他的前任伊薩爾．哈勒爾將軍丟了官……

　　一九六一年期間，遠在納賽爾的兩枚火箭在開羅街頭公開展示之前，以色列的摩薩德已經知道它們的存在。從來自埃及的第一份電報到達之時起，三三三工廠就被置於經常監視之下。

　　情況完全清楚，埃及人通過敖德薩的幫助，大規模招聘德國科學家為海爾旺火箭工作。於是問題嚴重了；一九六二年春天更加變得無比嚴重。

　　那年五月，負責招聘科學家的德國人海因茨．克魯格，首先找上了維也納的奧地利物理學家奧托．約克來克博士。

　　這位奧地利教授不僅不願接受招聘，反而去找了以色列人。

　　他透露的那些事情，使特拉維夫方面大為震驚。他告訴派去會見他的摩薩德的諜報員說，埃及人打算給他們的火箭裝上內有放射性核子廢渣和人工培養的腺鼠疫細菌的彈頭。

　　消息如此重要，以至摩薩德的主管人伊薩爾．哈勒爾將軍，這位曾親自把綁架來的阿道夫．埃希曼從布宜諾斯艾利斯監送到特拉維夫的人，親自飛到維也納來和約克來克本人談話。他深信教授的話是準確的，因為有消息證實說，開羅政府剛剛通過蘇黎世的一家公司，購入一批放射性鈷，其數量相當於埃及在醫學方面可能需要量的二十五倍之多。

　　伊薩爾．哈勒爾從維也納回來後，立即去見內閣總理戴維．本．古里安，力請准許他開始一場針對正在埃及工作或將要到那裡去工作的德國科學家的報復運動。年老的總理感到為難。一方面，他知道新的火箭及其毀滅性彈頭帶給他的人民的可怕危險；另一方面，他認識到很快即將到達的德國坦克和槍炮的價值。以色列人在德國街頭的報復行動，正足以說服阿登納總理聽從他的外交部裡那幫人的意見，取消武器交易。

　　在特拉維夫內閣內部也出現了分歧，這與波昂內閣在出售武器問題上的分歧很相類似。伊薩爾．哈勒爾和外交部長果爾達．梅厄夫人贊成對德國科學家實行強硬政策；希蒙．佩雷斯和軍方則生怕失去寶貴的德國坦克。本．古里安在兩者之間無所適從。

　　他想出一個折衷辦法：他授權哈勒爾著手一項靜悄悄的、謹慎的運動，勸阻德國科學家們不要去開羅幫助納賽爾建造火箭。但是哈勒爾由於他對德國和德國的一切充滿了仇恨，卻超越了他的命令的界線。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一日，海因茨．克魯格失蹤了。前一天晚上他還同克萊因瓦赫特博士和一個不明身分的埃及人一塊兒吃飯，克萊因瓦赫特博士是他試圖招聘的火箭推進器專家。十一日早晨，人們發現克魯格的汽車丟棄在慕尼黑郊外他家附近。他的妻子馬上斷言他讓以色列諜報員綁架去了，但慕尼黑的警察既沒有發現克魯格的蹤跡，也沒有發現任何有關綁架的證據。其實，他是讓一個名叫里昂的神祕人物率領的一幫人弄走的，他的屍體被扔在斯塔恩柏格湖裡，用沉重的鏈條纏身，沉於湖底亂草之中。

　　於是運動的矛頭轉向已在埃及的德國人。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漢堡付郵的一個掛號包裹，寄給曾為法國工作現來到開羅的火箭科學家。他的祕書漢納勞萊．萬達小姐打開包裹，隨之發生的爆炸使這位姑娘終身殘廢，眼睛炸瞎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另一個也是在漢堡付郵的包裹，寄到了三三三工廠。這時候埃及人已經對外來的郵包採取了安全措施。

　　郵務室的一個埃及公務員割斷包裹的繩子，結果五人死亡，十人受傷。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三個包裹被切斷了導線而免於爆炸。

　　到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日，哈勒爾的諜報人員把注意力再次轉到德國人身上。一直猶豫不決去不去開羅的海因茨．克萊因瓦赫特博士，從靠近瑞士邊境的勒臘赫他的實驗室駕車回家的時候，一輛黑色的「賓士」攔住了他的去路。一個男人用自動手槍朝著擋風玻璃開火，博士應聲倒在車板上。

　　其後警察發現了那輛已被丟棄的黑色「賓士」。它是當天早些時候被竊的，在放手套用的小隔間裡有一張阿里．薩米爾上校的身分證。調查結果證明，這是埃及祕密情報局局長的名字。伊薩爾．哈勒爾的諜報員把事情搞砸了鍋，心裡惱火的不得了。

　　這時報復運動已開始在德國引起轟動。本．加爾案件發生後，已引起了社會的指責。三月二日，納賽爾火箭的先驅者保羅．格爾克教授的女兒、年輕的海蒂．格爾克，接到打到德國弗賴堡她家的一個匿名電話，要她到邊境一側的瑞士巴塞爾境內的三王飯店同來訪者會面。

　　海蒂報告了德國警察。德國警察又密告瑞士當局。他們在預訂會面人房間裡安裝了竊聽器。會面的時候，兩個戴黑眼鏡的男人警告海蒂．格爾克和她的弟弟，要他們說服父親，如果他們想活命，就得離開埃及。這兩個男人被跟蹤到蘇黎世，當天晚上遭到逮捕，一九六三年六月十日在巴塞爾受審。這是一件國際醜聞。這兩個諜報員的上司是以色列公民約瑟夫．本．加爾。

　　審訊進行順利。約克來克證實了關於鼠疫和放射性廢渣彈頭的事，法官們為之駭然。壞事變為好事，以色列政府利用這次審訊，揭露了埃及人甘犯種族絕滅的罪行。震驚之餘，法官們釋放了被告。

　　但是在以色列也結了一筆賬。雖然德國阿登納總理曾親自答應本．古里安，他將設法制止德國科學家參加海爾旺火箭建造工作，本．古里安還是因為這件醜聞覺得丟了臉。盛怒之下，他斥責伊薩爾．哈勒爾將軍，說他的恐嚇運動超出了限度。哈勒爾堅決頂了回去，並提出辭呈。

　　使他驚異的是，本．古里安接受了辭呈，以此證明在以色列沒有哪一個人是不可缺少的，哪怕是情報首腦也罷。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日那天晚上，伊薩爾．哈勒爾同他的親密朋友米爾．阿密特將軍談了很久，米爾．阿密特當時是情報局的頭頭。這次談話，阿密特將軍記得很清楚，記得這位綽號「伊薩雷蒂」，出生於俄國的戰士的鐵板的怒氣沖沖的臉。

　　「親愛的米爾，我不得不通知你，從現在起，以色列再也不幹報復的事了。政治家們接手了。我已經提出辭呈，他們接受了。我請求提名你當我的繼任人，我相信他們會同意的。」在以色列主持情報網活動的部級委員會，同意了提名。

　　六月末，米爾．阿密特成為情報首腦。

　　可是，本．古里安的喪鐘也響了，內閣中以萊維．艾希科爾和外交部長果爾達．梅厄為首的鷹派，迫使他辭了職。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萊維．艾希科爾被任命為總理。本．古里安搖著白髮蒼蒼的頭，厭惡地離開了，回到他在尼格夫的農場，但他還是議會議員。

　　雖然新政府趕走了戴維．本．古里安，卻並未使伊薩爾．哈勒爾官復原職。也許新政府認為米爾．阿密特是一位比暴躁的哈勒爾更能服從命令的將軍。哈勒爾在他生前就成了以色列人民中的傳奇式人物，而他也以此自得。

　　本．古里安最後的命令並未撤銷。阿密特將軍的指示也一樣──避免在德國對火箭科學家幹不光彩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他只得把恐怖活動轉向已在埃及境內的科學家。

　　這些德國人居住在米提郊區，在開羅以南七哩，尼羅河之濱──地方倒也可喜，就是周圍駐滿埃及保安部隊，德國居民差不多成了鍍金籠裡的囚犯。為了接近德國科學家，米爾．阿密特使用了他在埃及境內的頭號諜報員，那就是騎術學校的主人，沃爾夫甘．盧茲。自一九六三年九月以後，他不得不冒自殺的危險進行活動，十六個月以後，他這些活動使他遭到覆滅的命運。

　　對那些已經被一連串從德國寄來的炸彈郵包嚇壞了的德國科學家們來說，一九六三年的秋天成了一場惡夢。在埃及保安部隊包圍之下的米提區中心，他們開始接到從開羅寄來的以死相威脅的恐嚇信。

　　約瑟夫．艾西格博士收到一封信，信中以驚人的精確描述他的妻子、兩個孩子以及他所從事的工作類型，然後告訴他，要他離開埃及回到德國去。所有其他科學家都收到同樣的信件。九月二十七日，一封信就在基爾梅耶爾的當面爆炸了。有些科學家再也挺不住了。九月末，皮爾茲博士帶著不幸的萬達小姐離開開羅回德國去了。

　　其他人相繼走了。狂怒的埃及人無法阻止他們，因為他們無法保護這些科學家，使他們免受恐嚇信的危害。

　　在一九六三年那個明媚的冬天早晨坐在轎車後座上的那個人知道，他的諜報員──被認為是親納粹的德國人盧茲，正是寫這些信件和寄送爆炸物的人。

　　但他也知道，火箭計劃並未停止。他剛接到的情報就證明了這一點。他又瞟了一眼由密碼譯出的電報。它只是證實了開羅醫學院傳染病實驗室已經分離出一種劇毒的鼠疫桿菌，而有關部門的預算則成十倍十倍地增加。情報使人無可置疑；儘管埃及在今年夏天巴塞爾的本．加爾審訊事件上大受攻擊，政府的種族絕滅計劃還在繼續幹下去。

　　※※※

　　如果霍夫曼跟蹤注意的話，他就不能不對密勒那股老臉厚皮的勁頭深表歎服。密勒離開頂層的辦公室後，乘電梯下到五樓，去找雜誌的法律事務通訊員麥克斯．唐恩。

　　「我剛上樓找了霍夫曼先生，」他一屁股坐在唐恩的寫字檯旁邊的一把椅子上，「現在我需要一些背景資料。讓你傷傷腦筋，不介意吧？」

　　「說吧。」唐恩說。他以為密勒已領了任務要給《彗星》寫篇報導。

　　「誰調查德國的戰爭罪行？」

　　這問題使唐恩嚇了一跳，「戰爭罪行？」

　　「是啊，戰爭罪行。哪些政府部門負責調查戰爭時期我們侵占的所有各個國家裡發生的事情，發現和檢舉集體屠殺中的個人罪行？」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啦，嗯，基本上這是西德各州檢察院的事。」

　　「你是說各州檢察院都管？」

　　唐恩在椅子裡往後靠靠，顯得在本行業務上非常精通，「西德有十六個州，每個州有首府，有州檢察長。每個州檢察院內部，有一個科負責調查叫做什麼「納粹時代所犯殘暴罪行」。每個州首府分到前帝國的一個區域，或者占領區的一個區域，作為它的專責地區。」

　　「比方說？」密勒問。

　　「好吧，舉例說，斯圖加特負責調查納粹和黨衛軍在義大利、希臘和波蘭的加里西亞地區犯下的全部罪行。奧斯威辛是所有死亡營裡最大的一個，歸法蘭克福管。你或許聽說過，明年五月在法蘭克福要對二十二個奧斯威辛的前警衛進行大審判。然後是杜塞爾多夫和科隆負責調查屈布林卡、凱爾姆諾、索必博和梅丹奈克。慕尼黑負責柏爾則克、達豪、布痕瓦爾德和弗洛森堡。蘇聯烏克蘭和前波蘭羅茲地區的大部分罪行歸漢諾威管。如此等等。」

　　密勒記下這些資料，點點頭。「誰該調查波羅的海三國？」他問。

　　「漢堡，」唐恩馬上說，「同時還調查但澤地區和波蘭華沙區的罪行。」

　　「漢堡？」密勒說，「你是說就在漢堡這兒？」

　　「是啊，怎麼啦？」

　　「得啦，我感興趣的是里加。」

　　唐恩做了個鬼臉，「哦，我知道，你感興趣的是德國猶太人。那好，這是這兒州檢察院的職責。」

　　「如果對一個在里加犯了罪的人有過一次審判，甚至一次逮捕，那也是在漢堡這兒執行的嗎？」

　　「審判是在這兒，」唐恩說，「逮捕哪兒都行。」

　　「逮捕有什麼程序？」

　　「嗯，有一本東西叫通緝名冊，名冊裡列著通緝的戰犯名字，有姓，有名，有出生年月，通常包括這個人犯罪的地方。州檢察院要在逮捕前花好幾年準備起訴的案情。然後，準備好了，這個人在哪個州住，就要求哪個州的警察逮捕他，派幾個偵探到那個州把他帶回來。如果發現一個嚴令通緝的人，在哪兒發現，就在哪兒逮捕。那個州檢察院就通知說某人抓到了，然後派人去把他帶回來。麻煩的是，大多數黨衛軍的大人物都不用他們的真名實姓。」

　　「對啊，」密勒說，「漢堡審判過哪一個在里加犯罪的人嗎？」

　　「我記得沒有。」唐恩說。

　　「剪報資料室裡會有資料嗎？」

　　「當然。我們是一九五〇年建立資料室的，如果是在一九五〇年以後，那就會有。」

　　「看看行嗎？」密勒問。

　　「沒問題。」

　　資料室在地下室，由五個穿灰色工作服的資料員管理。

　　它占地差不多有半英畝大，滿是一排排灰色的鋼架子，上面放著各種各類的參考書。靠四周牆壁，從地上到屋頂，滿是鋼製的資料櫃，每個抽屜門上標著裡面資料的內容。

　　「你要什麼？」當主任管理員走近他們的時候，唐恩問道。

　　「羅施曼．愛德華。」密勒說。

　　「個人索引部分。」那管理員說，引他們沿著一邊牆走。他打開一個上面標著「ＲＯＡ─ＲＯＺ」字樣的櫃門，翻了一通。

　　「沒有羅施曼．愛德華。」他說。

　　密勒想了一下。「你有什麼關於戰爭罪行的資料嗎？」他問。

　　「有，」管理員說，「戰爭罪行和戰犯審判部分，這邊走。」

　　他們又走過百來碼長的櫃子。

　　「找里加的。」密勒說。

　　資料員爬上活動梯子，搜索了一番。他帶下一個紅色紙夾，上面標著「里加──戰爭罪行審判」。密勒打開它，兩片大郵票那麼大小的剪報落下來。密勒撿起來。兩張都是一九五〇年夏天的，一張記錄著三個黨衛軍士兵因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在里加犯下殘暴罪行受審；另一張記錄著他們三人被判長期徒刑，也沒多長：不到一九六三年年底他們都要獲釋了。

　　「就這個？」密勒問。

　　「就這個。」管理員說。

　　「你說說，」密勒轉過臉來對唐恩說，「州檢察院的一個科靠我們的稅金養著忙了十五年，難道全部成績就這麼兩張『郵票』？」

　　唐恩是個相當維護政府尊嚴的人。「我相信他們是盡力而為的。」他不高興地說。

　　「我懷疑。」密勒說。

　　他們在上去兩層的正廳分了手，密勒出門向雨中走去。

　　※※※

　　在特拉維夫北郊摩薩德總部所在的那幢大樓，即使在它最鄰近的鄰居眼裡，也毫無值得注目之處。辦公大樓地下汽車庫的大門兩旁是一些很普通的鋪子。大樓底層是一家銀行，出入大廳裡在通到銀行去的玻璃門前面，有一架電梯，一塊標明各樓商號業務的牌子和看門人作為詢問處的一張寫字檯。

　　牌子上標明大樓裡有幾家貿易公司，兩家保險公司，一家建築設計師，一家工程顧問，頂層是一家進出口公司。問到頂層以下各層商行，都會得到有禮貌的回答，問起頂層的公司，則將遭到有禮貌的拒絕。頂層的公司是摩薩德的門面。

　　以色列情報組織的幾個首腦集會的這間屋子是空蕩蕩，涼颼颼的，屋子刷成白色，有一張長桌和一些靠牆放著的椅子。桌旁坐著控制情報組織各部門的五個人。工作人員和速記員坐在他們後面的椅子上。必要時，也可以邀請非會議成員旁聽，不過這種情況很少。會議屬於絕密類，因為什麼機密都可能談到。

　　摩薩德的主管人坐在桌子頂端。摩薩德建立於一九三七年，全稱是摩薩德．阿里耶．佩特，意即二次移民組織，是第一個以色列情報機關。它的第一項工作是把歐洲的猶太人送到巴勒斯坦妥加安置。

　　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以後，它就成了所有情報機關的老大哥，它的主管人也就自動成為五個情報部門的頭頭。

　　主管人的右首坐著軍事情報單位阿曼的首腦，這個單位的職責是保證以色列了解敵人的戰爭準備情況。當時負責這項工作的是阿哈隆．雅里夫將軍。

　　左首坐著夏巴克的首腦，人們有時把夏巴克誤認為興．佩特。夏巴克這幾個字代表夏魯特．皮塔匈，即希伯萊語「保安局」的意思。這個負責以色列國內安全──僅僅是國內安全──的機關全稱，是夏魯特．皮塔匈．克拉里，從這三個字得出夏巴克這個縮寫。

　　這兩個人旁邊，坐著五人中的最後兩人。一個是外交部研究室主任，負有估計阿拉伯國家首都政治形勢的特別責任，這對於以色列的安全是一個至關緊要的問題。另一個人是專管猶太人在「迫害國」的命運的一個單位的負責人。「迫害國」是指所有阿拉伯國家和所有共產黨國家。為了避免活動上有所重疊，所以在週會上要使每個首腦能夠了解其他部門在幹些什麼。

　　另外兩個人作為觀察員出席，一是警察總監，一是特別處的頭頭，都是夏巴克在反對國內恐怖活動的鬥爭中的執行助手。那天的會議是十分正常的。米爾．阿密特在桌子頂端就坐，談話開始。他把他的重磅炸彈放在最後。當他發言的時候，所有在座的人，包括散坐在四周牆壁前面的助手們，都在腦際默默浮起一幅放射性和鼠疫彈頭爆炸時全國奄奄一息的景象。

　　「當然，主要是，」夏巴克的頭頭最後說，「絕不能讓那些火箭飛起來。如果我們不能制止他們製造彈頭，我們必須制止彈頭使其不能發射。」

　　「同意。」阿密特說，話總是那麼簡短，「但是怎樣制止？」

　　「打擊他們，」雅里夫咆哮說，「用我們的一切力量打擊他們。艾澤．威茨曼的噴射機一次襲擊就能把三三三工廠幹掉。」

　　「然後開始一場赤手空拳的戰爭嗎？」阿密特答道，「在我們能夠進攻埃及以前，需要更多的飛機，更多的坦克，更多的槍炮。先生們，我想大家都知道，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納賽爾決定發動戰爭，但他在他作好準備之前是不會動手的。如果我們現在強迫他動手，直截了當的回答是，他有俄國武器裝備，還是比我們準備得好。」

　　又是一陣沉默，外交部阿拉伯司的頭頭說話了：「從開羅來的情報說，他們認為他們在一九六七年頭幾個月可以準備好，包括火箭。」

　　「到那時候我們會有坦克、槍炮和新式法國噴射機。」雅裡夫答道。

　　「是啊，而他們會從海爾旺得到火箭，四百枚火箭。先生們，答案只有一個。等到我們作好對付納賽爾的準備時，那些火箭將在埃及各地的地下發射場安裝就緒了。那時就打不著他們了。因為，一旦它們進了地下發射場，作好了發射準備，我們就絕不能單單幹掉它們的百分之九十，而必得全部幹掉它們。可是即使艾澤．威茨曼的噴射戰鬥機也不可能把它們幹得一個不剩。」

　　「那我們必須在海爾旺的工廠裡就把它們幹掉。」雅里夫斬釘截鐵地說。

　　「同意，」阿密特說，「但是不能搞軍事襲擊。我們只能在德國科學家完成工作以前，設法迫使他們辭職。記住，研究階段快結束了，我們還有六個月的時間。在那以後，德國人就無關緊要了。只要他們把最後一個螺絲釘和螺絲帽設計好，埃及人就能自己製造火箭。所以，我要把反對在埃及的科學家的運動開展下去，有情況隨時通知你們。」沉默了幾秒鐘，所有在座的人腦子裡卻翻騰著一個沒有說出來的問題。從外交部來的一個人最後把它捉了出來。

　　「我們不能再在德國境內阻止他們嗎？」

　　阿密特將軍搖搖頭，「不能。在目前的政治氣候下，那是辦不到的。上級的命令沒有變：在德國境內別搞摔跤戰術。我們認為今後海爾旺火箭的關鍵是在埃及境內。」

　　摩薩德的主管人米爾．阿密特將軍不容易出錯，但那一回他卻錯了，因為海爾旺火箭的關鍵是在西德境內的工廠裡。

　　六

　　密勒等了一個星期，漢堡檢察院下屬的負責調查戰爭罪行部門的一個負責人才接見了他。密勒懷疑唐恩發覺了他並不是在執行霍夫曼佈置的工作，因此採取了相應的措施。他面對的那個人有點神經質，很不自在。那人開口就說：「你必須明白，只是由於你不斷的要求，我才同意你的。」

　　「你出來就算不錯，」密勒毫不領情地說，「我要打聽一個人，我估計你的部門一定不斷地在對他進行調查，他叫愛德華．羅施曼。」

　　「羅施曼？」那個律師說。

　　「羅施曼，」密勒重複了一句，「黨衛軍的上尉，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任里加猶太區的司令官。我想要知道他是否活著？如果死了，他埋葬在哪裡？你們是否找到了他？他是否曾被逮捕？他是否受過審判？如果沒有，他現在在哪裡？」

　　那個律師感到震動，「上帝，我沒法告訴你這些事。」他說。

　　那個律師恢復了鎮靜以後，說：「我可不這樣認為，否則我們就會經常接到這類性質的查詢了。而實際上，就我能回想到的，你是我們前所未有的第一次從公眾那裡接到的查詢。」

　　「實際上，我是一個記者。」密勒說。

　　「是的，可能如此。不過關於這類情報，你能得到的恐怕也只能跟一個公眾所能得到的一樣多。」

　　「那麼有多少？」密勒問。

　　「恐怕我們無權提供有關我們調查工作進程的情報。」

　　「可是，我首先指出，那是不對的。」密勒說。

　　「噢，得了吧，密勒先生。你恐怕也很難指望警察會把他們對一個罪案的調查進程告訴你吧。」

　　「不。事實上，我就是那麼做的。警察向來是很幫忙的，發表一些簡報，透露一下是否會提前逮捕等等。而且他們一定會告訴記者，他們的主要嫌疑犯，就他們所知，是活著還是死了。這有助於搞好和公眾的關係。」

　　律師微微一笑，「你肯定在這方面起過很有價值的作用，」他說，「不過這個部門是不會提供有關我們工作進行狀況的情報的。」他彷彿找到了一個論據，「說實在的，如果通緝的罪犯了解到我們已接近於完成他們的案子，他們就會失蹤了。」

　　「可能如此，」密勒回答說，「不過現在的記載說明你的部門只審判過三個在里加當警察的士兵，而且那還是一九五〇年的事。因此，當英國人把他們移交到你的部門時，對他們的調查，可能已經完成，就等開審了。所以通緝的罪犯看來不會有被迫失蹤的危險。」

　　「說真的，這是最不值一駁的設想。」

　　「好吧。那麼你們的調查是正在進行之中囉。可是如果你很簡單地告訴我愛德華．羅施曼正在受到調查，或者他現在何處，這也不會對你的案子有損害吧。」

　　「我所說的只是，在我的部門的責任範圍內有關的一切問題都在進行經常不斷的調查。我重複一句，經常不斷的調查。密勒先生，現在我確實認為，我再不能幫你更多的忙了。」

　　律師站起身來，密勒也隨著站起來。「別裝腔作勢啦。」當他走出去的時候，他說。

　　又過了一個星期，密勒才準備好開始行動。這個星期他主要是待在家裡閱讀了六本書，它們全面地或部分地涉及到東線的戰爭以及在東部占領區的集中營裡所發生的事。他那地區的圖書館的管理員提到了Ｚ委員會。

　　「委員會設在路德維希堡，」他告訴密勒，「我是從一本雜誌上了解到的。它的全稱是：納粹時代所犯殘暴罪行聯邦清查『中心』，甚至更簡化，就叫Ｚ委員會。這是全國唯一的一個在全國、甚至在國際範圍內追捕納粹分子的組織。」

　　「謝謝，」密勒臨走時說，「我要去試試看，他們是否能幫助我。」

　　第二天早上他到銀行去開了一張付給房東從一月到三月三個月房租的支票，並把他的存款全部提現，只留下十馬克以保存戶頭。

　　在西吉去夜總會上班前，密勒吻了她，告訴她他將外出一個星期或更長些時間。然後他把「美洲虎」從地下車庫開出來，向南朝著魯爾區駛去。

　　第一場雪已經開始，它呼嘯著捲過北海，當它從不來梅以南奔騰進入下薩克森的茫茫平原時，在漫長的高速公路上化成了撲面的雨雪。

　　行駛兩小時後，他停下車來喝杯咖啡，然後繼續趕路，穿過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儘管風很緊，夜色漸深，但對他來說，在壞天氣裡駕駛著汽車行駛在高速公路上是一種樂趣。坐在ＸＫ一五〇Ｓ型內部，他感到彷彿坐在一架高速飛機的座艙裡。儀表板的燈在面板下朦朧發光，車外是正在降臨的冬夜的黑暗，冰寒徹骨，一陣陣斜飄下來的雪花突然衝進車燈的強烈光束中，掃過擋風玻璃，又不復存在了。

　　他像慣常一樣始終保持在快車道上，把「美洲虎」開到一小時近一百哩的速度。他超越著一輛輛重型卡車，望著它們發出怒吼的龐大車體從他右邊唰地一聲消失了。

　　傍晚六點鐘他已駛過了哈姆樞紐站，在黑暗中，魯爾的光亮在他的右邊已隱約可見。魯爾總是使他感到驚愕，一哩接著一哩的工廠和煙囪，無數的市鎮和城市緊緊地挨著，實際上就像一座長一百哩寬五十哩的巨大城市。當他沿高速公路駛上一座旱橋時，他從右邊往下看去，可以看到魯爾區在十二月的黑夜中延伸開去，數千公頃的燈光與鋼鐵紅焰耀目的千百座熔爐正在創造出經濟奇蹟與財富。十四年前當他乘坐火車到巴黎去度學校假日經過這裡時，這裡還是一片瓦礫，德國的工業心臟幾乎都停止了跳動。沒法不為他的人民自從那時起所完成的一切感到驕傲。

　　「好在我不是非要生活在那裡不可」，當他這樣想著的時候，科隆環行車道的巨大標誌已進入他的車燈的光亮之中。從科隆他轉向東南，經過威斯巴登和法蘭克福、曼海姆和海爾布隆，那天很晚他才在斯圖加特的一家旅館門前停了車，他就在這裡過夜。這是離路德維希堡最近的城市。

　　※※※

　　路德維希堡是一個安靜而不惹人厭的小集鎮，座落在州府斯圖加特以北十五哩符騰堡州那一片綿延起伏景色悅人的山丘之中。Ｚ委員會設在當地正直的居民感到極其窘困的遠離大街的一條僻靜的馬路上；委員會只有很少幾個薪俸菲薄和工作過重的職員，而他們的工作和奮鬥終生的目標則是徹底揭發戰爭期間納粹和黨衛軍的大屠殺罪行。在「限制法令」重新規定除了謀殺和大屠殺罪行外，黨衛軍和其他一切罪行均不追究之前，他們的揭發範圍可能還廣及勒索、搶劫、包括酷刑在內的惡劣的人身傷害和其他可憎的犯罪方式。

　　儘管目前只剩下謀殺是唯一可以提出控訴的罪名，Ｚ委員會的檔案中依然掌握著十七萬個人名。當然，委員會工作人員過去和現在依然主要是盡一切可能致力於搜尋幾千名最惡劣的大屠殺犯。

　　路德維希堡的這批人被剝奪了任何逮捕權，他們只能在確鑿的證據齊全之後，要求德國各州警察進行逮捕。此外他們每年只能從波昂的聯邦政府爭取到極為菲薄的津貼，因此他們在這裡工作，完全是出於獻身的目的。

　　在委員會的工作人員中，有八十名偵探和五十名調查檢察官。前者全是三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因此對於所調查的事情都不會有任何牽扯。那些律師則大部分是年紀較大的，但也都經過審查保證他們與一九四五年以前的事件無關。

　　這些律師以前大都是私人開業的，而且有朝一日他們仍將重操舊業。至於那些偵探，他們知道自己的前途是完蛋了。在德國任何警察部隊都不願錄用一名曾在路德維希堡工作過的偵探。凡是決心在西德境內搜捕黨衛軍的偵探，就絕無可能在國內任何其他警察部隊中得到晉升。

　　他們已經很習慣於看到半數以上的州對他們要求合作的請求置之不理，他們借出去的檔案莫名其妙地丟失了，他們所要緝拿的人得到匿名的通風報信後突然失蹤了。儘管Ｚ委員會的人明白這項工作並不是與他們大多數同胞的意願相符合的，但他們依然不遺餘力地幹下去。

　　即使在路德維希堡這座友好市鎮的街道上，市民們也不和Ｚ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打招呼，不承認他們，因為他們的存在給這個市鎮帶來了不光彩的名聲。

　　※※※

　　彼得．密勒在商道爾佛街五十八號找到了該委員會，這是有一道八呎高的圍牆的一座巨大的前私人宅邸。兩扇大鐵門擋住了汽車的去路。大門一邊有一個鈴把，他拉了一下。

　　一個擋板滑開了，出現了一張臉。那是必不可少的看門人。

　　「請問……」

　　「我想找你們一位調查檢察官談話。」密勒說。

　　「哪一位？」那個人問。

　　「我不知道姓名，」密勒說，「誰都行。這兒是我的證件。」

　　他把自己的記者證捅進小窗洞，迫使那人接過去。這樣至少他知道那張記者證會送進樓裡去。那人把窗板關上就走了。當他回來時，則來開大門了。密勒被帶上五蹬石階來到正門跟前，正門是關著的，擋住了清新而寒冷的冬天的空氣。

　　大樓裡，中心供暖系統搞得屋裡悶熱不堪。從他右邊的一個小玻璃隔間裡出來另一個門房把他帶進一個小接待室。

　　「馬上就會有人來。」他說完就把門關上了。三分鐘以後進來一個五十開外、態度和藹，彬彬有禮的人。他把記者證遞給密勒，然後問道：「有何貴幹？」

　　密勒從頭開始，扼要地把陶伯、那本日記以及他打聽愛德華．羅施曼下落的經過說了一遍。

　　那個律師聚精會神地聽著。「很有意思。」他最後說，「問題是，你能幫忙嗎？」

　　「希望如此。」那個人說。自從密勒在漢堡開始打聽羅施曼以來，這還是第一次使密勒相信他遇見了一個真正願意幫助他的官員。「但問題是，儘管我真心誠意地準備接受你的查詢，可是有許多清規戒律管著我們這個苟延殘喘的機構，把我們的手腳全捆住了。根據規定，有關任何在逃的黨衛軍罪犯的情況是不得告訴任何人的，除非他得到某個屬於專門指定的政府機構之一的正式支持。」

　　「換句話說，就是你什麼也不能告訴我啦？」密勒說。

　　「請你諒解，」那個律師說，「這個機構經常受到攻擊。不是公開的──還沒人敢於這樣做。但是私下裡，在掌權的圈子裡，不斷有人向我們放冷槍──對我們的預算，我們的權限，我們活動的範圍等。凡是條例已規定的，我們沒有伸縮的餘地。就個人來說，我本願意得到德國報界的協作來促進這項工作，但這是被禁止的。」

　　「我明白了。」密勒說，「那麼你們有沒有什麼剪報資料庫？」

　　「沒有，我們沒有。」

　　「在德國究竟有沒有一個對公眾的調查開放的剪報資料庫？」

　　「沒有。在國內只有各家報館和雜誌社收集和擁有剪報資料庫。《明鏡》週刊的資料被認為是最系統的。其次，《彗星》雜誌的也很不錯。」

　　「我覺得這相當奇怪，」密勒說，「今天在德國一個公民該到哪裡去查詢關於對戰爭罪行的調查進程和有關在逃的黨衛軍罪犯的背景資料呢？」

　　那個律師顯得有些不自在。「恐怕一般的公民不能那樣做。」他說。

　　「好吧。」密勒說，「那麼在德國有關黨衛軍的檔案資料在哪裡呢？」

　　「在這裡的地下室裡有一套，」那個律師說，「我們的全是複製的照片。黨衛軍的全部卡片索引原本在一九四五年被一個美國部隊繳獲。當時有一小隊黨衛軍留在巴伐利亞一座保存這些檔案的古堡裡正試圖焚毀那些卡片。在美國兵衝進來阻止他們時，他們已燒掉檔案的百分之十，剩下的也搞得亂七八糟了。美國人在一些德國人的幫助下花了兩年的時間才把它們整理出來。

　　「在這兩年期間，有一批最惡劣的黨衛軍成員被盟軍關了一個時期後逃脫了。因為從那個亂堆裡找不到他們的個人檔案。整個黨衛軍的卡片索引經過分門別類的整理後留在了柏林，現在依然歸美國所有並由它管理。告訴你，他們在這方面是很好的，那個地方非常樂於合作。」

　　「這就是全部的啦？」密勒問道，「全國只有兩套？」

　　「就是這麼多。」那個律師說，「我再說一遍，我希望我能幫助你。萬一你找到任何有關羅施曼的資料，我們希望能得到一份。」

　　密勒想了想，「如果我找到什麼的話，只有兩個機構可以受理，漢堡的檢察院和你們，對嗎？」

　　「對的，就是這兩個。」律師說。

　　「而且你們大概會比漢堡採取更積極的措施。」密勒開門見山地說。

　　律師眼睛盯著天花板。「任何具有真正價值的東西送到這裡都不會束之高閣的。」他說。

　　「好，明確了。」密勒說著站了起來，「還有一件事，不必向外說的，你是否仍在搜尋愛德華．羅施曼？」

　　「就咱們之間說說，是的，非常想。」

　　「如果把他抓到的話，定罪有沒有問題？」

　　「毫無問題，」那個律師說，「他們的案子已經是鐵定的了。他將被判不容保釋的終身苦役。」

　　「請把你的電話號碼給我。」密勒說。

　　那個律師把號碼寫在一張紙片上遞給了密勒，「上面寫了我的姓名和兩個電話號碼，家裡的和辦公室的。你任何時候都能找到我，白天或晚上。如果你找到什麼新東西，就給我掛直通電話。在每個州的警察部隊裡我都有認識的人，而且如果需要的話，我知道他們會採取行動的。要注意保密。有事先給我打電話，一言為定！」

　　密勒把紙片裝好，「我記得住。」他走出去的時候說。

　　「祝你走運。」律師說。

　　從斯圖加特到柏林的行程很長，密勒幾乎花了第二天的大部分時間才走完這段旅程。幸虧積雪又乾又鬆，因此運轉協調的「美洲虎」平穩地向北行駛，經過法蘭克福的一片積雪覆蓋的平原，經過卡塞爾和格廷根到達漢諾威。從這裡他離開了Ｅ四號高速公路向右拐上Ｅ八號高速公路，不久就到了東德邊境。

　　在馬林旁檢查站耽擱了一個小時，他填了必不可少的貨幣呈報單和通過東德的一百一十哩到西柏林去的過境簽證，同時一個身穿藍制服的海關人員和身穿草綠制服，戴著禦寒的毛皮帽子的人民警察在上上下下地搜查那輛「美洲虎」。

　　那個海關人員看來既想保持一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公務人員對一個復仇主義西德的國民所必需的冷冰冰的禮節，但又無法抑制住一個年輕人細心察看別人的賽車的欲望。

　　入境二十哩就到了高聳在易北河上的公路大橋。一九四五年時，英國人在這裡高尚地遵守在雅爾達訂下的條款，停止了向柏林的進軍。密勒向右邊眺望著伸向遠處的馬格德堡，心想那座舊監獄不知是否還在。在西柏林的入口處又是一陣耽擱，在這裡他的車又被搜查一遍，他的旅行袋被倒空在海關的長凳上，他的錢包也被打開，看看他是否一路上把他的西德馬克散發給工人天堂裡的人民。他終於通過了這一關，「美洲虎」怒吼著駛過了阿夫斯調車場，奔向裝飾著聖誕節燈彩的亮閃閃一片的庫菲爾斯坦大街。那是十二月十七日的傍晚。

　　他決定不直接闖進美國文獻中心去，就像他在漢堡到檢察院去或在路德維希堡到Ｚ委員會去時那樣。他開始認識到，在德國沒有官方作後臺，就休想沾納粹檔案的邊。

　　第二天早晨他到郵政總局去給卡爾．勃蘭特打電話。

　　勃蘭特被他的要求嚇壞了。「我不行，」他在電話裡說，「我在柏林一個人也不認識。」

　　「好吧，那你想一想，在你上過的那些學院裡，你肯定碰到過從西柏林警察部隊那兒來的人。我到那裡去時，我需要他為我作保。」密勒大聲叫道。

　　「我給你說過我不願意捲進去。」

　　「可你已經捲進去了。」密勒等了幾秒鐘才使出這厲害的一著，「要麼我正式地進去看檔案，要麼我闖進去，說是你派我來的。」

　　「你可不能那麼幹。」勃蘭特說。

　　「我就那麼幹。在這個混蛋國家裡我被人推來推去推夠了，你還是找個人設法把我正式介紹進去吧。說實在的，只要我看到了那些檔案，要不了一個小時就誰也不記得這回事了。」

　　「我得考慮一下。」勃蘭特說。他想拖延時間。

　　「我給你一個小時，」密勒說，「然後我再來電話。」

　　他把話筒砰地放下。一小時後勃蘭特依然很生氣，而且頗有點慌張。他真想當初把那本日記留下扔掉就好啦。

　　「有一個我在偵察學院認識的人，」他在電話裡說，「我和他不太熟，但是他現在在西柏林警察局的一處，經管同樣的事情。」

　　「他叫什麼名字？」

　　「席勒，沃爾克瑪．席勒，偵探長。」

　　「那我去和他接頭。」密勒說。

　　「不，這事讓我來辦。我今天就給他打電話，把你介紹給他，然後你可以去找他。如果他不同意把你弄進去，那可別怪我。我在柏林就認識他一人。」

　　兩小時後密勒再跟勃蘭特通電話，勃蘭特顯得鬆了一口氣。「他休假去了，」他說，「他們告訴我，說他聖誕節要值勤，所以他休假到星期一。」

　　「可今天才星期三，」密勒說，「我還得消磨四天。」

　　「那我有什麼辦法。他星期一早晨回來，到時候我給他打電話。」

　　密勒在西柏林到處閒逛來消磨那無聊的四天，等候席勒休假回來。在一九六三年的聖誕節即將來臨的時刻，全柏林的注意中心是東柏林當局自從一九六一年八月築牆以來第一次發出護照，使西柏林人能夠通過這道牆去探望住在東區的親友。城市兩方所進行的磋商過程幾天來一直是頭條新聞。

　　那個週末，密勒有一天通過海涅大街的檢查站進入了城市的東半部（作為西德公民，僅僅憑他的護照就能做到），去探望了一個交往不深的朋友，路透社駐東柏林的記者。但是那個人正在為「過牆」的新聞報導忙得不可開交，因此喝了一杯咖啡後他就離開他回到了西柏林。

　　星期一早晨他去找了偵探長沃爾克瑪．席勒。使他非常寬慰的是，那個人的年齡和他相仿，並且看來很不在乎什麼官方手續之類的東西，這情況在德國的任何一種官員都是少有的。密勒暗自思量，這個人無疑不會有多大前程，不過這是他自己的事了。他扼要地說明了他的需要。

　　「我看沒什麼不可以的，」席勒說，「美國人對我們一處的人相當幫忙。因為威利．勃蘭特命令我們調查納粹罪行，所以我們幾乎每天都到那裡去。」

　　他們乘上密勒的「美洲虎」向郊外駛去，駛過許多樹林和湖泊，最後在一個湖泊的岸邊，他們到達了柏林三十七區柴倫道夫郊外的水甲蟲橋一號。

　　那所建築物是一長條低矮的平房，周圍都是樹。

　　「這就是？」密勒懷疑地說。

　　「就是。」席勒說，「不怎麼樣，是嗎？問題是地下還有八層。檔案就保存在下面有防火設備的房間裡。」他們走進前門，進入一個小接待室，右邊是必不可少的門房的小間。那個偵探走到門房跟前，出示他的警察證。他接到一張表格，於是他們倆就到一張桌子跟前去填表。

　　那個偵探填上他的姓名和級別，然後問道：「那個傢伙的姓名叫什麼？」

　　「羅施曼，」密勒說，「愛德華．羅施曼。」

　　那個偵探把姓名填上，然後把表遞給前面辦公室的職員。

　　「要等十分鐘左右。」那個偵探說。他們走進一間較大的房間，裡面擺著一排排的桌椅。十五分鐘後另一個職員靜悄悄地給他們拿來一份卷宗，把它放在桌上。卷宗大約厚一吋，上面印著簡單的標題；羅施曼．愛德華。

　　沃爾克瑪．席勒站了起來，「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就走了，」他說：，「我自己想法回去。已經休了一週的假，不能再耽擱太久了。如果你需要照相複製什麼，就問那個職員。」他指指坐在房間另一端小平臺上的一個職員，那個職員坐在那裡無疑是要防止來訪者從卷宗裡抽走幾頁。

　　密勒站起來和席勒握手，「多謝多謝。」

　　「不客氣。」

　　密勒沒有去注意另外三、四個俯在桌子上閱讀的人，他兩手捧著腦袋，開始披閱黨衛軍自己給愛德華．羅施曼所做的個人檔案。

　　全部有了。納粹黨證號碼、黨衛軍號碼，由本人填寫和簽字的對兩個組織的申請書，體檢證明，訓練期結束後的鑑定，自己寫的履歷，調任公文，軍官委任狀，晉升證明等，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還有兩張為黨衛軍登記用的照片，一張正面，一張側面。照片顯示出一個六呎一吋高的人，頭髮剪得很短，髮路分在左邊，帶著凶惡的表情注視著鏡頭，一個尖鼻子，一張嘴由於嘴唇太薄成了一條縫。密勒開始閱讀……

　　※※※

　　愛德華．羅施曼於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生於奧地利的格拉茨城，奧地利公民，是一個極受尊敬的釀酒工人的兒子。他在格拉茨上幼稚園、小學和中學，他進了高等學院想成為一名律師，但失敗了。一九三一年二十三歲時，他開始在他父親工作的釀酒廠工作，一九三七年從釀酒車間轉到行政部門。同年，他參加了奧地利的，納粹黨和黨衛軍，當時在中立的奧地利這兩個組織都是被禁止的。一年以後希特勒併吞了奧地利，並且以普遍的迅速提升來犒賞奧地利的納粹分子。

　　一九三九年戰爭爆發時，他自願參加了部隊黨衛軍，並被送到德國，於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〇年春接受訓練，侵占法國時他在部隊黨衛軍的一個單位裡服役。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他從法國調回柏林──這裡有人在頁邊注上「怯懦？」的字樣，一九四一年一月他被派到帝國保安總署三處，即保安勤務處。

　　一九四一年七月他在里加建立了第一個保安勤務處特遣支隊，八月他就成為里加猶太區的司令官。一九四四年十月他乘船回到德國，當他把殘存的里加猶太人移交給但澤的保安勤務處之後，就回到柏林去報到。他回到柏林的黨衛軍總部工作，並待下來等候新的任命。

　　卷宗裡最後的那個黨衛軍文件顯然一直沒有完成，大概是因為柏林黨衛軍總部的那個膽小如鼠的小文書在一九四五年五月相當快地就交割了工作。

　　附在那疊文件後面的最後一頁顯然是戰後由美國人後加的。這張紙上用打字機打了這麼一行字：「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英國占領區政府曾查詢過這份檔案。」

　　在這下面是一個早被遺忘了的美國大兵文書的歪歪扭扭的簽字，日期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密勒把檔案收攏起來，從中抽出那份自傳、兩張照片和最後一頁。他拿著這些走到房間盡頭的職員那裡去。

　　「能不能請你替我照相複製這幾頁？」

　　「當然。」那個人收回了卷宗，把它擺在桌上等待那缺少的三頁在複製後送回來。這時另外一個人也交來一本卷宗和其中要複製的兩頁。職員把這兩頁也接過來，把它們全都放在身後的一個托盤裡，一隻不見人的手從一個洞口把這幾頁紙從托盤裡忽地抽走了。

　　「請稍候。大概要十分鐘。」職員告訴密勒和另外那個人說。他們兩人各自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等候。密勒很想抽口菸，但是禁止吸菸；另外那個人穿著一件深灰色冬外套，服飾整潔，頭髮灰白，坐在那裡兩手疊在大腿上。

　　十分鐘後，職員身後發出沙沙的響聲，接著有兩個封套從洞口滑出來。他把它們拿起來。密勒和那個中年人都站起來前去取封套。

　　職員很快地向一個封套裡看了一眼。

　　「愛德華．羅施曼的檔案？」他問道。

　　「我的。」密勒說著伸出了手。

　　「這些準是你的了。」職員對另外那人說。後者正拿眼瞟著密勒。

　　那個穿灰外套的人也接過他的封套，兩人並肩向門口走去。出了大門，密勒跑下臺階，爬進「美洲虎」裡，滑下坡臺，然後朝著市中心駛去。

　　一小時後他跟西吉通了電話。

　　「我現在回家來過聖誕節。」他告訴她說。

　　兩小時後他已啟程離開西柏林。當他的汽車向三菩提樹街的第一個檢查站駛去的時候，穿灰外套的那個人正坐在薩維尼廣場附近他的整潔的公寓裡，撥一個西德的電話號碼。

　　他簡短地向接電話的人通報了姓名。

　　「今天我去了文獻中心，作些一般的研究，你知道我做的那類工作。那裡有另外一個人在查閱愛德華．羅施曼的檔案，然後他照相複製了三頁。自從最近傳來口信以後，我想最好還是通知你。」

　　從電話的另一端提出了一大堆問題。

　　「不，我沒法弄到他的姓名。後來開著一輛長長的黑色賽車走了。喔，是的，是的，我看了，那是漢堡的牌照。」他緩慢地唸出車牌號碼，等著對方把它記下來。

　　「喂，你瞧，我覺得我最好還是告訴你。我是說，誰也不知道這類好管閒事的人會幹些什麼。是的，謝謝你，太客氣了……好極了，那就交給你了……祝聖誕節快樂，同志。」

　　七

　　聖誕節是那個禮拜的星期三，那個在西德接到從柏林來的關於密勒的消息的人，直到過了聖誕節才把這個消息傳遞出去。他是傳給他的在遠方的上司的。

　　那個接電話的人謝了謝他的通報人，放下話筒，靠在他的舒適的皮軟椅上，凝視著窗外覆蓋著白雪的老城的屋頂。

　　「該死，真該死，」他低聲說，「為什麼偏偏是這會兒呢？為什麼是這會兒呢？」

　　對這個城市裡所認識他的公民們來說，他是一個聰明的、在私人業務方面生意興隆的律師。對許多分散在西德和西柏林的他的高級執行官來說，他則是敖德薩在德國的首席執行官。他的電話號碼是不登記的，他的代號是「狼人」。

　　這個德國的「狼人」不是好萊塢神話和英美恐怖片中那種在月圓時節手背上長出毛來的怪人。在古老的德國神話中，狼人是一個富於愛國主義的形象。當那些條頓族的勇士們由於外國人的入侵而不得不逃亡國外的時候，他卻留在國內，在大森林的濃蔭裡帶頭抵抗入侵者。他在夜裡出擊，然後就消失了，僅僅在雪地上留下了狼的足跡。

　　在戰爭末期，有一小撮黨衛軍軍官滿以為入侵盟軍的垮臺僅僅是幾個月的事情，因此，他們訓練並指令一批極端狂熱的少年潛伏下來，跟盟國占領軍搗亂。他們在當時已被美國人攻占的巴伐利亞成立了組織。這一幫人就是最早的狼人。所幸的是，他們始終沒有把他們的訓練化為實踐，因為在發現達豪集中營後，美國兵正等著有人來給他們開刀呢。

　　敖德薩在四〇年代末開始重新滲入西德的時候，它的頭頭是一個曾經訓練過一九四五年的少年狼人的人。他沿用了這個稱號。這個稱號的優點是，它是個假名，有象徵意義，而且十分富於戲劇性，足以滿足德國人那種永不衰退的表演欲。但是敖德薩在對付那些反對它的計劃的人時所用的殘酷手段，則是毫無演戲成分的。

　　一九六三年末的狼人是第三個承襲這個稱號和職位的人。他狂熱而狡猾，經常與他在阿根廷的上司保持接觸。這個人維護著在西德的所有前黨衛軍成員的利益，特別是那些從前官階很高或在通緝名單上名列前茅的人。

　　他注視著辦公室的窗外，回想起三十天以前在馬德里飯店的一個房間裡面對著他的黨衛軍將軍格呂克斯的形象，回想起將軍的警告；至關重要的是，要不惜任何代價保護那個代號叫「火神」的、正在為埃及火箭製造遙控系統的收音機工廠廠主的安全，不使他暴露出真面目。也只有他知道火神就是當年在德國相當有名的愛德華．羅施曼。

　　他看了看他記著密勒的車牌號碼的筆記本，按著他寫字檯上對講機的按鈕：「希爾達，我們上個月在離婚案中雇用的那個私家偵探叫什麼名字？」從隔壁房間裡傳來了他的祕書的聲音：「等一等。」傳來了她翻閱文件的沙沙聲，「叫門默斯，海因茨．門默斯。」

　　「告訴我電話號碼，好嗎？不，別給他打電話，就告訴我電話號碼。」

　　他把電話號碼記在密勒的車牌號碼的下邊，然後他的手指離開了對講機的按鈕。

　　他站起身來，穿過房間，走到一個保險壁櫃跟前，這個壁櫃是嵌在辦公室的一堵混凝土牆壁裡的。他從壁櫃裡拿出一本又厚又重的書，然後回到他的寫字檯前。他唰唰地翻著書頁，翻到了他所需要的那一頁。這裡僅僅登記著兩個門默斯，海因里希和瓦特。他的手指在對著海因里希（通常縮寫為海因茨）這個名字的那一頁上移動。他記下了出生年月，算出了這個人在一九六三年的年齡，並回憶著那個私家偵探的相貌。年齡是相符的。他記下了海因茨．門默斯名字下邊的兩個其他數目字，然後拿起電話，要希爾達給他接外線。

　　外線接通後，他撥了希爾達告訴他的那個號碼。當對方的電話鈴響過一陣以後，有人拿起了話筒，傳來了一個女人的聲音：「門默斯私人調查所。」

　　「我找門默斯先生本人。」律師說。

　　「請問你是誰？」祕書爽朗地問。

　　「別管，就給我找他接電話，快點。」

　　靜默了片刻，他說話的語調產生了效果。「是，先生。」她說。

　　一分鐘後，一個粗魯的聲音說：「我是門默斯。」

　　「是海因茨．門默斯先生嗎？」

　　「是的，你是誰？」

　　「別管我是誰，這並不重要。你只要告訴我，二百四十五，七百一十八這個數目字對你是不是有什麼意義？」

　　話筒裡寂然無聲，等到門默斯明白過來對方剛才所說的是他的黨衛軍號碼之後，才深深地嘆了口氣，打破了沉默。

　　現在攤開在狼人寫字檯上的這本書就是黨衛軍全體成員的號碼名冊。

　　傳來了門默斯的聲音，粗魯而又滿懷疑慮。「怎麼樣啊？」

　　「如果我說我的相應的號碼是五位數，那它對你是不是有什麼意義呢？」

　　變化像閃電一般迅速。五位數意味著非常高級的軍官。

　　「是，先生。」門默斯在電話裡說。

　　「好，」狼人說，「我有件小事情想請你給辦一下，有一個愛管閒事的人正在調查我們的一個同志，我必須知道他是誰。」

　　話筒傳來一聲：「遵命。」

　　「好極了。但這事只限於你我兩個同志知道。我們畢竟都是戰友嘛。」

　　傳來門默斯的聲音，他顯然因受到恭維而高興：「是，同志。」

　　「關於這個人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的車牌號碼，是在漢堡登記的。」狼人對著電話慢慢唸著號碼，「聽清楚了嗎？」

　　「聽清楚了，同志。」

　　「我希望你親自去漢堡。我想知道他的姓名，住址、職業，家庭和親屬、社會地位……總之，一次正常調查所要求的一切。你需要多長時間？」

　　「大約四十八小時。」門默斯說。

　　「好，我四十八小時後再給你打電話。最後，不要接近你的對象。如果可能的話，要做得讓他不知道有任何調查正在進行。明白了嗎？」

　　「當然，沒有問題。」

　　「你辦完以後，開個賬單，我給你打電話時告訴我。我將把現金郵寄給你。」

　　門默斯勸告說：「不會有賬單的，同志。同志間的事情，不要那個。」

　　「那好吧。我將在兩天後給你打電話。」

　　狼人放下話筒。

　　※※※

　　同一天下午，密勒從漢堡出發，仍舊走他兩星期前走過的那條高速公路，經過不來梅、奧斯納布呂克和明斯特，向科隆和萊茵蘭駛去。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波昂，康納德．阿登納選擇這個令人討厭的河邊小城作為聯邦共和國的首都，因為他是那兒的人。

　　就在不來梅南邊，他的「美洲虎」擦過正飛快地往北駛往漢堡的門默斯的「奧拜爾」。這兩個人各負使命，互不相知，交臂而過。

　　當密勒駛進波昂唯一的一條很長的大街的時候，天已經黑了。他看見一個交通警察的頭頂有遮簷的帽子，便把車子開到他身邊。

　　「請問，去英國大使館怎麼走？」他問警察。

　　「它一小時內就要關門了。」警察說。他是一個真正的萊茵蘭人。

　　「那我得盡快趕到那裡。」密勒說：「它在哪兒？」

　　警察順著大街直指南面，「順著電車軌道一直往前走，這條街往前就是弗雷德里赫．艾倍特路，沿著電車軌道走就行了。當你就要離開波昂，進入哥德斯山溫泉的時候，你將會在你的左手邊看見它。它燈火通明，外邊飄揚著英國國旗。」

　　密勒點頭稱謝，繼續向前駛去。英國大使館就在警察說的地方，被夾在一個屬於波昂界內的建築工地和一個足球場之間，兩邊都是一片泥濘，籠罩在從大使館後面的河面上升起的冬霧之中。

　　這是一座長而矮的混凝土建築物，後山牆對著大街。從它一建成起，在波昂的英國新聞記者們在提到它的，總是稱它為「真空吸塵器工廠」。密勒離開大路，在給來訪者預備的一小片空地上停下了車子。

　　他走進一扇木框的玻璃門，進入一間小小的休息室，左邊擺著一張桌子，桌子旁邊坐著一個中年女接待員。在她對面是一間小屋，裡邊住著兩個穿藍斜紋嗶嘰服裝的人，他們都帶有前軍士的明顯的特徵。

　　「對不起，我想找新聞專員談話。」他用從學校裡學來的結結巴巴的英語說。

　　接待員看來有點為難：「我不知道他是否還在這兒。你知道，現在是星期五下午。」

　　「請試試看。」密勒說，一面遞上他的記者證。

　　接待員看了看證件，在電話機上撥了一個號碼。密勒很走運，專員剛剛要走。他顯然要求等一會兒，好再把帽子和大衣脫下來。密勒被引進一間小小的會客室，裡邊掛著幾張勞蘭．希爾德的戈茲渥爾茨秋天景色的畫片。桌子上放著幾本過期的《閒談者》雜誌和介紹英國工業發展的小冊子。沒有幾秒鐘時間，一個前軍士就招呼他，把他帶上樓，經過一個走廊，把他引進一間小小的辦公室。

　　使他很高興的是這位新聞專員才三十五歲上下，並且看來是很熱心助人的。「你有什麼貴幹？」他問道。

　　密勒決定開門見山。「我正在為一家新聞雜誌採訪一個事件，」他撒謊說：「它涉及一個前黨衛軍上尉，一個最壞的傢伙，一個我國當局至今還在緝拿的人物。我相信他一定也列在英國當局的通緝名單上，因為德國的這一部分是在英國管轄之下。請問我怎樣才能查出英國究竟抓到過他沒有，如果抓到過，後來情況怎樣？」

　　這位年輕的外交官顯出困窘的樣子，「唉呀，我確實不知道。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在一九四九年就把我們所有的檔案和文件都交給你們的政府了。他們接替了我們的人留下的工作，我想所有這些東西現在一定都在他們那裡。」

　　密勒竭力避免提及德國當局已全然拒絕幫助的事。「不錯，」他說，「的確是這樣。但是到目前為止，我所有的調查都表明，從一九四九年以來他一直沒有被捕。而且，據西柏林的美國文獻中心透露，一九四七年英國曾向他們要過一份關於此人的檔案的副本。這樣做一定是事出有因的，是嗎？」

　　「是的，這樣想是合乎情理的。」專員說。密勒已取得西柏林美國當局的合作這一事實顯然已對他產生了影響，他皺起眉頭，思索著。

　　「那麼在占領期間──我意思是說，在管轄期間，英國方面誰是調查當局？」

　　「噢，你知道，那時候該是陸軍的憲兵司令部。除了紐倫堡，那是審理主要戰爭罪行的，各盟國是單獨進行調查的，儘管我們相互之間，除俄國以外，顯然也進行過合作。這些調查的成果是對一些區域性戰爭罪行進行了審判。你明白我的話嗎？」

　　「明白。」

　　「你知道，這些調查是由憲兵也就是軍事警察部門進行的，審判是司法處佈置的。但是兩方面的檔案都在一九四九年移交了。你明白嗎？」

　　「是的，我明白，」密勒說，「但是英國必定還保留著副本吧？」

　　「我想是會保留的，」專員說，「不過現在一定被送到陸軍檔案部門編檔保存起來了。」

　　「有可能看一看這些檔案嗎？」

　　專員似乎被嚇了一跳。「噢，我很懷疑，我看不行。我想一個真正搞研究的學者也許可以提出看這些檔案的申請，但這將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我不認為一個採訪者會被允許去看它們，我毫無冒犯你的意思，你明白嗎？」

　　「我明白。」密勒說。

　　「問題是，」專員熱心地繼續說，「唉，你不是正式的官方身分，不是吧？而且誰也不希望給德國當局出難題，對不對？」

　　「當然啦。」

　　專員站起身來。「我不認為大使館真能幫你多少忙……」

　　「好吧。最後一件事，有沒有什麼人當時在這兒，現在仍舊在這兒的？」

　　「你指大使館職員嗎？哦，唉呀，沒有，沒有。他們變動過好多次了。」他送密勒到門口，「等一等，有一個凱德貝雷。我想他當時在這兒。他在這兒很長時間了。這我確實知道。」

　　「凱德貝雷？」密勒說。

　　「安東尼．凱德貝雷，駐外記者，他可以說是英國駐這裡的一個老資格記者。他跟一個德國姑娘結了婚。我想他在戰後，在戰爭剛剛結束後，是在這兒的。你可以問問他。」

　　「好吧，」密勒說，「我試試看。我在哪兒能找到他？」

　　「哎呀，今天是星期五，」專員說，「過一會兒他可能會到他最愛去的「法蘭西界」的酒吧間去，你知道那個地方嗎？」

　　「不，以前我從來沒有到過這兒。」

　　「啊，是的，好啦。你知道，那是一家法國人開的餐館，飯菜也非常好。它非常有名，它在哥德斯山溫泉，就在這條路那邊。」

　　密勒找到了它，它在距離萊茵河岸一百碼遠的一條叫做安．希威姆巴德的街上。酒吧間的夥計很熟悉凱德貝雷，但是那天傍晚他沒有看見他。他告訴密勒，如果這位英國駐波昂的外國記者團的首席記者那天傍晚不來的話，那麼，第二天中午他一定會來喝杯開胃酒的。

　　他在路邊的德雷森旅館訂了房間，這是一座上一世紀興建的大廈，過去是阿道夫．希特勒最喜歡的一家德國旅館，一九三九年他和英國的內維爾．張伯倫首次會晤時，他就挑的這個地方。密勒在「法蘭西界」餐館吃了晚飯，慢慢喝著咖啡消磨時間，希望凱德貝雷會突然來到。但是等到十一點鐘，那個英國人始終沒有露面，他就回旅館去睡了。

　　第二天上午十二點差幾分鐘，凱德貝雷走進了「法蘭西界」的酒吧間，他跟一些熟人打過招呼，然後走到櫃檯跟前他最喜歡的一個靠邊的圓凳上坐下。他剛呷了一口他的里加德酒，密勒就從窗前的桌子旁邊站起來，走上前去。

　　「是凱德貝雷先生嗎？」

　　那個英國人回過頭來，打量著他。他有一頭梳得很光滑的白頭髮，這使人回想起他昔日顯然是十分漂亮的容貌。他的皮膚仍然很健康，兩頰紅潤，血色很好。濃密的灰色眉毛下，是一雙淺藍色的眼睛。他留心打量著密勒，「是的。」

　　「我的名字叫密勒，彼得．密勒。我是漢堡來的記者。對不起，我可以找你談一會兒嗎？」

　　安東尼．凱德貝雷指指他身邊的一個凳子，「我想我們最好說德語，好嗎？」他說著，換了語言。密勒鬆了一口氣，因為他能說自己的語言了，這必定已流露出來。凱德貝雷笑了一笑，「你有何貴幹？」

　　密勒瞥了一眼他犀利的雙目，聳了聳肩膀。他從頭講起，從陶伯之死開始把事情經過都告訴了凱德貝雷。這個倫敦人是個很好的聽眾，他一次也沒有打斷他。等密勒講完，他招呼酒吧間夥計給他斟了一杯里加德酒，並為密勒要了一瓶啤酒。

　　「斯貝登勃勞，是這個牌子嗎？」他問道。

　　密勒點點頭，他倒了一杯鮮啤酒，杯子口上冒著泡沫。

　　「好酒。」凱德貝雷說，「好啊，你搞的問題很有意思。我必須說，我很佩服你的勇氣。」

　　「勇氣？」密勒說。

　　「在你們同胞目前的思想狀況下，到他們中間去調查這種事情，絕不是受人歡迎的。」凱德貝雷說，「時間長了，你無疑將會發現這一點。」

　　「我已經發現了。」密勒說。

　　「我也這樣想。」英國人說道，突然笑了一笑，「要份午餐嗎？我妻子白天不在家。」

　　吃午餐的時候，密勒問凱德貝雷，在戰爭結束的時候，他在不在德國。

　　「是的，我是一個戰地記者。當然比現在年輕多了，和你年紀差不多。我是跟隨蒙哥馬利的軍隊來的。當然不是到波昂，那時沒有人聽到過它。司令部是在龍貝格。當時我正有點不想走。我去採訪戰爭的結束，投降書的簽字之類，後來報館要求我留下來。」

　　「你報導過區域性戰爭罪行的審判嗎？」密勒問。

　　凱德貝雷把一塊牛排送進嘴裡，他邊嚼邊點點頭，「嗯，包括所有在英占區裡舉行的審判。我們派一個專家去參加紐倫堡審判。當然，那是美占區。我們區的大罪犯是約瑟夫．克拉默和艾爾馬．格萊塞。聽說過他們嗎？」

　　「沒有，從來沒有。」

　　「噢，他們有貝爾森的公獸和母獸之稱。實際上，這些稱號是我發明的，它們很投合人心。你聽說過貝爾森嗎？」

　　「隱約聽說過一些，」密勒說，「我們這一代人對那些事情很少聽說。誰也不願意對我們說什麼。」

　　凱德貝雷從濃密的眉毛下向他投射出兩道犀利的目光，「可是，你現在想知道嗎？」

　　「我們遲早必須知道。我可以問你一件事嗎？你恨德國人嗎？」

　　凱德貝雷咀嚼了一會兒，嚴肅地思考著這個問題。「就在貝爾森被發現後，一群英國隨軍記者跑去看了。在我一生中，我從來沒有感到那麼噁心。在戰爭中你總會看到一些可怕的事情，但是都不像貝爾森那樣。是的，我想在那個時刻，我恨所有的德國人。」

　　「那麼，現在呢？」

　　「不，不再恨了。老實說，我在一九四八年和一個德國姑娘結了婚。現在我仍舊住在這兒。如果我的感受仍和一九四五年一樣，我就不會住在這兒了，我一定早就回英國去了。」

　　「什麼原因使你改變的呢？」

　　「時間，時間的推移。事實證明，不是所有的德國人都是約瑟夫．克拉默，或是那個，他叫什麼名字來著，羅施曼？或是羅施曼之流。不過，我仍舊不能克服對你們國家中和我同輩的那些人的潛在的不信任感。」

　　「那麼，對我這一輩人呢？」密勒轉動著他的酒杯，凝視著紅色的液體折射出來的光線。

　　「你們要好一些，」凱德貝雷說，「說實在的，你們不能不好一些。」

　　「你願意幫助我調查羅施曼嗎？別人誰也不願意。」

　　「盡我所能吧，」凱德貝雷說，「你想知道什麼呢？」

　　「你記得在英占區曾審判過他嗎？」

　　凱德貝雷搖了搖頭：「沒有。不過，你說他出生在奧地利。當時奧地利也是在四大國占領之下。但是，我可以肯定，在德國的英占區沒有審判過羅施曼。如果審判過，我一定會記得這個名字。」

　　「但是為什麼英國當局要向在柏林的美國人要一份他的履歷的照片副本呢？」

　　凱德貝雷思忖了一會兒，說：「羅施曼一定是有什麼地方引起了英國人的注意。那時候，誰也不知道理加的事情。俄國人在四〇年代末是頑固到極點的，他們沒有從東方給我們任何情報，儘管絕大多數大規模屠殺的滔天罪行都是發生在那裡的。這就使我們處於這樣一種奇怪的地位，大約百分之八十的與人類為敵的罪行是在東方──現在的鐵幕後邊犯下的，而那些應對這些罪行負責的人卻差不多百分之九十是在三個西方的占領區。好幾百個有罪的人從我們手裡偷偷溜走了，因為我們遠離東方一千哩，不知道他們究竟幹過些什麼。

　　「但是，如果在一九四七年對羅施曼進行過一次調查，那麼他無論如何一定會引起我們的注意的。」

　　「我也這樣想，」密勒說，「我們將從哪兒入手去看一看那些英國檔案呢？」

　　「這個，我們可以從我自己的檔案入手，它們就藏在我家裡。來吧，走一會兒就到了。」

　　幸運的是，凱德貝雷是一個一絲不苟的人，他保留著從戰爭結束以來他寫的每一份稿件。他的書房裡兩面牆邊都排列著文件匣。此外，在一個角落裡是兩個灰色的文件櫃。

　　「我的辦公室就在家裡，」他們走進書房的時候他對密勒說，「這是我自己的檔案系統，我是唯一了解這個系統的人。讓我來給你看。」他指著那兩個文件櫃，「這一個裝著按字母排列的人物檔案。另一個是關於問題的，按標題分類，按字母排列。我們將從第一個櫃子入手，看看羅施曼的名字。」

　　他們很快就查完了，沒有標有羅施曼名字的卷夾。

　　「好吧，」凱德貝雷說，「現在讓我們來試試標題。有四個標題或許對我們有幫助。一個是『納粹』，另一個是『黨衛軍』。再就是『審判』這個大標題，下面還有若干綱目，其中之一是關於那些曾經舉行過的審判的剪報。不過它們大多數是一九四九年以來在西德進行的罪犯的審判。最後一個說不定有幫助的是『戰爭罪行』。讓我們來瀏覽一遍。」

　　凱德貝雷比密勒讀得快，但是，他們直到傍晚才勉強把四個標題下的幾百份剪報讀完。最後，凱德貝雷嘆了口氣，站起身來，把「戰爭罪行」的卷夾合上，把它放回文件櫃中原來的地方。

　　「我今晚恐怕非出去吃晚飯不可了，」他說，「唯一剩下沒有查過的就是這些東西了。」他指指兩面牆邊架子上的那些文件匣。

　　密勒合上他正在查找的卷夾，「那是什麼？」

　　「那是十九年來我給報紙寫的稿件，」凱德貝雷說，「那是頂上一排。下邊一排是十九年來從報紙上剪下來的關於德國和奧地利的新聞資料和文章。頭一排顯然有很多與第二排重複的東西。那些是我的已經發表的東西，但是在第二排匣子裡也有不是我寫的其他作品。其他投稿人畢竟也有一些作品在報紙上刊登出來，而我送去的一些資料則沒有被採用。

　　「每年大約有六匣子剪報，這就夠我們看的了。好在明天是星期天，所以，如果你高興的話，我們可以利用一整天。」

　　「那真是太麻煩你了。」密勒說。

　　凱德貝雷聳了聳肩膀說：「這個週末我沒有別的事可做。在波昂，十二月末尾的週末反正是沒有什麼樂趣可言的。我妻子在明天傍晚以前不會回來。十一點半鐘左右你到『法蘭西界』來，咱們喝一杯吧。」

　　他們是在星期日下午三、四點鐘找到它的。安東尼．凱德貝雷快查完放他自己稿件的那一排文件匣裡標寫著「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月」字樣的那一部分了，他突然喊了一聲：「找到了！」並鬆開彈簧夾，拿出一張早已褪了色的紙，上面用打字機打著標題，「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報紙沒有採用它，這不奇怪，」他說：「就在聖誕節前夕，誰還願意知道關於一個被捕的黨衛軍的事情呢。而且，當時新聞紙很缺乏，聖誕節特刊的版面一定是很小的。」

　　他把那張紙放在寫字檯上，用可以轉頭的檯燈照著它。

　　密勒俯身在上面讀著：

　　漢諾威，英國軍政府，十二月二十三日電。英國軍政府司令部發言人今天在這裡宣布，英國軍事當局在奧地利格拉茨逮捕了臭名遠揚的一名前黨衛軍上尉，在作進一步調查期間，該犯已被收押。

　　這個愛德華．羅施曼是在奧地利某城的大街上被一個集中營的前囚徒認出來的，他聲稱羅施曼曾是拉脫維亞集中營的司令官。當這個集中營的前囚徒跟蹤他到一所房子跟前，並指出了他的身分後，羅施曼就被格拉茨的英國戰地保安部人員逮捕了。

　　發言人說，已要求波茨坦蘇占區司令部提供關於拉脫維亞里加集中營的進一步情報，尋找更多證人的工作也正在進行中。同時，美國當局在柏林的黨衛軍索引中所保存的有關這個被捕者的檔案，也已證明他就是愛德華．羅施曼。撰稿人：凱德貝雷。

　　密勒把這篇簡短的稿子讀了四、五遍。「哎呀！」他嘆了口氣說，「我可找到他了。」

　　「我想這值得喝一杯。」凱德貝雷說。

　　※※※

　　狼人在星期五給門默斯打電話時，忽略了四十八小時以後恰好是星期日。但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仍舊在星期日那天從家裡往門默斯的辦公室打電話，電話沒有打通。當時正值那兩個人在哥德斯山溫泉找到了那份報導。

　　但是第二天早上九點整，門默斯來到自己的辦公室。九點半，狼人打來了電話。

　　「很高興你來電話，同志，」門默斯說，「我昨天深夜才從漢堡回來。」

　　「你得到情報了嗎？」

　　「當然。你願意記下來嗎？」

　　「說吧。」電話裡說。

　　門默斯在他的辦公室裡清了清嗓子，然後開始念他的筆記：

　　「車主是一個自由投稿記者，名字叫彼得．密勒。特徵：二十九歲，身高六呎差一點兒，棕色頭髮，棕色眼睛。他的母親是一個寡婦，住在奧斯多夫，就在漢堡郊外。他本人住在漢堡中心靠近斯坦大街的一套公寓裡。」門默斯唸出密勒的住址和電話號碼，「他跟一個脫衣舞女西格莉德．萊恩小姐同居。他主要是為一家畫報寫稿，顯然幹得很不錯，專門搞調查性的新聞報導。正如你所說的，同志，是一個愛管閒事的人。」

　　「你知道是誰委託他進行最近的調查嗎？」狼人問。

　　「不知道。那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似乎沒有人知道他這會兒在幹什麼，在為誰工作。我冒稱是一家大雜誌的編輯部人員，找那姑娘問了一下。只是通過電話，你知道。她說，她不知道他在哪兒，但是她正等著他今天下午上班前給她來電話呢。」

　　「還有別的嗎？」

　　「就是那輛車，那是很有特點的。一輛黑色『美洲虎』牌汽車，英國式，車身上有一條黃帶子。是一輛賽車，雙座，車蓋是固定的，叫做ＸＫ一五〇Ｓ型。我查看了他在那裡的停車房。」

　　狼人摘要記了下來，「我很想知道現在他在哪兒？」他最後說。

　　「他現在不在漢堡，」門默斯急忙說：「他在星期五將近吃午飯的時候，就是我快到那裡的時候，就離開了。他在那兒過的聖誕節，在那以前，他還去過別的什麼地方。」

　　「我知道了。」狼人說。

　　「我能夠弄清楚他正在調查的是什麼事件，」門默斯殷勤地說：「我沒有太深入地去調查他，因為你說過，你不願意他發覺有人正在調查他。」

　　「我知道他在搞什麼名堂。他要揭露我們的一個同志。」

　　狼人思考了一會兒，「你能夠弄清楚他現在在哪兒嗎？」他問道。

　　「我看沒問題，」門默斯說，「今天下午我可以跟那個姑娘打個電話，假說我是一家大雜誌派來的，急需與密勒取得連繫。從電話裡聽來，她是頭腦簡單的姑娘。」

　　「好，就那麼辦。」狼人說：「我今天下午四點鐘給你打電話。」

　　※※※

　　星期一早晨，凱德貝雷來到波昂，那裡要舉行一個官方的記者招待會。他十點三十分給德雷森旅館的密勒打電話。

　　「很高興在你走以前找到你。」他告訴那個德國人：「我有一個想法，它或許對你會有幫助。下午四點鐘左右，你到「法蘭西界」來。」

　　密勒在午餐前給西吉打了電話，告訴她他在德雷森旅館。

　　當他們會面後，凱德貝雷要了一杯茶。「今天早上我沒有注意聽那無聊的記者招待會，倒想出了一個主意。」他告訴密勒說：「如果羅施曼已經被捕，而且確實證明是一個受通緝的罪犯，那麼，他的案件將會引起當時德國英占區英國司法官員的注意，所有檔案也會加以複製，並在當時德國和奧地利境內的英、法、美之間傳來傳去。你聽說過利物浦的一個叫魯塞爾勳爵的人嗎？」

　　「沒有，從來沒有。」密勒說。

　　「他是占領期間英國軍政府的法律顧問。後來，他寫了一本書叫《卐字旗下的災禍》，不論它是寫什麼的，這本書沒有使他在德國獲得非常大的聲譽，但它關於那些暴行的描寫卻是非常確實的。」

　　「他是一個律師嗎？」密勒問道。

　　「是的，」凱德貝雷說，「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律師。他現在退休了，住在溫勃列頓。我不知道他是否記得我，不過我可以給你寫封介紹信。」

　　「他會記得那麼遠的事嗎？」

　　「他也許記得。雖然他不再是一個年輕人，但是他的記憶力之好是有名的，簡直像個檔案室。如果羅施曼的案子曾委託他起訴，那麼他將會記得它的每一個細節。我確信這一點。」

　　密勒點點頭，啜了一口茶說：「好的，我想飛到倫敦去跟他談談。」

　　凱德貝雷把手伸進衣袋，掏出了一個信封，「我已經寫好這封信。」他把介紹信遞給密勒，站起身來，「祝你走運。」

　　※※※

　　當狼人四點整給門默斯打電話時，門默斯已為他弄到了情報。

　　「他的女朋友接到了他的一個電話，」門默斯說，「他在哥德斯山溫泉，住在德雷森旅館。」

　　狼人放下話筒，翻閱著一本通訊錄。最後他停在一個名字上，又拿起了電話，撥了波昂──哥德斯山溫泉地區的一個號碼。

　　※※※

　　密勒回到旅館去給科隆飛機場打電話，預訂下一天，即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二飛往倫敦的飛機票。當他走到服務處的桌子跟前，女招待快活地微笑著，指了指一排凸出在牆外，可以俯瞰萊茵河的窗子跟前一片寬敞的座位。

　　「那兒有位先生要見你，密勒先生。」

　　密勒朝那塊凸出的地方瞥了一眼，那裡擺著一些各種各樣的桌子，桌子周圍擺著有椅套的椅子。在一把椅子上坐著一個穿黑色冬大衣的中年男人，手裡拿著一頂黑色的漢堡帽和一把捲著的傘，他坐在那兒等待著。密勒慢吞吞地走向前去，心裡直納悶：誰會知道他在這兒呢？

　　「你要見我嗎？」密勒問。

　　那個人跳了起來，「是密勒先生嗎？」

　　「是的。」

　　「彼得．密勒先生。」

　　「是的。」

　　那個人按照老式德國人的習慣，急促地鞠了一躬說：「我的名字是舒米特，舒米特博士。」

　　「找我有什麼事？」

　　舒米特博士不以為然地微笑著，注視著窗外陰鬱荒涼的萊茵河在空無一人的陽臺上的球形電燈下流過。

　　「我聽說你是一個記者，是嗎？一個自由投稿記者，而且是很出色的一個。」他愉快地微笑著說：「你是有名的辦事非常認真、非常執拗的人。」

　　密勒沉默不語，等著他轉入正題。

　　「我的朋友們聽說，你現在正在調查一些，哎呀，怎麼說呢，一些很久以前，很久以前發生的事件。」

　　密勒緊張起來，苦苦地思索著，竭力想弄清楚「朋友們」是誰，誰可能告訴他們。後來，他意識到他曾經在全國各地到處打聽羅施曼。

　　他直截了當地說：「調查一個叫愛德華．羅施曼的人。怎麼樣？」

　　「噢，是的，關於羅施曼上尉。我正想，我也許能幫助你。」這個人的目光離開了萊茵河，和藹地凝視著密勒。「羅施曼上尉已經死了。」

　　「真的嗎？」密勒說：「我不知道。」

　　舒米特博士顯出很高興的樣子，「當然你不知道。沒有理由你應當知道。但這確實是真的。真的，你是在浪費時間。」

　　密勒顯出失望的樣子。「你能告訴我他什麼時候死的嗎？」他問那個博士。

　　「你沒有發現他死的情況？」那個人問。

　　「沒有，我能找到的關於他的最後的線索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末。那時他還活著。」

　　「噢，是的，當然啦。」舒米特博士似乎很樂意來滿足密勒，「他是被殺死的。你知道，在那以後不久，他回到了他的故鄉奧地利，一九四五年初，在與美國人作戰時被打死了。好幾個生前認識他的人證明了那是他的屍體。」

　　「他必定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密勒說。

　　舒米特博士點點頭表示同意，「啊，是的，有人這麼認為。的確，我們當中有人就這麼看。」

　　「我的意思是說，」密勒繼續說，根本不理會對方的打岔，「他一定是自耶穌基督以來第一個能夠死而復生的了不起的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奧地利的格拉茨，他又被英國人活活捉住。」

　　博士的眼裡反映出窗外欄杆上閃閃發光的白雪，「密勒，你真愚蠢，實在愚蠢。請聽我的忠告，一個年長的人給一個年輕得多的人的忠告，放棄這個調查吧。」密勒瞪著他。「我想我應當感謝你。」他毫無謝意地說。

　　「你要願意接受我的忠告就好了，也許你應當接受。」博士說。

　　「你又誤解了我，」密勒說，「今年十月中也有人在漢堡看見羅施曼還活著。第二次看見沒有得到證實，現在證實了，你剛才證實了它。」

　　「我再重複一遍，如果你不放棄這個調查，你將是十分愚蠢的。」博士的目光仍舊非常冷峻，但是卻悄悄流露出焦急的神情。想當年，他令出如山，誰敢不從，他對後來的變化始終也習慣不了。

　　密勒開始發怒了，一股怒火慢慢地從脖頸升到臉上。「你真叫我膩味，博士先生。」他告訴那個年紀比他大的人說：「你和你們那一夥，所有你們這幫壞蛋都叫人膩味。你們道貌岸然，其實全是我國地面上的垃圾。關於我，我將繼續調查，直到我找到他為止。」

　　他轉身要走，但是那個年紀比他大的人抓住他的胳臂。他們互相瞪著，彼此距離才隔兩寸。

　　「你不是猶太人，密勒。你是雅利安人，你是我們的人。我們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呢？看在上帝的面上，我們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呢？」

　　密勒掙脫了他的胳臂，「如果你不知道的話，博士先生，你就永遠不會理解。」

　　「唉，你們年輕一代的人，你們全是一樣兒的。為什麼你們總不能循規蹈矩呢？」

　　「因為我們就是這樣的人，或者至少我是這樣的人。」

　　那個年紀比他大的人眯縫起眼直直地看著他：「你不蠢，密勒。可是你幹的是蠢事。你就像那種老是被他們所謂的良心支配著的傢伙。不過，我開始有點懷疑了，看來你在這件事情上準是有點個人的牽連。」

　　密勒轉身要走，「也許是的。」他一面說，一面穿過了休息室。

　　八

　　在倫敦溫勃列頓區鬧市外邊，密勒毫不費力地就找到了那所房子，它座落在住宅區裡一條安靜的街道上。按過門鈴之後，魯塞爾勳爵親自來開門。他是一個年近七十的人，穿著一件羊毛衫，繫著領結。密勒作了自我介紹。

　　他告訴這位勳爵說：「我昨天在波昂和安東尼．凱德貝雷先生一塊兒吃午飯。他對我講起你，還寫了一封介紹信給你。我希望能和你談一次話，先生。」

　　魯塞爾勳爵站在臺階上困惑地看著他：「凱德貝雷？安東尼．凱德貝雷？我好像想不起來……」

　　「他是一個英國記者，」密勒提醒說，「戰爭剛結束的時候，他在德國採訪過對戰犯的審判，例如對約瑟夫．克拉默和其他在貝爾森犯罪的人的審判。你還記得這些審判嗎？」

　　「當然記得，當然記得。對了，凱德貝雷，對，搞報紙的那個傢伙。我現在想起來了，好多年沒見到他啦！好，咱們別站在這兒，天氣夠冷的，而且我也沒有從前那麼年輕了。進來，進來。」

　　他不等回答就轉身走進前廳，密勒在後面跟著，隨手把一九六三年最後一天的寒風關在大門外面。他遵照魯塞爾勳爵的吩咐把大衣掛在前廳的衣帽鉤上，然後跟著他往裡走進起居室，那兒的壁爐裡燃燒著受人歡迎的爐火。

　　密勒拿出了凱德貝雷的信，魯塞爾勳爵很快地看了一遍，驚異地揚起眉毛。

　　「哼！叫我幫著追蹤一個納粹分子？你是為這個上這兒來的嗎？」他從眉毛底下打量著密勒。不等德國人回答，魯塞爾勳爵就接著說：「好啦，坐下，坐下。老站著可不好！」

　　他們分別坐在爐火兩旁罩著花椅套的扶椅上。

　　「一個年紀輕輕的德國記者怎麼追蹤起納粹分子來了？」

　　魯塞爾勳爵劈頭就問。他的粗魯和直率使密勒感到窘迫。

　　「我還是從頭說起吧。」密勒說。

　　「我也認為你最好如此。」這位勳爵一邊說著，一邊探身在壁爐架子上磕打他菸斗裡的菸渣。密勒敘述的時候他又裝菸斗，又點火，等他心滿意足地噴煙吐霧的時候，德國人也講完了。

　　這位退休的律師聽了以後似乎毫無反應。「我希望我說的英語能讓你聽懂。」密勒訕訕地說。

　　魯塞爾勳爵好像猛然從沉思中醒了過來：「啊，對，對，反正比我撂下了這麼多年的德語要強，人是愛忘事的，你知道。」

　　「這個羅施曼的事……」密勒開始說。

　　「對，有意思，很有意思，並且你還想試試看要找到他。為什麼？」

　　最後這個問題是針對密勒而來的，他發覺老人的眼睛從眉毛下邊銳利地盯著他。

　　「嗯，我有我的理由，」他生硬地回答說，「我認為應該找到這個人而且審判他。」

　　「哼！我們不是全都這麼想嗎？問題是他會受審嗎？會有審判他的那一天嗎？」

　　密勒直截了當地頂了回來：「如果我能找到他，他會受審的。你就相信我這話吧。」

　　這位英國勳爵似乎無動於衷。從他菸斗裡噴出來的一股股小煙圈，連成完整的一串飛向天花板。雙方都一直不吭聲。

　　「閣下，重要的是你還記得他嗎？」

　　魯塞爾勳爵似乎吃了一驚：「記得他？啊，對，我記得他，或者說至少記得這個名字。真希望能把他的長相和名字對起來。你知道，一個老人的記憶往往隨著年紀而淡漠，而且在那些日子裡這種人又有那麼多。」

　　「你們的憲兵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格拉茨把他逮捕的。」密勒告訴他說。

　　密勒又從上衣胸袋裡取出兩張影印的羅施曼的照片遞了過去。魯塞爾勳爵凝視著這兩張一張正面、一張側面的照片，然後站起身來若有所思地在房間裡走來走去。

　　「對，」他最後說，「我想起來了！我現在有印象了。是的，這份卷宗是格拉茨戰地保安部門幾天以後給我送到漢諾威來的。凱德貝雷就是從那兒弄到他的資料的，從我們在漢諾威的辦公室。」

　　他頓了一下，迅速地轉向密勒：「你說你那個陶伯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他同另外幾個人一起開著車經過馬格德堡往西去的嗎？」

　　「他在日記上是這麼說的。」

　　「嗯，這個時間是在我們逮住他以前兩年半。你知道這期間他待在哪裡嗎？」

　　「不知道。」密勒說。

　　「待在一所英國戰俘營裡。不要臉的東西！好吧，年輕人，我盡量給你補上這一段。」

　　※※※

　　那輛載著愛德華．羅施曼和他那些黨衛軍同夥們的汽車，穿過了馬格德堡，立即向南轉彎，駛向巴伐利亞和奧地利。四月底，他們到了慕尼黑，這夥人就分散了。羅施曼這時穿的是德國陸軍下士的軍裝，用的證件雖然是真名，但身分卻是陸軍人員。

　　當時美國陸軍部隊正在慕尼黑以南橫掃巴伐利亞全境，美軍關心的不是已經在行政管理上成為負擔的平民百姓，而是由於謠傳納粹組織已縮進巴伐利亞境內阿爾卑斯山離希特勒在柏赫特斯加登的住所不遠的一個要塞，企圖在那裡頑抗到最後一個人。所以當巴頓將軍的部隊席捲巴伐利亞的時候，很少有人注意那數以百計不攜帶武器、到處流浪的德國士兵。

　　羅施曼夜裡摸黑趕路，白天就躲在伐木工人的茅屋和穀倉裡，就這樣越過了德奧邊界（其實這條邊界從一九三八年合併以來就不復存在了），繼續向南朝著他的家鄉格拉茨前進。他知道，到了格拉茨，不管城裡城外，總會有人能掩護他的。

　　他繞過了維也納，但在五月六日那天快到目的地的時候，被一支英國巡邏隊發覺了，他昏頭昏腦地企圖逃竄。他剛剛一頭扎進路邊的灌木叢裡，槍彈就像冰雹似地落了下來，其中一顆射穿他的胸膛，刺透了一邊的肺葉。這些英國大兵在黑暗裡倉促搜索了一陣就過去了，沒有發現灌木叢裡的這個受傷的人。

　　從這兒他爬到了半哩地外一個農民的家裡。

　　當時他還神志清醒，就把格拉茨一個他熟識的醫生的姓名告訴了那個農民。那人在夜裡騎著車悄悄地穿過宵禁，把醫生找了來。足有三個月的時間，羅施曼在朋友們的護理下，開始時在那個農民家裡，後來又住進了格拉茨城裡的一所房子。當他自己能夠行動的時候，戰爭已經結束了三個月，而奧地利已處於四大國占領之下，格拉茨正處在英國占領區的中心。

　　當局命令所有的德國士兵進戰俘營服役兩年，羅施曼估計那裡是一個最安全不過的地方，就去自動投案了。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七年八月，羅施曼安穩地待在戰俘營裡，正好躲開了當時對最凶殘的黨衛軍劊子手的追捕。因為在投案的時候他假冒了他的一個舊友的名字，那個人曾在陸軍服役，早已戰死在北非。

　　當時有好幾萬到處流浪的德國士兵都是根本沒有任何身分證件的，所以盟軍當局就把他們自報的姓名信以為真了。

　　他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條件來甄別那些陸軍軍士。一九四七年夏天，羅施曼獲釋了，他滿以為離了戰俘營的監護也可以平安無事。可是他估計錯了。

　　有一個里加集中營的倖存者，是維也納人，發誓要向羅施曼討還血債。這個人經常出沒在格拉茨的街道上，等待著羅施曼回家。在格拉茨有羅施曼一九三九年離家時留下的父母，還有他一九四三年休假時娶的妻子海拉．羅施曼。老頭在羅施曼父母住的房子和他妻子住的房子之間往返徘徊，一心等候這個黨衛軍的歸來。

　　羅施曼獲釋後，先是在格拉茨郊外充當農業工人。後來，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回家去過聖誕節。那個老頭正在等著他呢。老頭藏在一根柱子後面盯著那個身材瘦高，長著淺黃頭髮和冷酷的藍眼睛的人走近了他的妻子住的房子，向周圍環顧了幾次，然後敲敲門進去了。

　　不到一個小時，這位曾在集中營的老人領著兩個魁梧的英國戰地保安部的軍士來了。這兩個英國人半信半疑地敲開這所房子的大門，經過迅速的搜查，把羅施曼從床底下拖了出來。其實羅施曼如果一開始就挺身出來矢口否認，硬說老頭子認錯了人，或許能讓兩個軍士相信他，而以為老頭搞錯了。但是他藏到床底下反倒敗露了他自己。軍士們把他押到戰地保安部的哈迪少校那裡，少校立即把他監禁起來，同時向柏林和美方查詢了有關黨衛軍的檔案。

　　四十八小時後，他的身分得到了證實，消息便傳出去了。英國當局還在波茨坦向俄國人提出查詢，要求他們幫助充實有關里加的資料時，美國方面就已要求把羅施曼暫時引渡到慕尼黑，以便讓他在美國人在達豪審判其他里加地區集中營的黨衛軍戰犯的法庭上作證。英國當局同意了美方的要求。

　　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清晨六時，一名皇家憲兵隊軍士和一名戰地保安部軍士押解著羅施曼，從格拉茨登上了開往薩爾斯堡和慕尼黑的火車。

　　※※※

　　魯塞爾勳爵停止了踱步，走到壁爐前又磕打起他的菸斗來。

　　「後來發生了什麼事呢？」密勒問。

　　「他逃掉了。」魯塞爾勳爵說。

　　「他怎麼啦？」

　　「他逃掉了。他抱怨說監獄的伙食害得他瀉肚了，然後就乘機從行駛中的火車的廁所窗戶裡跳了出去。等那兩個押送他的人砸開廁所的門時，他早就消失在雪地裡了。他們再也沒有找到他。當然也搜索了一番，但是他顯然已經乘著風雪溜之大吉，去找某個專門幫助納粹分子逃亡的組織了。過了十六個月以後，就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你們的新共和國成立，我們把這些全都交給波昂當局了。」

　　密勒作完記錄，放下了筆記本。

　　「以後該找哪兒呢？」他問道。

　　魯塞爾勳爵鼓起了臉頰：「嗯，我想以後就該找你自己的同胞了。你已經掌握了羅施曼從出生到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的歷史，後面的就該問德國當局啦！」

　　「具體哪一個機構呢？」密勒問，心裡可直擔心他會怎麼答覆。

　　「既然這人和里加集中營有關係，我琢磨找漢堡檢察院也許合適。」魯塞爾勳爵說。

　　「我已經去過了。」

　　「他們對你的幫助大嗎？」

　　「一點幫助也沒有。」

　　魯塞爾勳爵笑了：「這不奇怪，這不奇怪。你去路德維希堡試過嗎？」

　　「試過。他們的態度很好，可是幫助不大。有規章，不能告訴我。」

　　「這可就是向官方查詢的最大限度了。現在只剩下一個可以去請教的人。你聽說過西蒙．維森塔爾這個人嗎？」

　　「維森塔爾？嗯，彷彿聽說過。名字有點印象，可是對不上人頭。」

　　「他住在維也納，是一個從波蘭的加里西亞來的猶太人。戰爭期間，他先後在十二個集中營裡待了四年，因此他決心把他的餘年用來追緝在逃的納粹戰犯。不是來武的，他只是不斷地整理所有能弄到手的資料；然後，每當他肯定發現了一個逃犯時，就報告警方。這些罪犯往往換了假名字，當然不一定全部如此。如果警方不採取行動，他就舉行記者招待會，出他們洋相。不消說，無論德國官方或奧地利官方對他都沒有什麼好感。從他這方面則認為當局沒有努力把知名的納粹殺人犯捉拿歸案，更不用說去追捕潛伏的罪犯了。那些前黨衛軍成員對他這股韌勁恨之入骨，幾次要對他下毒手，那些官員們則希望他少管閒事，但是很多人都認為他是個了不起的人，盡量在各方面給他幫助。」

　　「對了，這下我想起這個人了。他不就是發現了阿道夫．埃希曼的那個人嗎？」

　　魯塞爾勳爵點點頭：「他查明他用理卡多．克利門特的名字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然後以色列人就從那兒把他弄走了。他還追蹤過好幾百名其他的納粹戰犯。如果關於你那個愛德華．羅施曼還有什麼別的情況的話，他準知道。」

　　「你認識他嗎？」密勒問道。

　　魯塞爾勳爵點點頭：「我給你寫封信，找他問事的人太多了，寫封介紹信是有好處的。」

　　他走到書桌旁，迅速地在一張印有頭銜的紙上寫了幾行字，把它疊好放在信封裡，封了口。

　　「祝你走運，你會用得上它的。」當他領著密勒出門的時候，他說。

　　第二天上午，密勒乘英國歐航公司的飛機回到科隆，取出他的汽車，開始了經由斯圖加特、慕尼黑、薩爾斯堡、林茨到達維也納的兩天行程。

　　他在慕尼黑宿夜，因為覆蓋著凍雪的高速公路常常只剩下一條窄道，同時還有排雪機或鋪沙車在拚命對付那下個不停的雪，所以路上不免耽誤時間。第二天他起了個大早，要不是在慕尼黑南面的托爾茲溫泉誤了很久，他午飯前後就能到達維也納。

　　高速公路在托爾茲溫泉附近穿過茂密的松林時，一連串的「慢行」標誌使交通停頓了下來。一輛警車轉動著藍色的警示燈，停在路邊上，兩個穿著白制服的巡警站在那兒擋住了交通。左手向北去的路也是同樣的部署。從松林裡開闢出一條車道，從兩側橫跨過高速公路。在這條車道的左右兩個道口上，站著兩名身穿冬季制服的士兵，各持一根用電池發光的警棍，等著招呼某種還隱藏在森林裡的東西穿過公路。

　　密勒不耐煩得直發火，最後他旋下窗玻璃衝著一個警察叫嚷：「怎麼回事？為什麼不放行呀？」

　　巡警不慌不忙地走過來，笑笑。「軍隊，」他簡短地說，「他們在轉移，馬上就有一隊坦克開過來了。」

　　十五分鐘以後，第一輛坦克出現了，長長的炮筒從松樹林裡戳出來，好像一隻大象在用牠的鼻子試探周圍有沒有什麼危險似的，一陣隆隆聲後，坦克的扁平巨大的裝甲車身從樹後出現了，順著車道一直開下去。

　　※※※

　　烏利希．弗蘭克上士是個幸福的人，剛剛三十歲就實現了他畢生的願望：指揮他自己的坦克。他還清楚地記得使他產生這個願望的那一天。那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當時他是曼海姆的一個小男孩，有人帶他去看電影。映出新聞片的時候，銀幕上充斥著哈索．馮．曼托費爾的虎王坦克，滾滾向前，去迎擊美英軍隊。

　　他驚愕地望著指揮員們圍裹得嚴嚴實實的身影，他們戴著鋼盔和風鏡，從炮塔裡凝視著前方。這個景象對十一歲的烏利希．弗蘭克說，是生命中的一個轉折點。當他離開電影院的時候，立下了一個誓願：總有一天他將指揮他自己的坦克。

　　這花費了他十幾年的時間，但終於達到了目的。這次在托爾茲溫泉附近森林轉移時，烏利希．弗蘭克上士就指揮了他的第一輛坦克──一輛美製Ｍ─四十八巴頓式坦克。

　　這是他最後一次在巴頓式坦克上操作。在營地裡等著他們的，是一排嶄新發亮的法製ＡＭＸ─十三式坦克，將用這些坦克更新這支部隊的裝備。再過一星期，比巴頓式坦克速度更快、火力配備更強的ＡＭＸ就歸他指揮了。

　　他看了看炮塔邊上新德國陸軍的黑十字標誌和它下面印著的這輛坦克的名字，心裡感到一陣惋惜。他雖然只指揮過它六個月，但它永遠是他的第一輛也是最心愛的一輛坦克。他把它命名為「龍岩」，這個名字的出處是俯瞰萊茵河的那塊岩石。傳說馬丁．路德當年在那裡把聖經譯成德文時看到了魔鬼，就把手裡的墨水瓶摔到它身上。弗蘭克估計部隊更新裝備以後，巴頓式坦克就要進廢品堆了。

　　在高速公路的右側，巴頓式坦克最後又停頓了一下，載著它的人員猛然衝上斜坡，消失在樹林裡。

　　※※※

　　密勒終於在一月三日那天下午到達了維也納。不等登記旅館，他就一徑驅車到市中心，打聽去魯道夫廣場的路。

　　他很容易地找到了七號，看了看住戶的名牌。在三樓部分有一張寫著「文獻中心」的卡片。他上樓後敲了敲奶油色的木頭門，有人在門後從窺孔裡朝外看看，然後他才聽到開鎖的聲音。一個漂亮的金髮女郎出現在門口。

　　「請問……」

　　「我叫密勒，彼得．密勒。我希望見見維森塔爾先生，我帶來了一封介紹信。」

　　他拿出介紹信交給這個姑娘，她似信非信地看看後，微微一笑，請他等一下。

　　幾分鐘以後她又出現在門裡面走廊的盡頭，招呼著他：「請到這邊來。」

　　密勒關上前門，跟著她進入走廊，拐個彎到了這套房子的末端。右手有一扇門敞開著，當他走進去時，一個男人站起身來迎接他。

　　「請進。」西蒙．維森塔爾說。

　　他比密勒預料的要魁梧些，是個六呎開外的結實的人，穿著一件厚厚的粗呢外套，身子有些傴僂，好像永遠在尋找一張放錯了地方的紙。他手裡拿著魯塞爾勳爵的信。

　　這間辦公室由於堆得太滿而相對地顯得狹窄。有一面牆從這頭到那頭、從地板到天花板全是架子，架子上塞滿了書。

　　對面牆上掛滿了裝潢過的感謝狀和親筆信，這些都是受過黨衛軍迫害的人們建立的各種組織寄來的。後牆放著一個長沙發，上面堆的也是書。門左邊有個對著天井的小窗戶。書桌放在離窗戶較遠的地方，密勒坐到書桌前面為客人準備的椅子上。這位追捕納粹分子的維也納獵手坐在書桌後面，又看了一遍魯塞爾勳爵的信。

　　「我的朋友魯塞爾勳爵告訴我說，你想追查一個過去的黨衛軍劊子手。」他開門見山地說。

　　「是的，確實如此。」

　　「你能告訴我他的名字嗎？」

　　「羅施曼，愛德華．羅施曼上尉。」

　　西蒙．維森塔爾驚奇地揚起眉毛，吹哨似地吁了一口氣。

　　「你聽說過他嗎？」密勒問。

　　「你說的是里加的屠夫嗎？他是我追緝的五十名要犯之一，」維森塔爾說，「請問你為什麼對他發生了興趣？」

　　密勒開始扼要地解釋一下。

　　「我想你最好從頭說起，」維森塔爾說，「這本日記是怎麼回事？」

　　從路德維希堡那個人開始，加上凱德貝雷和魯塞爾勳爵，這次是密勒第四次不得不敘述這段經過了。每一次它都加長了一點，因為他又多知道了一段羅施曼的生活歷史。於是他又從頭開始一直敘述到魯塞爾勳爵提供的那段。

　　「我現在需要知道的是，」他在結尾時說，「他從火車上跳下來以後，到哪兒去了？」

　　西蒙．維森塔爾一直凝視著公寓房子外面的天井，看著雪花從狹窄的空間落到三層樓下的地面上。

　　「你帶著那本日記嗎？」他最後問道。密勒彎腰從他的手提包裡把它取了出來，放在書桌上。

　　維森塔爾頗為欣賞地打量著它，「真吸引人，」他說。

　　他抬起頭來笑笑，「好吧，我相信你說的一切。」他說。

　　密勒揚起眉毛，「難道這還有什麼可以懷疑的地方嗎？」

　　西蒙．維森塔爾用銳利的目光盯著他，「我總有點兒懷疑，密勒先生，」他說，「你講了一個很離奇的故事，可是我總聽不明白你追蹤羅施曼的動機。」

　　密勒聳聳肩膀，「我是個記者，這個故事很吸引人。」

　　「不過這個故事恐怕賣不出什麼價錢，甚至撈不回你下的本錢。你能肯定這裡沒有個人目的嗎？」

　　密勒避開了這個問題：「你是第二個提出這個問題的人，霍夫曼在《彗星》的編輯部裡也提出過同樣的問題。為什麼我一定要抱有個人目的呢？我剛剛二十九歲，所有這一切都是在我的時代以前發生的啊！」

　　「這倒是真的，」維森塔爾看看錶站起身來，「已經五點了，在這些漫長的冬夜裡我真想回家去和我妻子待在一起。你能讓我利用週末看看那本日記嗎？」

　　「當然可以。」密勒說。

　　「好，請你星期一上午再來吧！我給你補充我所知道的關於羅施曼的情況。」

　　星期一上午十點鐘，密勒又來了，碰見西蒙．維森塔爾正在翻騰一堆信件。當這個德國記者進來的時候，他抬抬眼睛，作了個手勢讓他坐下。這位納粹獵手小心地剪開信封邊，然後把它的內容抽出來。兩個人都沉默著。

　　「我搜集郵票，」他說，「所以不願意破壞信封。」他接著又擺弄了幾分鐘，「我昨天夜裡在家看了日記，真是個了不起的文獻。」

　　「您感到吃驚嗎？」密勒問。

　　「吃驚？不，這樣的內容我不感到吃驚，我們全都有過同樣的經歷。當然，也不盡相同。但記得那麼確切可不容易。陶伯本該是一個理想的見證人，他記住了一切事情，連細節都沒有放過，並且在當時就作了記錄。德國或奧地利法庭是非常重視證據的。可惜他現在已經死了。」

　　密勒考慮了一會兒，抬起頭來：「維森塔爾先生，就我所知，你是我第一個與之傾心長談的猶太人，你也親身經歷過這一切。陶伯的日記裡有一句話使我感到驚訝，他說根本不存在集體犯罪這麼回事。但是二十年來，我們德國人總是被告知說我們全都有罪，你相信這一點嗎？」

　　「不相信，」這位納粹獵手說得很乾脆，「陶伯在這一點上是正確的。」

　　「我們殺死了一千四百萬人，你怎麼還能那樣說呢？」

　　「因為你，你個人當時並沒有在場嘛！你又沒有殺死任何人。正像陶伯所說的，悲劇在於真正的殺人犯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

　　「真正的殺人犯究竟是些什麼人呢？」密勒問道。

　　西蒙．維森塔爾用關切的目光注視著他。

　　「你知道黨衛軍裡各式各樣的分支嗎？你聽說過在黨衛軍內部哪些部門應該真正為這幾百萬人的生命負責嗎？」

　　「沒聽說過。」

　　「還是讓我來告訴你吧！你聽說過帝國經濟管理總署嗎？這個機構負責對受害者進行剝削壓榨，一直到他們死亡為止。」

　　「對，我看到過有關的資料。」

　　「經濟管理總署的任務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是一個總行動的中間部分，」維森塔爾先生說，「其他兩頭是，把受害者從人民群眾中甄別出來加以集中，運走，等經濟剝削結束後，把他們結果掉。這最後一項就是帝國保安總署的任務了。咱們提到過的一千四百萬人實際上是他們殺死的。用「保安」這個詞來命名這樣的機構，顯得很古怪。這是來源於傳統的納粹觀念，他們認為這些被害者對帝國是一種威脅，所以要對他們採取保安措施。不僅對這些人，帝國保安總署的職能還包括拘捕、審訊其他危害帝國的人，然後把他們也關進集中營，諸如共產黨人，社會民主黨人、自由黨人、編輯、記者和說了不合時宜的話的教士，被占領國家的抵抗戰士，到戰爭後期又加上了像陸軍元帥歐文．隆美爾這樣的陸軍軍官和海軍上將威廉．卡納利斯，這兩個人是由於被懷疑抱有反希特勒的情緒而被謀殺了。

　　「帝國保安總署下面分成六個處。一處負責行政和人事；二處管設備和財務；三處是令人髮指的保安勤務處和保安警察，它的首腦是萊因哈德．海德里希。一九四二年他在布拉格被刺後，恩斯特．卡騰布倫納接替了他的職位。卡騰布倫納後來被盟軍處決了。那些迫使被審訊者開口的酷刑，就是他們這一夥人發明的，這些酷刑在德國本土和被占領國家都用上了。

　　「四處是以海因里希．繆勒為首的蓋世太保（繆勒依然下落不明）。其中有個猶太科，所謂Ｂ四部門，頭子是阿道夫．埃希曼，由以色列人把他從阿根廷綁架到耶路撒冷處決了。五處是刑事警察處，六處是國外情報處。

　　「三處這兩個有名的頭目，海德利希和卡騰布倫納，同時也執掌整個帝國保安總署的大權。這兩個人掌權的整個時期，一處的頭目一直充當他們最好的代理人。這個頭目就是黨衛軍中將勃魯諾．斯特根巴哈，目前，他在漢堡一家百貨公司弄到了一個報酬很高的位置，住在福格威德。

　　「如果我們要清算這筆罪行，主要責任都在黨衛軍的這兩個部門，有關人等不過幾千人，而絕不是構成當代德國的千百萬人。所謂六千萬德國人集體犯罪的理論，卻把千百萬與這種大屠殺毫無關係的兒童、婦女、老年人、士兵、海員和飛行員等都包括了進去。這種理論最初是盟國製造的，但它非常適合前黨衛軍成員的需要。這種理論成為他們最好的幫手，因為他們發覺（有少數德國人似乎也發覺了這一點）只要這種集體犯罪的理論毫無爭論地存在下去，就不會有人去追究真正的罪犯甚至直到今天還藏身在『集體犯罪』的理論後面。」

　　密勒用心地咀嚼著他所聽到的一切，被害者數字之大使他惶恐不安。很難把一千四百萬人一個個設想成單個的人，而在雨天的漢堡某條街上死在擔架上的那一個人卻很容易就浮現了出來。「陶伯明說了他自殺的原因，」密勒問道，「你相信嗎？」

　　維森塔爾先生琢磨著一個信封上兩張美麗的非洲郵票，「他認為沒有人會相信他曾在歌劇院的臺階上看到了羅施曼，這一點，我想是對的，如果他的想法就是如此，那他是對的。」

　　「但是他根本沒有去找警察呀。」密勒說。

　　西蒙．維森塔爾又剪開另一個信封，細看了裡面的信。

　　停頓了一會兒以後，他回答說：「他是沒有去，從程序上說他應該去一趟。但是我認為去也沒什麼用，無論如何在漢堡是沒有用的。」

　　「漢堡有什麼毛病呢？」

　　「你不是去過那裡的州檢察院嗎？」維森塔爾寬厚地問道。

　　「嗯，我去過，他們沒幫什麼忙。」

　　維森塔爾抬起眼睛，「漢堡檢察院在我這個辦事處裡恐怕名聲不怎麼樣。就拿我剛才提到的那個黨衛軍中將勃魯諾．斯特根巴哈來說吧，你記得這個名字嗎？」

　　「當然記得，」密勒說，「他怎麼啦？」

　　為了作答，西蒙．維森塔爾把書桌上的紙堆翻了一陣，取出其中一份看了一會兒，「在這兒呢，」他說，「西德當局把他列為一四一ＪＳ七四七／六一號文件。你想聽聽他的事嗎？」

　　「我有充分的時間。」密勒說。

　　「好吧，聽著。他戰前是漢堡的蓋世太保頭目，他從那兒很快地爬上了帝國保安總署的保安勤務處和保安警察部門的最高職務。一九三九年他在納粹占領下的波蘭領導一支清剿隊，一九四〇年時他是波蘭全境黨衛軍保安勤務處和保安警察頭子，當時波蘭的所謂普選政府設在克拉科夫。保安勤務處和保安警察在那一期間，主要是通過『ＡＳ行動』在波蘭消滅了幾千人。

　　「一九四一年他回到柏林，晉升為保安勤務處的人事首腦，這就是帝國保安總署的三處。他的頂頭上司是萊因哈德．海德里希，他就成為海德利希的副手。在發動對蘇戰爭前夕，他參與了組織跟在軍隊後面進去的清剿隊。作為一名主要的參謀人員，清剿隊員是由他親自挑選的，這些人全都來自保安勤務處的各個分支。

　　「然後他又升了官，這次成了帝國保安總署的整個六個處的人事總管，同時保留著總署副長官的位置。他先是在海德利希手下，一九四二年海德利希在布拉格被捷克游擊隊員處死後（這一事件導致納粹在利迪澤的報復行動），又在卡騰布倫納手下。從那時候一直到戰爭結束，在納粹占領下的東部領土上，無論是流動的清剿隊的人選，還是固定的保安勤務處的人選，全都是由斯特根巴哈一手包辦的。」

　　密勒聽得目瞪口呆，「他們沒有逮捕他嗎？」他問。

　　「你說的『他們』是誰？」

　　「當然是漢堡的警察啦！」

　　為了作答，維森塔爾又在抽屜裡翻找了一陣，拿出了另一張紙。他把它從中間自上至下整齊地摺好，只讓紙的左面的頁邊露在外面，然後把它放在密勒面前。

　　「你認得這些名字嗎？」他問道。

　　密勒皺著眉頭看完了這十個人的名單：「當然知道。我在漢堡做過幾年報導警方消息的記者，這些都是漢堡的高級警官。怎麼啦？」

　　「你把紙打開吧！」維森塔爾說。

　　密勒照辦了。

　　九

　　彼得．密勒第二天早晨又來到了西蒙．維森塔爾的辦公室。

　　「你說要告訴我敖德薩的情況，」他說，「昨天夜裡我想起一件事，白天忘了對你說了。」

　　他追述了那個舒米特博士在德雷森旅館截住他並警告他別再查詢羅施曼下落的經過。

　　維森塔爾噘著嘴，點了點頭：「你和他們頂上牛了，好。」他說，「不過用這種方式來警告一位記者，這可是一個很不尋常的步驟，特別是你才處在剛剛開始的階段。我很納悶，究竟羅施曼在搞什麼名堂，使他們對他這樣重視。」

　　然後，這位納粹獵手花了足足兩個小時，對密勒講述了敖德薩的來龍去脈：從它作為一個向安全地帶轉移納粹罪犯的組織開始，發展成今天不僅收容那些戴過黑銀兩色領帶的人以至他們的幫凶和狗腿統統來者不拒的自由共濟會。

　　※※※

　　當盟軍在一九四五年攻入德國發現了那些陰森可怖的集中營時，他們很自然地要向德國人民追問是誰犯下了這樣的暴行，回答是「黨衛軍」。但是黨衛軍的成員卻哪兒也找不到了。

　　他們到哪裡去了呢？他們或者在德國和奧地利轉入了地下，或者逃亡到了國外。但無論是哪一種情況，他們的失蹤卻不是倉皇逃竄的結果。直到很久以後，盟軍才逐漸發覺這幫人全都是經過周密安排才告失蹤的。

　　這個事實有效地揭穿了黨衛軍的所謂「愛國主義」：從最頂層的海因里希．希姆萊開始，誰都為了保全自己的皮肉而企圖犧牲苦難的德國人民。早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海因里希．希姆萊就企圖通過瑞典紅十字會的伯納多特伯爵辦事處，向盟國謀求出亡的許可。盟國拒絕考慮放掉他這條大魚。這些納粹黨徒和黨衛軍們，一面聲嘶力竭地要德國人繼續戰鬥，一俟即將製成的神奇武器發射出去就大功告成，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們自己卻準備逃亡到某個舒適安逸的地方去。

　　至少，他們明白根本沒有什麼神奇武器，也很明白「帝國」的覆滅已經不可避免，而如果希特勒再這樣幹下去，整個德意志民族的覆滅都將是不可避免的。

　　在東方戰線上，德國陸軍被迫以驚人的傷亡代價和俄國軍隊打仗，打仗的目的不是為了贏得勝利，而是為了給黨衛軍贏得時間，作好逃亡的部署。黨衛軍站在陸軍後面，陸軍人員只要後退一步，不僅會遭到軍人的血肉之軀所難以忍受的懲罰，而且還要被槍殺或絞死。成千名國防軍的軍官和士兵就這樣死在黨衛軍的絞刑架上。

　　黨衛軍頭子們意識到失敗不可避免以後，又推過了六個月，就在總崩潰的前夕，黨衛軍的主管就全部失蹤了。在全德境內，他們紛紛離開了自己的職位，換上平民的服裝，把偽造得很漂亮的（而且是官方的）個人證件塞進口袋裡，乘著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國的大亂局面，不知去向了。他們留下了「民衛」組織的老頭們在集中營門口等待英國人和美國人的到來，留下了疲憊不堪的國防軍去進戰俘營，留下了婦女和兒童面對即將來臨的一九四五年的嚴冬，在盟軍的統治下或生或死，聽天由命。

　　那些深知自己臭名昭著，難逃被通緝命運的人，都流亡到了國外。敖德薩就是這樣產生的。在戰爭結束前夕形成的這個組織，就是為了把受通緝的黨衛軍從德國轉移到安全地帶。它和胡安．庇隆的阿根廷建立了密切的友好關係，由阿根廷發出了七千張「空白」護照，逃亡者只需填上一個假名字，貼上本人相片，找隨時準備幫忙的阿根廷領事館蓋個章，就可以搭船去布宜諾斯艾利斯或中東地區。

　　成千名黨衛軍劊子手湧向南方，經過奧地利進入義大利的南梯羅爾省。他們一路上都有保證安全的房子供他們住宿。他們主要是從那兒前往義大利的港口熱那亞，或更往南一些的里米尼和羅馬。有一些是所謂救濟真正一無所有的難民的慈善團體，出於他們自己心裡最明白的原因，捏造了一些證據，自告奮勇地出來為黨衛軍逃亡者奔走呼號，說什麼盟軍對這幫人逼迫過甚了。

　　在羅馬的紅衣主教中，有一個德國籍的阿洛伊斯．胡達爾主教，曾經神不知鬼不覺地把上千人送到了安全地帶。黨衛軍劊子手的主要轉運站是羅馬的龐大的法蘭西斯卡修道院，他們在那兒藏匿、食宿，一直等到辦妥證件，便首途去南美。有時候，黨衛軍人員也使用由梵蒂岡出面從紅十字會弄來的旅行證件，而他們的船票在很多情況下則是由慈善機關「卡里塔斯」付款的。

　　這是敖德薩的第一樁任務，絕大部分都成功了。究竟有多少如被盟軍捉獲就定然伏法的黨衛軍劊子手被他們安全送走，這永遠也不會有人知道，但是這個數字肯定要占應處死刑人數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敖德薩把戰爭中搞集體屠殺獲得的盈利從瑞士銀行轉移出來，舒舒服服地安置好自己，便退居一旁，看著一九四五年的各盟國之間關係逐漸惡化。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南美的敖德薩的頭子們，拋棄了當初想在戰後迅速建立第四帝國的主張，認為那是不現實的，但隨著一九四九年五月一個新的共和國在德國西部的成立，敖德薩的頭子們又給自己規定了五項新任務。

　　第一是指使前黨衛軍成員重新滲入新德國的各個生活領域。從四〇年代末到整個五〇年代，前黨衛軍的成員們混進了各級文職機構，回到了律師事務所，坐上了法官的席位，進入了警察部隊、地方政府和部門。他們利用這些職位，哪怕是多麼低下，便能互相保護免受調查和起訴，增進彼此的福利，而且一般還能在某些過去的「同志」（這是他們之間互用的稱呼）萬一遭到調查和起訴時，盡可能地進行阻撓。

　　第二個任務是滲入政權機構。這些前納粹分子避免擔任高級職務，而主要伸進執政黨的區級基層組織中去。再說，並沒有法律規定禁止一個前黨衛軍成員參加一個政黨。結果竟沒有一個眾所周知的一貫強烈主張偵訊前黨衛軍罪行的政治家曾被選入基督教民主聯盟或基督教社會聯盟的聯邦議院或同樣重要的權力很大的省議院。這個現象看來像是巧合，其實未必。有一位政治家索性簡單乾脆地說：「這不過是選舉中的數學問題罷了。因為六百萬死掉的猶太人不能投票，可是五百萬從前的納粹分子卻能並且在每次選舉中投了票。」

　　這兩項任務都有一個明確的共同目的，那就是放慢（如果不是中止）對前黨衛軍成員的調查和起訴。在這方面，敖德薩還有一支龐大的同盟軍。這就是有幾十萬德國人心裡明白他們當年或是曾幫助黨衛軍做過一些小事，或是知道當時發生的事情但從未揭發。他們多年之後在社會上或業務上已經有了地位，並且受到人們的尊重，所以對於著力調查往事的想法就不那麼愛聽，更不用說在某地的法庭上審判黨衛軍罪犯時提到自己的名字了。

　　敖德薩在戰後德國的第三項任務是重新滲入企業、商業和工業。早在五〇年代初期就有某些前黨衛軍成員為此目的而利用蘇黎世的存款做開了生意。在五〇年代初期，任何一家經營比較得法的公司，只要握有大量的流動資金，就能充分利用五〇和六〇年代蹣跚到來的經濟奇蹟，成為生意興隆的大企業。敖德薩的目的就是抽取這些企業的盈利來影響報紙對黨衛軍罪行的報導（通過廣告收入），資助在戰後德國時隱時現的各種為黨衛軍說話的宣傳品，支持某些極右翼的出版社，和為生活困難的「同志」提供工作。

　　第四項任務過去是、今天仍然是為不得已而受審的前黨衛軍成員提供盡可能好的法律辯護。凡有一個黨衛軍凶手出庭受審，他的辯護律師一定是德國最高明、收費最昂貴的律師。即便當事人是個窮光蛋，也從沒有人追問是誰代他付這筆錢的，而這些律師更是矢口否認他們會為黨衛軍成員免費服務的。

　　第五項任務是進行宣傳。宣傳的方式多種多樣，從鼓勵散發極右翼的小冊子，到在議院走廊裡進行遊說，爭取最後批准的「限制法令」將使黨衛軍的全部罪責在法律上停止追究。他們還竭力使當代的德國人相信，被殺害的猶太人、俄國人、波蘭人等等的數字，實際上只有盟軍所統計的數字的一個零頭（通常提到的數字是死了十萬猶太人）；他們還特意指出西方國家和蘇聯之間的冷戰正在某種程度上證實希特勒是正確的。

　　但是敖德薩的宣傳的重心所在，則是說服當代七千萬德國人，使他們相信黨衛軍是和國防軍一樣的愛國士兵，這些過去的夥伴們今天應該團結一致（這種宣傳是頗有成效的）。

　　這真是他們異想天開的一招。

　　大戰期間，國防軍對黨衛軍保持相當的距離，對它表示厭惡，而黨衛軍則根本不把國防軍放在眼裡。最後，成百萬年輕的國防軍被趕向死亡或淪為俄國人的戰俘，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得以生還，而黨衛軍成員正是靠犧牲他們才能另找樂土安享餘生的。黨衛軍曾處死了幾千名國防軍，其中包括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反希特勒事件中株連的五千人（實際上真正有牽連的才不到五十人）。

　　何以德國前海、陸、空軍人員竟然能認為前黨衛軍成員值得被稱為「同志」，更不用說值得與之團結一致，保護他們不被起訴了，這實在是一個謎。然而敖德薩的真正的成就也就在於此。

　　逐漸地，敖德薩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阻撓了西德當局對黨衛軍戰犯的追捕和審訊。它取得成功是靠它的殘暴手段，有時甚至對可能向當局徹底坦白的同夥下毒手，靠盟國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期間的各種錯誤，靠冷戰，以及靠德國人通常在道義問題面前表現出來的懦怯，這種懦怯和他們在戰鬥任務或重建戰後的德國之類的技術問題面前迸發出來的勇氣適成強烈的對比。

　　※※※

　　當西蒙．維森塔爾結束敘述以後，密勒放下他的鉛筆，向後靠在椅子上。

　　「我可一點也不知道。」他說。

　　「知道這個的德國人沒有幾個，」維森塔爾承認說，「實際上，知道敖德薩的人也很少。這個詞在德國幾乎沒有人提起，就像美國黑社會的人會強烈地否認黑手黨的存在一樣，任何前黨衛軍的成員也同樣否認敖德薩的存在。坦白地說，敖德薩這個詞兒現在已經沒有以前使用得那麼多了。新的代替詞是「同志情誼」，這就像黑手黨在美國被稱為「我們的事業」一樣。但是，名稱又算得上什麼呢？敖德薩還存在著，而且只要還剩下一個需要保護的黨衛軍罪犯，它就還將繼續存在下去。」

　　「你認為我將面對的是這樣一些人嗎？」密勒問道。

　　「我確信這一點。他們在哥德斯山溫泉對你的警告，不可能來自任何別人。要當心，這些人會下毒手的。」

　　密勒的思想已轉到別的事情上。「當羅施曼的妻子暴露了他的新名字，他便再次失蹤後，你是說他需要搞一張新的護照嗎？」

　　「當然啦！」

　　「為什麼你特意指出需要一張護照呢？」

　　西蒙．維森塔爾往後靠在椅背上，點點頭：「我可以理解為什麼你感到納悶，讓我來解釋給你聽吧！在戰後的德國，在奧地利也是如此，有成千上萬沒有身分證的人在各處流浪。有的人的確是遺失了，另外一些人則是故意扔掉的。

　　「要想得到新的身分證，正常的手續是出示出生證明。但是從蘇占區逃出來了幾百萬人，你用什麼方法能證明某個人是否生於遠在鐵幕後面的東普魯士的某個小村子裡呢？對另一些人來說，他們存放出生證明的房子已被炸毀了。

　　「因此現在的手續十分簡單，只要有兩個證人保證某人就是他自己所說的那個人，一張新的個人身分證就可以到手了。戰俘也同樣沒有證件。當他們被釋放時，英美的戰俘營主管部門就簽發一張釋放證，證明約翰．舒曼下士已從戰俘營獲釋。這個士兵把釋放證交給民政當局，當局就按同樣的名字填發身分證。其實只是這個人自己告訴盟軍他叫約翰．舒曼罷了，他的真姓名完全可能是另外一個，反正也沒有人去查問。就這樣，他獲得了一張新的身分證。

　　「戰爭剛結束後的時期裡，這種作法是行得通的，大多數暗藏的黨衛軍戰犯都這樣獲得了新的身分證。但是對這個在一九五五年被暴露出來的羅施曼可怎麼辦呢？他沒法去找當局聲明他的證件在戰爭中丟掉了。他們保險會問他這十年來是怎麼混過來的。所以現在需要的是一張護照。」

　　「這些我都能明白，」密勒說，「可是為什麼非得需要一張護照呢？為什麼不搞一張駕駛執照或身分證呢？」

　　「因為共和國成立不久，德國當局察覺到有成百成千的人用著假名字在各處遊來蕩去。因此需要有一種經過周密審查的證件作為驗證其他證件的根據，他們挑中了護照。你要想得到一張護照，就必須出示出生證明、若干旁證和許多其他證件。只有對這些證明作了詳細審查以後，才發給護照。

　　「但是反過來說，一旦你有了護照，你憑著它就可以得到其他一切證件。因為既然事先有官吏詳盡地審查過持有護照的人，當然對出示護照的人就無須再作進一步的審查了。羅施曼拿到了新護照以後，就可以迅速地弄到其他的證件，例如駕駛執照、銀行戶頭、信貸卡片等等。所以在今天的德國，護照成了取得任何其他證件的萬能鑰匙。」

　　「這個護照是從哪兒來的呢？」

　　「從敖德薩來的，他們之中一定有某個能夠製造假護照的人。」維森塔爾說。

　　密勒思索了一會兒。「誰能找到偽造護照的人，誰就能找到可以證實羅施曼身分的人，對不對？」他提出說。

　　維森塔爾聳聳肩膀：「也許可能，可是這就太費事啦。要作到這一點需要設法打進敖德薩。只有一個前黨衛軍人員才能做到這一點。」

　　「我下一步該上哪兒去呢？」密勒問。

　　「我想你最好的一著是想法找找里加集中營的倖存者。我不敢說他們能進一步對你有多少幫助，但他們是一定願意幫助你的。我們全想設法找到羅施曼。」他把書桌上的日記打開，「看，這兒提到一個從慕尼黑來的奧莉．阿德勒，她在戰爭期間一直和羅施曼作伴。說不定她還活著，又回了慕尼黑呢！」

　　密勒點點頭。「她如果回來了，會到哪兒去登記呢？」他問道。

　　「在猶太會館。這個組織還存在，它那裡保存著慕尼黑猶太社會的檔案，那是從戰爭以來的全部檔案，其他一切都被毀掉了。我要是你，我就去那裡試試。」

　　十

　　一月九日，上午九點鐘，密勒驅車進入慕尼黑。他按照在市郊一個報攤上買到的慕尼黑市地圖，找到萊亨巴哈街二十七號。他把汽車停在路邊，沒進去前，先把這個猶太會館打量了一番。這是一座正面看去平平常常的五層樓房。一樓正面是用沒有裝飾的石塊砌成，以上用磚砌成，外面抹有灰色水泥。最高的第五層有一排傾斜的窗戶，背襯著紅瓦屋頂。在一樓的緊左邊，有兩扇鑲有方玻璃的大門。

　　一樓裡，有一家在慕尼黑是獨一無二的猶太飯館；二樓是老人收容所的娛樂室；三樓是管理部門和檔案室；四樓和五樓是客房以及收容所收容下來的老人的宿舍，樓後有一個猶太禮拜堂。

　　他走上三樓，找到詢問處。他一面等候，一面環視著這個房間。這裡有成排的圖書，全是新的；原先的藏書早都被納粹燒完了。書架之間，懸吊著一些猶太人領袖的畫像，是幾百年以前的猶太教士和老師們，長著大鬍子，眼睛凝視著，同他從前在學校裡看過的聖經課本上那些先知們的樣子很相似。全都戴著帽子，有的前額上還繫著經匣。

　　有一個報紙架子，上面的報紙，除德文的外，就都是希伯萊文的。他猜想，這些希伯萊文報紙是從以色列空運來的。有一個黑皮膚矮個子的男人，正在認真地閱讀一張希伯萊文報紙的頭版。

　　「有什麼事嗎？」

　　他向服務臺望去，那裡此刻坐著一個四十五歲左右的黑眼睛的女人，她時時刻刻神經質地把一綹掉下來遮住自己眼睛的頭髮再理上去。

　　密勒詢問：「有沒有奧莉．阿德勒這個人的什麼線索；她可能是戰後回到慕尼克的。」

　　「從什麼地方回來的？」那女人問。

　　「從馬格德堡。以前，是斯圖特霍夫；再以前，是從里加。」

　　「哎呀，里加！」那女人說，「我看，我們的名冊上沒有從里加回來的人。你知道，他們全都杳無音信。不過，我可以查查看。」

　　她走進裡面一間房。密勒看得見她在那裡認真地翻閱一本人名索引。本子不厚，五分鐘後她就走了出來。

　　「對不起，戰後回到此地的人，沒有叫這個名字的。這個名字很普通，可是名冊上沒有。」

　　密勒點點頭：「噢。那麼，看來就是這樣了。對不起，打擾你了。」

　　「你不妨到國際尋人服務社去試試，」那個女人說，「尋找下落不明的人正是他們的工作，他們那裡有全德國的人名冊。我們這裡的人名冊只包括那些早先在慕尼黑而後來又回來的人。」

　　「尋人服務社在什麼地方？」密勒問。

　　「在瓦耳德克的阿羅耳遜，就是下薩克森州漢諾市的郊外。那是紅十字會的一個機構，真的。」

　　密勒想了一會兒：「幕尼黑會不會還有別的什麼人是從里加回來的？我真正要找的人是早先的那個司令官。」

　　房間裡靜悄悄的。密勒意識到，報架旁邊的那個男人在調頭看他。那女人彷彿有點為難。

　　「可能有幾個人是從里加回來現在還住在慕尼黑。戰前，慕尼黑有兩萬五千猶太人，回來的大約是十分之一。現在，我們又有了五千人，其中一半是一九四五年以後出生的。說不定我能找到一個從里加回來的人。不過，我必須把倖存者的名單全都翻上一遍，他們原先所在的集中營是附在他們的名字後面的。你能明天再來嗎？」

　　密勒考慮了一會兒，不知是否該罷手回家算了，這種追蹤變得很渺茫了。

　　「好吧，」他最後說，「我明天再來。謝謝。」

　　他回到街上，正在掏汽車鑰匙的時候，覺得身後有誰跟了上來。

　　「請原諒，」有人說。他轉過身去，身後的人就是那個讀報的人。

　　「你打聽里加的事？」那人問，「關於里加的那個司令官？應該是羅施曼上尉吧？」

　　「對，就是他，」密勒說，「怎麼著？」

　　「我在里加待過，」那人說，「我認識羅施曼，說不定我能幫你的忙。」

　　這個人大約四十五歲，小個子，很結實，長著一對又圓又亮的棕色眼睛，一副猥猥瑣瑣的神氣。

　　「我叫莫德凱，」他說，「不過人們都叫我莫迪。我們是不是去喝杯咖啡談談？」

　　他們走進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密勒看到對方那種快活的樣子，頗有所動，就把他追蹤的經過講述一遍，從阿爾托納僻靜的街道直到慕尼黑的猶太會館。

　　那個人靜靜地聽著，時而點點頭：「嗯，嗯，很長的一個旅程啊！你是個德國人，為什麼要追蹤羅施曼呢？」

　　「這有關係嗎？許多人都這麼問我，叫人膩煩。一個德國人對從前的事情感到憤慨，這又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莫迪聳聳肩膀。「沒有什麼，」他說，「一個人像這樣執意要幹到底，倒是不太平常，僅此而已。羅施曼是一九五五年失蹤的。你真的認為他的新護照肯定是敖德薩提供的嗎？」

　　「我是這樣聽說的，」密勒回答，「看來，要想找到偽造護照的人，唯一的辦法是打進敖德薩裡去。」

　　莫迪把自己面前的這個年輕德國人估量了好一陣子。「你住在哪個旅館裡？」他最後問。

　　密勒告訴他，因為過午不久，天還早，他沒有去找旅館。不過，他知道一家他曾經住過的旅館。在莫迪的請求下，他走向咖啡館的電話機，向那家旅館訂了一個房間。

　　他回到桌子跟前，莫迪已經走掉了。咖啡杯下面壓著一張紙條，寫著：「不管你是否訂到房間，今晚八點都要在那家旅館的旅客休息室裡等我。」

　　密勒付過咖啡賬，走了。

　　※※※

　　同一天下午，狼人在他的律師事務所裡把他在波昂的同事送來的那份書面報告重又讀了一遍。那個同事就是一週前向密勒自我介紹為舒米特博士的那個人。

　　狼人接到這份報告已經有五天了，但出於一貫的謹慎，他在採取直接行動之前，進行了等待和再三的考慮。

　　去年十一月間他的上司格呂克斯將軍在馬德里對他講的最後一句話，實際上剝奪了他採取行動的自由。不過，像大多數搞案頭工作的人那樣，在無法避免的事情面前，他喜歡採取拖延的辦法。「來個徹底解決」，他接到的命令就是這樣說的，他懂得這話的含義。舒米特博士的措辭，也沒有給他留下什麼迴旋的餘地。

　　「一個倔強的年輕人，凶猛殘忍，剛愎自用，乃至頑固不化，對目前涉及到的同志，愛德華．羅施曼，有一種真正的個人的刻骨仇恨，其原因似乎還難以解釋。他甚至在個人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都未必會頭腦清醒。……」

　　狼人把博士的結論又看一遍，嘆了口氣。他拿起電話筒，叫他的祕書希爾達接外線。接通後，他撥了杜塞爾多夫的一個號碼。

　　鈴響了幾下才有了回話。一個聲音簡單地說：「喂！」

　　「找麥肯遜先生。」狼人說。

　　對方簡短地問了一句：「誰找他？」

　　狼人不直接回答，而是說出了暗語的頭一句：「什麼人比腓特烈大帝更偉大？」

　　對方回答說：「巴巴羅薩。」稍停片刻，一個聲音說：「我是麥肯遜。」

　　「狼人。」西德敖德薩的頭目回答說，「我怕你已經休息夠了，有任務要去完成。明天早上到這裡來。」

　　「幾點鐘？」麥肯遜問。

　　「十點，」狼人說，「告訴我的祕書你叫克勒。我要你用這個名字去執行一項任務。」

　　他放下話筒。在杜塞爾多夫，麥肯遜離開電話機，走進他公寓套房的浴室去洗澡刮臉。他這個人身材高大，膂力過人，原來在黨衛軍帝國師任軍士。一九四四年，在圖爾和里摩日對法國人質施行絞刑的時候，他學會了如何殺人。

　　戰後，他替敖德薩開卡車，運送人員經由德國南部和奧地利進入義大利的南梯羅爾省。一九四六年，他被一個非常多疑的美國巡邏隊截住，他把那輛吉普車上的四個人統統殺死，其中兩人是他空手幹掉的。從那以後，他也開始逃亡了。

　　後來，他成了敖德薩高級成員的保鏢，人們給他起個「快刀麥克」的外號。可是，說起來怪，他殺人從不用刀子，寧可靠他那兩隻屠夫般的大手來硬掐或擰斷他的「任務」的脖子。

　　五〇年代中期，由於受到他的上司的賞識，他成為敖德薩的劊子手。要是有誰威脅著他們組織的主管的安全，或是在他們內部有誰要背叛自己的同志，那就可以託付給他來悄悄地不露痕跡地予以幹掉。截至一九六四年一月，這一類任務，他共完成十二件。

　　※※※

　　八點整，電話來了。這時密勒正在旅客休息室的一個角上坐著看電視。招待員伸進頭來，招呼他去接電話。

　　他從電話裡聽得出對方是誰。

　　「密勒先生嗎？我是莫迪。我看我能幫你的忙，也可以說，有幾個朋友能幫助你。你願意見見他們嗎？」

　　「只要能幫助我，誰我都願意見。」密勒說。他對對方這一套做法產生了興趣。

　　「好的，」莫迪說，「你從旅館出來，向左拐，到席勒街，再沿著同一邊走過兩個街區，有一家叫靈德曼的點心咖啡店。我就在那兒等你。」

　　「什麼時候？現在嗎？」密勒問。

　　「對，現在。我本想到旅館來，可是朋友們正在我這兒。你馬上就來吧。」

　　密勒掛上電話。他拿了外衣，走出門去。他向左拐，沿著人行道朝前走。離開旅館才半個街區，他感到有一個什麼硬東西從後面緊緊頂住他的肋骨，同時一輛汽車擦著路邊停了下來。

　　「到後邊的座位上去，密勒先生。」有人在他耳邊這樣說。

　　他身旁那輛汽車的門打開了。身後那個人在他的肋骨上又最後戳了一下，密勒一低頭，進入汽車。司機坐在前面，後座上有一個人，他朝邊上挪了挪，給密勒騰出地方。密勒覺得他身後的那人也上了車。車門砰地一聲關上，汽車離開路邊開走了。

　　密勒的心撲撲地跳著。他把同車的三個人掃了一眼，誰都不認得。

　　坐在右邊的剛才替他打開車門的那個人先開了口：「我要把你的眼睛蒙上，」他簡單地說，一面拿出一件像黑襪子似的東西，「我們不想讓你看見你是在往什麼地方去。」

　　密勒感覺到那襪子從他頭頂套下來，一直蓋到他的鼻子。他回憶起德雷森旅館裡那個人的那雙可怕的藍眼睛，以及維也納的那個人說過的那些話：「要小心，這些人會下毒手的。」他又想起莫迪，感到不解的是，他們當中的一個人怎麼會在猶太會館讀起希伯萊文報紙來。

　　汽車行駛二十五分鐘以後，減速停住。他聽見有開門的聲音；汽車又朝前開了開，最後停下。有人把他從後座帶出來，接著，他左右各有一個人，帶著他穿過一個院子。有一陣子，他臉上感覺到有一股夜晚的寒氣；接著他又進到屋裡，一扇門在他身後關上了。他被領著走下幾步臺階，走進一個像是地下室的地方。不過，室內很暖和，他被安置坐在上面的那張椅子又是很軟的沙發椅。

　　他聽見有人說，「把繃帶取下來。」於是，套在他頭上的襪子被拿掉，眨了眨眼睛，才又習慣亮光。

　　他置身的這個房間顯然是地下室，因為沒有窗子。不過，在一面牆的高處，有一個空氣調節器在作響。房間佈置得講究、舒適，顯然是一個會議室的模樣。緊靠對面牆，有一張長桌，兩邊擺著幾張椅子。房間其餘部分都空著，沿牆放著五把扶手椅子。中央鋪著一塊圓地毯，擺著一張咖啡桌。

　　莫迪站在長桌的一旁，像是抱歉地微笑著。那兩個帶領密勒的人，都三十多歲，身體都很好。他們分別靠在密勒的椅子的兩邊扶手上。正對著密勒，在咖啡桌的另一邊，還有一個人，是他們當中的第四位。汽車司機不在，密勒設想，他一定是留在上面把門。

　　那第四位顯然是個頭頭。他自在地坐在椅子上，他的三個部下在他周圍站著或靠著。密勒估計，他近六十歲，人很瘦，兩頰凹進去，一個鉤鼻子。那雙眼睛叫密勒感到不安，它們是棕色、深凹進去，明亮而銳利，是一個狂熱者的眼睛。他首先開了口：「歡迎你密勒先生。我們用這種奇特的方式把你請到我的家裡來，對此，我表示歉意。所以要這樣做的理由是，如果你決定不願意接受我向你提出的建議，那麼你可以回到你的旅館去，而以後再不要同我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見面。」

　　「我的這位朋友……」他指了指莫迪，「告訴我，你由於你個人的原因，正在追蹤一個叫愛德華．羅施曼的人。為了便於進一步接近他，你準備設法打入敖德薩。做這件事你是需要別人幫助的，大力的幫助。然而有你在敖德薩內部，這是符合我們利益的，因此我們打算幫助你。你懂我的意思嗎？」

　　密勒吃驚地看著他。「我要弄明白一件事，」他終於開口說，「你是不是說，你們不是敖德薩的人？」

　　那人抬起眉頭：「哎呀，你完全弄錯了。」他向前探著身子，把左手衣袖拉上去，前臂上露出藍色的號碼刺字。

　　「奧斯威辛。」他說。他指著密勒身邊的那兩個人，「布痕瓦爾德和達豪。」他又指著莫迪，「里加和特采勃林卡。」

　　然後，他放下袖子。

　　「密勒先生，有些人認為，殺害我們人民的那些凶手應該送去審判。我們不同意，戰爭剛結束，在我同一位英國軍官交談的時候，他對我談過一番話，這番話後來就成為我生活的指導方針。他對我說，『如果他們殺害了六百萬我的同胞，我就要用骷髏造起一座紀念碑。骷髏，不是那些死在集中營裡的人的骷髏，而是那些趕他們到集中營裡去的人的骷髏。』道理很簡單，密勒先生，但是令人信服。我和我的小組之所以在一九四五年後決定在德國待下來，心裡就只有一個目的──復仇。就是復仇，別無其他。我們要的不是把他們關起來，密勒先生；我們要的是把他們當成豬玀一樣宰掉。我的名字叫里昂。」

　　里昂盤問了密勒達四小時之久，然後才滿意地認為，這個記者信得過。他也像別人一樣，對密勒的動機感到不解，但也只好承認，密勒自己提出的那種理由有可能成立，即他對黨衛軍在戰時的所作所為感到憤慨。盤問完畢，他靠在椅子上，又對這個年輕人作了長時間的觀察。

　　「密勒先生，你知道企圖打入敖德薩要冒多麼大的危險嗎？」他問。

　　「我猜得出，」密勒說，「首先，我年紀太輕。」

　　里昂搖搖頭：「你要是不改名換姓，就想讓前黨衛軍成員相信你是他們的人，這根本辦不到。首先，他們有前黨衛軍成員的名單，而那上面並沒有彼得．密勒。其次，你起碼得再長十歲。這辦得到，但這就牽涉到一個完全新的身分，而且是真實的身分。要一個確實在黨衛軍裡待過的人的那種身分，只這一件事，就要我們做大量的調查工作，既費時間又很麻煩。」

　　「你想你能夠找到這樣一個人嗎？」密勒問。

　　里昂聳聳肩膀。「必須有這麼一個人，他的死亡是無法查核的，」他說，「敖德薩每接納一個人，事先總要對他進行查證。你必須通過一切考驗。這也就是說，你必須同一個真正的前黨衛軍成員一起住上五、六個星期，讓他教給你他們的習慣、術語、用詞和行事方式。很幸運，我們認識這樣一個人。」

　　密勒很驚異：「他為什麼要幹這種事情？」

　　「我說的這個人是個古怪的人。他是個真正的黨衛軍上尉，對過去的所作所為卻真心地感到悔恨。他有過實在的悔改行動。他後來打進了敖德薩，向當局提供過關於在逃納粹戰犯的情報。他本來要這麼幹下去，可是他被人捅了，總算幸運活著逃了出來。今天他化名住在拜羅伊特郊外的一幢房子裡。」

　　「此外我還要學些什麼呢？」

　　「所有跟你的新身分有關的東西都要學。如他在什麼地方出生，哪一天出生；怎樣進的黨衛軍，在哪裡受的訓；在哪裡工作，什麼單位，指揮官是誰，以及戰爭結束以來他的全部經歷。還要有一個保證人為你擔保，這可不容易。在你身上，必須要費很大勁，花很多時間。密勒先生，一旦開始，你可不能後退。」

　　「這對你們有什麼好處？」密勒疑惑地問。里昂站起來，在地毯上走著。「復仇，」他說得很乾脆，「像你一樣，我們要羅施曼。但我們還要得更多。那些罪大惡極的黨衛軍人犯，今天都改了名換了姓，我們要這些人。這就是我們要的好處。」

　　「聽起來這好像是以色列情報局可能用得著的情報。」密勒說。

　　里昂嚴厲地看了他一眼，「就是，」他簡短地說，「雖然我們不屬於他們，但我們有時同他們合作……」

　　「你們想過辦法讓你們自己的人打進敖德薩裡去嗎？」密勒問。

　　里昂點點頭，「兩次。」他說。

　　「結果呢？」

　　「頭一個人的屍體被發現漂浮在一條水溝上，手指甲全都沒有了。第二人渺無蹤影，下落不明。你是不是還要幹下去呢？」

　　密勒沒有直接回答，「你們的方法要是很有效，那他們為什麼被識破了呢？」

　　「他們倆都是猶太人，」里昂簡慢地說，「我們設法把他們胳臂上的集中營的刺字弄掉了，但疤還在。還有，他們都行過割禮。這就是為什麼當莫迪向我報告有一個純粹的雅利安德國人痛恨黨衛軍的時候，我才感到有興趣。再說，你行過割禮？」

　　「那要緊嗎？」密勒問。

　　「當然。行過割禮的人不一定都是猶太人。許多德國人也都同樣行過割禮。不過，一個沒有行過割禮的人，這就多少證明他不是猶太人。」

　　「我沒有行過。」密勒簡短地說。

　　里昂點點頭，心裡很滿意。「的確，這樣你成功的希望就更大。剩下的問題，就是改變你的外表，訓練你去扮演一個十分危險的角色了。」

　　午夜早已過了。里昂看看錶，「你吃過飯沒有？」記者搖搖頭。

　　「莫迪，我看該給我們的客人弄點什麼吃的了。」

　　莫迪笑笑，點點頭。他走出地下室，到上面的房間去了。

　　「你今夜要住在這裡，」里昂對密勒說，「我們會給你送鋪蓋來。請你不要想出去。門上有三把鎖，過一會兒都要在外邊反鎖上。把你汽車的鑰匙給我，我會派人把它開到這裡來。這幾個星期以內，最好別讓人看到。我們會替你付旅館錢，也會把你的行李搬來。早上，你要給你母親和女朋友寫信，告訴她們，這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以內，你不會同他們連繫。明白了嗎？」

　　密勒點點頭，把汽車鑰匙給了他。里昂把鑰匙交給那兩個人中的一個。他們悄悄地離開了。

　　「上午，我們就把你送到拜羅伊特，去見我們的黨衛軍軍官。他叫阿爾弗雷德．奧斯特爾。你要同他住在一起，我會安排的。現在，請原諒，我必須出去為你尋找一個新名字和新身分了。」

　　他站起來，走了。不一會，莫迪送來一盤食品和半打毯子。然後，他也走了，讓密勒去獨自消受他的冷雞、馬鈴薯、生菜和愈來愈大的疑團。

　　※※※

　　在遙遠的北方，在不來梅陸軍醫院裡，凌晨一兩點鐘，一個看護兵正在他的病房巡視。病房的一頭，有一張病床，四周掛著很長的帷幔，把裡面的病人同其他病床隔離開來。

　　那個看護兵是個中年男人，叫哈特斯坦。他站在帷幔跟前，凝視著裡面床上的那個男人。他一動不動地躺著。他的頭上面，有一盞昏暗的燈通宵亮著。看護兵走進帷幔，按了按病人的脈搏，停止跳動了。

　　他俯視著這個癌症死者難看的面孔，他想起三天前他在昏迷當中說過的話，便把死者的左臂從毯子裡抬出來。在他的胳肢窩裡，刺有一個號碼。這是死者的血型記號，這個記號表明，這個病人曾經加入過黨衛軍。當年在這個帝國裡，黨衛軍是被看作比一般軍人更為寶貴的人，因此在他們受傷以後，總是要優先得到輸血的機會。這就是為什麼給他們刺上記號的緣故。

　　看護兵哈特斯坦把死者的臉蓋上，向床邊桌子的抽屜裡看了一眼。死者倒在街上被送到這裡後，他的個人用品就被放在這個抽屜裡。他從裡面抽出一張駕駛執照，上面寫明那個人生於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現年三十九歲，名字叫做羅爾夫．根塞．柯爾布。

　　看護兵把駕駛執照裝進他白色外衣的口袋裡，走出病房，向夜班醫生報告病人死亡的消息去了。

　　十一

　　彼得．密勒給他母親和西吉寫信的時候，莫迪在一旁看守著。信寫完，已經是上午九點多鐘了。他的行李從旅館取了來，房錢也已經付了。快近中午的時候，前一天夜裡的那兩個人以及那個司機，陪同他一道去拜羅伊特。

　　昨天夜裡的汽車是一輛「賓士」，現在換了一輛藍色的「奧拜爾」，密勒出於記者的本能，瞄了一眼汽車牌號。旁邊的莫迪注意到他這個動作。

　　「不必操心了，」他說，「這是用假名字雇來的計程車。」

　　「嗯，知道自己周圍都是些行家，倒也不錯。」密勒說。

　　莫迪聳聳肩膀，「我們不能不如此。既然要同敖德薩進行鬥爭，就得有某種保存自己的方法。」

　　車庫有兩個停車坪，密勒看到他自己的「美洲虎」是在第二個停車坪上。昨天夜裡帶來的雪已經溶化不少，在車輪下積成了一灘灘的水，光滑的黑色車身在燈光下閃閃發亮。

　　他一坐進「奧拜爾」的後座，那個黑襪子重又套在他的頭上；汽車開出車房時，他又被推到座位下的車板上；然後，汽車才開出院子大門，上了大街。直到汽車開出慕尼黑，向北駛向通往紐倫堡和拜羅伊特的Ｅ六號高速公路時，莫迪才把密勒的眼罩取下來。

　　眼罩取下後，他才發現這一帶昨夜也下了大雪。從巴伐利亞到法蘭柯尼亞沿路長滿樹林的廣闊田野，全都披上了潔白的外衣，路旁那些光禿的櫸樹林子，倒給人一種豐滿的感覺。司機開得不快，很小心，擋風玻璃上的雨刷不停地忙著清除飛來的雪花和過路卡車濺起來的泥漿。

　　他們在英果耳城的一家路邊小旅店裡吃罷午飯，然後繼續前進，沿著紐倫堡市郊向東，一小時後，到達拜羅伊特。

　　拜羅伊特這個小鎮位於德國最美麗的一個地區的中心，有巴伐利亞的瑞士之稱。這裡每年舉行一次華格納音樂節，因而聞名於世。過去，這個小城接待過幾乎所有的納粹特權人物，並以此為驕傲，因為既然阿道夫．希特勒是一個華格納迷，那些人物自然就趨之若鶩了。

　　一月裡，這個小鎮很寂靜，到處覆蓋著白雪。那些料理得很好的整潔的房屋大門門環上掛著的冬青花環，是不幾天前才取下來的。在小鎮外一哩遠的一條僻靜的小路上，他們找到了阿爾弗雷德．奧斯特爾的住所。他們到達大門口的時候，路上並沒有別的車輛。

　　這個前黨衛軍軍官正在等候他們。他長得高大，性格直爽，有一雙藍眼睛，淡黃色的頭髮紛披在頭頂上。儘管是冬天，他還是像那些在山裡久經風吹日曬生活在清新空氣裡的人們那樣，膚色非常健康。

　　莫迪作了介紹，把里昂的一封信交給奧斯特爾。這個巴伐利亞人看完信，點點頭，銳利地看了密勒一眼。

　　「好，試試吧，沒關係，」他說，「他能和我在一起待多久？」

　　「我們還不知道，」莫迪說，「很明顯，要等他把一切都準備好為止。另外，還需要替他辦好一個新身分。到時候我們會通知你。」

　　過一會兒，莫迪走了。

　　奧斯特爾把密勒領進客廳，他先把窗簾都拉上，擋住黃昏的餘光，然後才打開燈。「那麼說，你是想要冒充一個前黨衛軍成員，是嗎？」

　　密勒點點頭，「說得對。」他說。

　　奧斯特爾面對著他：「那好，我們先要把幾個基本事實搞清楚。我鬧不清你是在哪裡服的兵役，不過，我猜得出是在那個沒有紀律的、民主的、婆婆媽媽的亂窩裡，也就是那個自稱為新德國陸軍的地方。這是第一點。要是在上次大戰，這種新德國陸軍碰上不論是英國、美國或俄國的隨便哪個有名的師團，保險只能招架十秒鐘。反過來，部隊黨衛軍，按一對一說，一個就能夠把上次大戰裡的同盟軍的五個打得屁滾尿流。

　　「第二點。在這個星球的歷史上，沒有哪個參加過作戰的軍隊可以同部隊黨衛軍相比，他們是最頑強、訓練最精良、紀律最好、最俐落、最有本事的戰士。不管過去他們幹了什麼，這一點是改變不了的。所以說，你要神氣起來，密勒。你只要一天待在這個屋裡，就得按照規矩辦事。

　　「我一走進房間，你就要跳起來立正，我說的是跳起來。當我走過你的時候，你要把鞋跟碰響，立正站著，等我走出五步以外，才能稍息。我對你說話要你回答的時候，你就回答『是，長官先生。』我給你命令或指示的時候，你回答『遵命，長官先生。』完全聽明白了嗎？」

　　密勒驚奇地點點頭。

　　「併攏腳跟！」奧斯特爾吼叫起來，「我要聽到皮鞋跟相碰的響聲。對了。因為我們的時間有限，從今天晚上起，我們就得加緊幹。晚飯過後，我們要解決軍階問題，從列兵直到上將。你要學會那些頭銜和叫法，要學會識別從前使用過的每一種黨衛軍軍階的領章。然後，我們再講解各種不同的制服、黨衛軍的各種機構和它們各自的標誌，以及在什麼場合該穿大禮服、正式制服、外出制服、作戰制服、工作服等等。

　　「接著，假定你曾經在達豪黨衛軍訓練營受過訓，一定上過那裡全套的政治思想課，我就把那些章程教給你。然後，你要學會唱行軍曲、宴會上唱的歌曲，以及各種不同的部隊歌曲。

　　「我能夠讓你學會從訓練營結業到走上第一個崗位為止的全部東西。至於以後，那要等里昂把情況告訴我過後才能定，比如，你加入過的是什麼部隊？在什麼地方工作？指揮官是誰？戰爭結束時你的遭遇如何？一九四五年以後你都在幹些什麼？等等。不論怎樣，第一階段的訓練要用上兩個到三個星期，並且課程非常緊。

　　「告訴你，不要認為這是玩笑。你一旦進入敖德薩，認識了那些上司之後，要是有哪一點露出破綻來，你就會死在一條水溝裡。說實在的，我並不是懦夫，但自從背叛了敖德薩以後，連我也害怕他們。所以我才化名到這裡住了下來……」

　　自從密勒開始單槍匹馬地追蹤愛德華．羅施曼以來，他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是不是已經走得太遠了。

　　※※※

　　麥肯遜準十點來向狼人報到。當通向希爾達辦公室的那扇門安全地關上以後，狼人叫這個劊子手在桌子對面客人的椅子上坐下，然後點起一支雪茄。

　　「有這麼一個人，是報紙記者，正在打聽我們一個同志的下落和他的新身分。」他這樣開始講起來。那個暗殺者心領神會地點著頭。以前，他已經不止一次地聽過他像這樣來開始交代一項任務了。

　　「在一般情況下，」狼人接下去說，「如果我們確信那個記者會因為毫無進展而就此罷手，或者因為被追蹤的人並不值得我們費大勁去冒險救他，我們就完全可以息事寧人，不去過問。」

　　「可是這一回……情況不同？」麥肯遜輕聲地問。

　　狼人點點頭，露出一種看來像真是很惋惜似的情緒：「對。這回是運氣不好，在我們方面碰上了麻煩事；在對方，要送掉一條性命，這個記者自己都不知道碰上了哪股筋。首先，他正在追蹤的那個人，對於我們以及我們的長期計劃說來，都是一個重要的，極其重要的人。其次，那個記者本人似乎是個怪角色，聰明、機敏、固執，而且我很遺憾，他還一心要對那位同志進行一種個人報復。」

　　「什麼動機呢？」麥肯遜問。

　　狼人皺起眉頭，表示他也搞不清楚。他在回答之前磕了磕雪茄的菸灰。「我們不明白這種動機的由來，但顯然是有的，」他嘟喃著說，「他正在追蹤的這個人肯定有某種背景會引起像猶太人或他們的朋友們的不滿。他曾經在奧斯特蘭管理過一個猶太區。有些人，主要是外國人，不接受我們為那兒過去發生的事情所作的辯解。奇怪的是，這個記者並不是外國人，也不是猶太人，也不是有名的左派人物，也不是那種大家熟悉的好打抱不平的好漢──這種人除了撒尿放屁，瞎吹一陣以外是什麼也幹不出來的。

　　「然而這個人似乎不一樣。他是一個年輕的德國人，雅利安族，是一個戰爭英雄的兒子，沒有什麼背景會使他對我們懷有這麼深的仇恨，會這麼死死不放地追蹤我們的一個同志，儘管我們已經堅決而明白地警告過他，要他丟掉這件事，他卻依然不加理睬。下令處死他，使我多少感到遺憾。但他逼得我別無他法，我必須要那樣做……」

　　「幹掉他？」快刀麥克問。

　　「幹掉他！」狼人肯定說。

　　「他在什麼地方？」

　　「還不知道。」狼人用手指輕輕地彈著桌上兩大頁打滿了字的紙，「就是這個人，名字叫做彼得．密勒，記者兼調查員。最後看到他是在哥德斯山溫泉的德雷森旅館裡。目前，他肯定已經離開那裡，但從那個地方開始搜索，倒是挺不錯的。另一個地方，是他的公寓房子，他同他的女朋友住在一塊。你可以冒充平常同他有工作關係的一家大雜誌派出的代表。那樣，那個女人要是知道他的下落，有可能告訴你。他有一輛很引人注意的汽車。你到了那裡，就會了解到一切有關的細節。」

　　「我要用錢。」麥肯遜說。狼人事先已經估計到這點，他把一疊十萬馬克的鈔票從桌面上推過來。

　　「命令呢？」殺人犯問。

　　「找到他，幹掉。」狼人說。

　　※※※

　　一月十三日，羅爾夫．根塞．柯爾布在不來梅死去五天以後，里昂在慕尼黑知道了這個消息。他在德國北郊的代表送來的信裡，裝著死者的駕駛執照。

　　里昂在他的前黨衛軍成員名單上查對出這個人的軍階和號碼，又查對了西德的通緝名單，上面並沒有柯爾布。他把執照上的照片研究了好一陣子，作出了決定。

　　他打電話給莫迪。莫迪在電話局工作，正在上班。下班後，這個助手便來向里昂報到。

　　里昂把柯爾布的駕駛執照放在他面前，「這就是我們需要的人，」他說，「他十九歲時是個上士，是戰爭剛結束前提升的。他們肯定不會有什麼資料。柯爾布的臉孔和密勒的不像，就是密勒化了妝也不行，而化妝我反正是不喜歡的。只要近看，就會出毛病。不過，身高和身材倒是和密勒相符。因此，我們需要一張新照片，這不急。照片上要蓋一個不來梅警察局交通科的假圖章。去辦這件事吧。」

　　莫迪走後，里昂撥了一個不來梅的電話號碼，發出下一步的命令。

　　※※※

　　「很好，」阿爾弗雷德．奧斯特爾對他的學生說，「現在，我們開始學歌。你聽說過《霍斯特．威塞爾之歌》嗎？」

　　「當然，」密勒說，「那是納粹的進行曲。」

　　奧斯特爾哼了頭幾個小節。

　　「哦，對了，我現在記起來啦。可是，歌詞記不得。」

　　「好，」奧斯特爾說，「我要教給你十幾支歌，到時候都用得著，但這一支歌最重要。當你生活在『同志』當中的時候，你甚至非得拉開嗓子跟著唱歌不可。要是不會唱這支歌，那就意味著死刑。現在，跟著我唱，『旗幟高高飄揚，隊伍緊緊跟上。……』」

　　※※※

　　一月十八日。麥肯遜坐在慕尼黑的施維澤霍夫旅館的酒吧間裡，一邊喝著雞尾酒，一邊思考著困難的來由。密勒，這個記者的相貌和他的其他細節他都已經牢記在心。麥肯遜這個細心人，甚至連西德經營「美洲虎」的那些主要代理店全都訪問過，從他們那裡弄到一套ＸＫ一五〇Ｓ型「美洲虎」賽車的廣告圖片，因此，他知道他正在尋找的是什麼。困難就在於他找不到。

　　到哥德斯山溫泉追蹤的結果很快便導向科隆機場。從那裡得到的回答是，密勒曾經飛往倫敦，在三十六小時內，即過了新年，就又回去了。然後，他和他的汽車都不見了。

　　到密勒的住處去過，問過他那漂亮而快活的女朋友，但她只是拿出一封有慕尼黑郵戳的信件，上面說，密勒將在那裡待一些時候。

　　在慕尼黑忙了一個星期，證明線索斷了。每一家旅館，每一個公共或私人停車房，每一個汽車修理間和加油站，麥肯遜全都去過。毫無蹤影，他要尋找的這個人像是從地面上消失了。

　　麥肯遜喝完酒，從酒吧間的凳子上站起來，去給狼人打電話報告情況。他哪裡知道，在離他正好一千二百米的地方，那輛帶黃條的黑色「美洲虎」，就停在一家古董商店的有圍牆的院子裡，而里昂也就住在那兒的私人住宅裡領導著他的那個狂熱的小組織。

　　※※※

　　在不來梅陸軍醫院裡，有一個身穿白色外衣的男人走進病歷室。他脖子上掛著一個聽診器，這幾乎是新來的見習醫生正在診室工作的標誌。

　　「我要看一看我們一個病人的病歷，名叫羅爾夫．根塞．柯爾布。」他對接待員兼病歷管理員說。

　　那個女人不認識這位見習醫生，但那毫無關係。醫院裡有幾十個這樣的醫生在工作呢。她在病歷櫃裡翻找名字，把頁邊上標有柯爾布字樣的一份病歷表拿出來，交給了那位見習醫生。電話鈴響了，她去接電話。

　　那位見習醫生在一張椅子上坐下，輕輕地翻閱著病歷。

　　上面簡要地寫著，柯爾布在街上昏厥後，由救護車送到醫院來。經過診斷，是後期惡性腸癌，後來決定不動手術。給病人服用過一些藥物，毫無起色，隨後又服用止痛藥。病歷的最後一頁簡單地註明：「病人死於一月八日到九日的夜間。死亡原因：大腸癌。無近親。屍體於一月十日送往市停屍所。」主治醫生在上面簽了字。

　　那位見習醫生把病歷的這最後一頁抽出來，把自己的另一頁插了進去。這新的一頁上寫著：「雖然病人病勢嚴重，但經過服藥後，癌腫消退。經判定病人宜於一月十六日轉院。按照本人請求，用救護車把他送往德爾門豪斯特的阿卡迪亞療養所休養。」下面的簽字非常潦草難認。

　　那個見習醫生把病歷還給管理員，笑著向她道了謝，走開了。這一天是一月二十二日。

　　三天以後，里昂接到一份情報，從而使他放心不下的一個難題終於獲得解決。在德國北部某售票處的一個辦事員來信說，不來梅港的一個麵包店老板為他和他的妻子的冬季旅行，剛剛預訂了兩張船票。這對夫婦將要去加勒比海回家旅行四個星期，定於二月十六日星期天啟程。里昂知道那個老板是誰，他在戰時是黨衛軍的上校，後來又是敖德薩的成員。於是，他命令莫迪上街去買一本關於如何做麵包的手冊。

　　※※※

　　狼人遇到了難題。近三個星期以來，他讓他在德國主要城市的代理人一齊出動，到處尋找一個叫密勒的人，以及他的黑色「美洲虎」賽車。漢堡的那座公寓和車庫被監視起來，有人去奧斯多夫詢問過那個中年女人，她說的只是她不知道自己的兒子在何處，給一個叫西吉的姑娘打過幾次電話，說是有一個第一流的畫報的編輯急於找密勒幹一件報酬優厚的差事，可是那姑娘也說她不知道自己的男朋友在何處。

　　也去查詢過密勒在漢堡開戶的銀行，可是自十一月以來，他就沒有支取過任何現金。一句話，他不見了。已經是一月三十日了，狼人無可奈何，他覺得非打一個電話不行了。他遺憾地拿起電話筒，打了電話。在遙遠的山裡的一個高處，一個人足足聽了半小時的電話，他掛上電話後，惡狠狠地低聲咒罵了一陣子。這是星期五傍晚，他剛回到自己週末的莊園別墅來準備休息兩天，電話就打來了。

　　他走進他那佈置得相當優雅的書房的窗口，向外望去。

　　燈光從窗口射出，撒在積雪很厚的草坪上，一直照進幾乎遍布整個莊園的松林。

　　他小時候在聖誕節假日裡曾見過格拉茨附近山上富人的房子，他就一直嚮往著能有這樣的生活：住在山上私人莊園裡的一棟漂亮的房子裡。如今他有了，真是稱心如意。

　　這所房子比他小時候住的那所啤酒廠工人的房子要好得多，比他曾經住過四年的里加的那所房子要好得多；比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那間帶家具出租的房間或是開羅的旅館房間也都要好得多。這所房子正是朝思暮想的。他接到的電話叫他煩惱。他已經告訴對方，沒有發現有什麼人在他別墅附近走動，沒有什麼人在他工廠周圍逗留，也沒有什麼人問起關於他的事。但是，他感到很不安。密勒？密勒到底是誰？雖然對方在電話上說已對那個記者加以防範，但這也只能部分地減輕他的憂慮。打來電話的人和他的同事們已決定第二天就給他派來一個保鏢，充當他的司機，同他住在一起，等情況有所發展再說。由此可見他們把密勒造成的威脅看得多麼嚴重了。

　　他把書房的窗簾拉上，不再去看窗外冬天的景色。書房的充填很厚的門隔絕了外面一切的聲音。房裡，只有爐子裡燃燒著的剛砍來的松木在噼啪噼啪地響，歡躍的火焰被限制在刻有葡萄葉和花紋的高大的鑄鐵壁爐裡。這壁爐是他買下這所房子後按現代化要求重加整修時留下的老設備之一。

　　房門打開了，他的妻子探進頭來，「晚飯好了。」她說。

　　「就來，親愛的。」愛德華．羅施曼說。

　　※※※

　　第二天早晨，星期六，奧斯特爾和密勒停下功課，接待了慕尼黑來的一行人。同車來的除里昂、莫迪、司機外，還有一個手裡拿著黑皮包的人。進到客廳後，里昂對那個拿皮包的人說：「你還是到樓上浴室去準備吧。」

　　那人點點頭，上樓去了。司機則一直留在汽車裡。

　　里昂在桌旁坐下，招呼奧斯特爾，密勒也都坐下。莫迪拿著一架帶閃光燈的照相機站在門邊。里昂把一張駕駛執照遞給密勒，上面沒有貼照片。

　　「那就是你要冒充的人，」里昂說，「羅爾夫．根塞．柯爾布，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生。那就是說，戰爭結束時，你是十九歲，也就是近二十歲，現在是三十八歲。你在不來梅出生和長大，一九三五年，十歲時，你加入希特勒青年團，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八歲時，參加黨衛軍。你的父母都已去世，他們是一九四四年一次空襲時在不來梅碼頭上被炸死的。」

　　密勒注視著他手裡的那張駕駛執照。

　　「他在黨衛軍裡都幹過些什麼？」奧斯特爾問，「眼下我們有點兒進行不下去了。」

　　「他到目前為止情況怎麼樣？」里昂問。

　　密勒坐在那裡感到很尷尬。

　　「很不錯，」奧斯特爾說，「昨天，我盤問他兩個小時，都能過得去。除非問到他工作經歷方面的具體細節，那他就一無所知了。」

　　里昂點頭表示讚許，一面翻閱著從他手提包裡拿出來的幾份文件。「我們不知道柯爾布在黨衛軍的經歷，」他說，「這種經歷不可能很多，因為通緝名單上沒有他，並且誰都不知道他這個人。在這方面倒機會平等，因為敖德薩同樣也不了解他。不過麻煩在於，他不被通緝，就沒有理由一定要找到敖德薩去要求庇護和幫助。因此，我們替他編了一段經歷。這就是。」

　　他把那幾張紙遞給奧斯特爾，奧斯特爾開始讀起來。讀完後，他點點頭。「很好，」他說，「全都符合實際情況。照這罪名如果有人揭發，他是夠逮捕資格的。」

　　里昂滿意地哼哼幾聲。「那些就是你必須教給他的東西。很巧，我們已經替他找到了一個保證人。是不來梅港的一個人，前黨衛軍上校，他準備二月十六日出海旅行。這個人現在是一家麵包店的老板。密勒必須在二月十六日以後才能去找敖德薩。到時候，他會有一封這個人的介紹信，向敖德薩保證柯爾布是他的雇員，確係前黨衛軍成員，而且真的處於困境。到那時候，麵包店老板正在海上，無法取得聯繫了。還有，」他轉向密勒，遞給他一本書，「你也可以學學怎樣烤麵包。一九四五年以來，你就是幹這一行的──麵包店的雇員。」

　　他並沒有提到那個麵包店老板只外出四個星期，等那段時間一過，密勒的性命就是千鈞一髮了。

　　「現在，我那位理髮師朋友要替你化妝一番，」里昂對密勒說，「然後給你拍一張新照片，好貼在駕駛執照上。」

　　在樓上的浴室裡，理髮師把密勒的頭髮剪得他從沒有過的那樣短。剪完後，除去頭頂上的一小部分外，其餘地方都可以看到短髮下面的白色頭皮在閃閃發亮。亂頭髮蓬鬆的模樣不見了，但他看上去也顯得老了些。他頭髮左邊那條筆直的髮路，現在在短髮裡也顯不出來了。他的眉毛幾乎給拔光了。

　　「光眉毛並不使人顯老，」理髮師閒聊似地說，「不過，可以有個六、七歲的出入，叫人很難猜得出個準數來。還有最後一點，就是你要把鬍子留起來。只要一個小鬍子，和你的嘴巴一樣寬就行了。要知道，那可以使你顯老。你能在兩星期內做到嗎？」

　　密勒知道自己鬍子的長法。「沒有問題。」他說。他照了照鏡子。他看起來大約三十五歲，留上鬍子後，還會再加四歲。

　　他們走下樓來。這時，奧斯特爾和里昂扯起一塊白單子，叫密勒站到前面，莫迪給他照了幾張正面像。

　　「行了，」莫迪說，「三天之內，我把駕駛執照準備好。」

　　他們走了。奧斯特爾轉向密勒：「好了，柯爾布，」他不再用別的稱呼，「你原在達豪訓練營受訓，一九四四年七月去伏洛森堡集中營服務。一九四五年四月，你率領那個處決了衛戍部隊首腦卡納利斯海軍上將的小隊。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圖謀暗殺希特勒的事件中，蓋世太保懷疑一部分陸軍軍官是同謀者，結果把他們處死了，你也參與了這次屠殺。難怪今天政府當局要逮捕你。卡納利斯海軍上將和他的部下並不是猶太人，這事不可能不了了之。好吧，上士，我們馬上開始工作。」

　　※※※

　　在摩薩德的每週例會即將結束的時候，阿密特將軍揚起手說：「最後還有一件事，顯然我認為是較為次要的。據里昂從慕尼黑報告，他近來在訓練一個年輕的德國人，雅利安族。這人由於他自己的某種原因，對黨衛軍懷恨在心，正在準備打入敖德薩。」

　　「他的動機？」在座的有一個人懷疑地問。

　　阿密特將軍聳聳肩膀：「由於他自己的什麼原因，他要把一個叫羅施曼的前黨衛軍上尉找出來。」

　　迫害國事務司的負責人（原波蘭猶太人）猛地抬起頭來：「愛德華．羅施曼？里加的屠夫？」

　　「就是此人。」

　　「呸，如果我們能抓到他，一筆老賬就可以清了。」

　　阿密特將軍搖搖頭：「我曾經對諸位說過，以色列是再也不搞報復了。我的命令是絕對的。即使那個人找到羅施曼，也不會有暗殺的事。在本．加爾事件以後，這會使艾哈德垮臺的。今天的麻煩在於，如果在德國有任何前納粹分子死掉，就都要歸咎於以色列間諜。」

　　「那麼，對這個年輕德國人該怎麼辦呢？」夏巴克負責人問。

　　「我要設法利用他去查明今年還有沒有別的納粹科學家被派往開羅，這對於我們是頭等重要的。我打算派一個諜報員去德國，直接把那個年輕人監視起來。任務只是監視，別無其他。」

　　「你選好人選了嗎？」

　　「有了，」阿密特將軍說，「他是個優秀的人，可靠。他只是跟蹤和監視那個德國人，向我本人報告情況。他能夠裝成一個德國人。他是個耶克人，出生在卡爾斯魯厄。」

　　那天早晨，在拜羅伊特，阿爾弗雷德．奧斯特爾對密勒進行了又一次嚴厲的盤問。

　　「我問你，」奧斯特爾說，「黨衛軍的短劍柄上刻的是什麼字？」

　　「殺身成仁。」密勒回答。

　　「對。一個黨衛軍成員什麼時候被授予這種短劍？」

　　「在訓練營進行結業檢閱的時候。」密勒回答。

　　「對。把效忠於希特勒本人的誓詞重複一遍。」

　　密勒逐字地重複一遍。

　　「把黨衛軍的決死誓詞重複一遍。」

　　密勒背誦了一遍。

　　「死人頭的標誌是什麼意思？」

　　密勒閉著眼睛，把他學到的背了一遍：「死人頭的標誌來自古老的日耳曼神話。它是那些條頓武士集團的標誌，武士們向他們的首領宣誓效忠，彼此間也互表忠誠，到死甚至到地獄後都不要變心。因此，死人頭和交叉大腿骨是指地獄的意思。」

　　「對。是不是全部黨衛軍成員都是當然的「死人頭」部隊成員？」

　　「不。」

　　奧斯特爾站起來，伸伸懶腰：「不錯。我想不出他們還會向你提出什麼別的一般性問題。現在，我們來學特殊的問題，就是關於伏洛森堡集中營的，這是你第一個也是僅有的一個工作崗位……」

　　※※※

　　在奧林匹克航空公司從雅典飛往慕尼黑的班機上，靠窗口坐著一個人，看樣子沉默寡言，不易接近。

　　他旁邊的一個德國商人幾次想同他攀談，因為看到對方興趣不大，便獨自讀起《遊伴》雜誌來。這個商人的鄰座注視著窗外：班機正飛越愛琴海，離開春暖的地中海東部，向覆蓋著白雪的多勞麥茨峰和巴伐利亞的阿爾卑斯山山巔前進。

　　那個商人從他同伴的口裡至少問出一件事。窗口的這位旅客無疑是德國人，他的德國話流利嫻熟，他關於德國的知識準確無誤。那個在希臘首都賣完貨物回國的商人絲毫也不懷疑坐在自己旁邊的是一位同胞。

　　他的估計真是大錯而特錯了。他旁邊的那個人，三十三年前出生在德國，名叫約瑟夫．卡普蘭，是卡爾斯魯厄一個猶太裁縫的兒子。希特勒上臺的時候，他才三歲，七歲時，父母被裝進一輛黑色囚車，拉走了。他在一個閣樓裡躲了三年，到一九四〇年十歲時，被人發現，也被裝進了一輛囚車。此後幾年，他憑著大孩子的那種機智靈巧，在一連串的集中營裡生活過來。到一九四五年，有一天，一個人對他哼哼著外國話，伸出手遞給他一根金錢巧克力糖。他兩眼露出野獸般懷疑的神情，猛地把它奪過來，趕快跑到集中營的一個角上去吃，生怕那人又會把它要回去。

　　兩年後，他體重才增加了幾磅，年紀已經十七歲了。他像隻飢餓的老鼠似的，對一切人和一切事都懷疑，都不信任。他在那一年乘上了一條名叫「華菲爾德總統號」別名「出埃及號」的輪船，去到一個遠離卡爾斯魯厄和達豪的新天地。

　　隨後度過的那些年頭，使他逐漸長大成熟起來，學會了許多東西，結了婚，有了兩個孩子，在軍隊裡有了一個職務，但心裡始終消除不了他對那一天他正要去的那個國家的仇恨。他不能不同意到那裡去，不能不強抑自己的感情，像過去十年中曾經兩次做過的那樣，重又裝出和藹親善的樣子來。為了冒充德國人，他只得這樣辦。

　　他為了執行這次任務，還攜帶了其他的必需品：裝在上衣胸前口袋裡的護照、信件、名片和一個西歐國家公民所應有的全套證件，還有內衣、鞋子、外衣和一個德國紡織行商的隨身行李。

　　當飛機鑽入歐洲上空寒冷的陰雲的時候，他重又考慮起他的任務來。他想起那位沉默寡言的上校，在那個出產水果很少而出產以色列間諜卻非常之多的農場裡，夜以繼日地向他再三交代的事情。要他跟蹤一個人，監視他。這個年輕的德國人比他小四歲，想要做一件別人做過幾次但都失敗了的事情──打入敖德薩。考察他的行動，判斷他的進展，注意他同什麼人接觸和往來，確認他發現的情況，並且切實判斷這個德國人能否找到那個網羅另一批德國科學家去埃及搞火箭設施的招聘官。絕對不要暴露自己，絕對不要自己插手進去。然後，在那個年輕的德國人難免要「開花」或暴露之前，把他的所獲全部報告回去。

　　他將執行這一任務；他並不因之而高興，也沒有要求他非高興不可。幸虧沒有誰要求他樂意再當德國人，沒有誰提出，要他樂意去同德國人交往，說德國話，同德國人在一塊兒談笑。如果提出這種要求，他就會拒絕接受這個任務的。

　　因為他痛恨所有的德國人，他受命跟蹤的那個年輕記者也不例外。他認定這一點是絕對不會改變的。

　　※※※

　　第二天，里昂對奧斯特爾和密勒作了最後一次訪問。除里昂和莫迪外，還有一個陌生人，他的皮膚曬得很黑，結實健壯，比其他人年輕得多。密勒估計這個陌生人大約三十五歲，介紹的時候只是提到他的名字叫約瑟夫。這個人自始至終一言不發。

　　「順便告訴你，」莫迪對密勒說，「我今天把你的汽車開來了，停放在城裡一個公共停車場上，就在市場廣場旁邊。」

　　他把鑰匙扔給密勒，補充說：「你去找敖德薩的時候不要用這輛車。一來是它太引人注目；二來你冒充的是一個麵包店工人，因為暴露了前集中營警衛的身分而正在逃命，這樣的人不會有一輛「美洲虎」。你去時可以搭火車。」

　　密勒點頭表示同意，不過私下裡很不願意離開他心愛的「美洲虎」。

　　「好。這就是你的駕駛執照，上面貼的就是你現在模樣的照片。有人盤問，你就說你駕駛的是一輛「大眾」，不過留在不來梅了，可以向警察局查證你的車牌號碼。」

　　密勒仔細看了看駕駛執照，上面的照片是短頭髮，但沒有小鬍子。至於他現在已經留起的小鬍子，可以推說是身分暴露後採取的一種預防措施。

　　「給你當保證人的那個人──他自己也並不知道──今天早晨乘船出海離開了不來梅港。他原是黨衛軍上校，現在是麵包店老板，也就是你原來的東家，他叫約希姆．艾伯哈特。這裡有一封他寫給你要去會見的那個人的信，信紙是從他辦公室裡弄來的真貨，簽名是偽造的，但絕無破綻。信裡說，你是一個很好的前黨衛軍成員，很可靠，因為被認出，現在處於困境，希望對方幫助你弄到一套新證件和一個新身分。」

　　里昂把信遞給密勒。他看過後，又裝回信封。

　　「現在把信封上。」里昂說。

　　密勒封好信。「我要去見的人是誰？」他說。

　　里昂拿出一張紙，上面寫著姓名和地址。

　　「就是這個人，」他說，「他住在紐倫堡。我們不太清楚他戰時是幹什麼的，因為他現在用的名字十之八九是新的。但有一點我們確有把握，他在敖德薩裡地位很高，他可能見過艾伯哈特這個敖德薩在德國北部的大人物。這是麵包老板艾伯哈特的照片，好好認一認，怕有人會問你他是什麼長相。明白嗎？」

　　密勒看著艾伯哈特的照片，點點頭。「你一切就緒之後，我想還要再等上幾天。要等艾伯哈特的船駛出陸地對海洋的無線電話的通話範圍以外，然後再行動。如果船還只是在德國沿海行駛，你要去見的那個人就能夠給艾伯哈特打電話，我們不能讓這樣的事情發生。一直要等到船開進大西洋中部才行，我看，你大概可以在下星期四早上去見他。」

　　密勒點點頭，「好吧，就是星期四吧。」

　　「最後兩點，」里昂說，「除了你想設法追蹤的羅施曼以外，我們還想要些情報。我們想知道，是誰目前正在招聘科學家去埃及幫助納賽爾發展火箭。招聘工作是由敖德薩在德國這兒進行的。我們特別需要知道，這個新任的招聘官是誰。其次，不斷保持連繫。使用公用電話，打這個號碼。」

　　他遞給密勒一張紙條，「就是我不在，這個號碼總會有人接的。一有收獲，隨時報告。」

　　二十分鐘後，這幾個人走了。

　　※※※

　　在回慕尼黑的路上，里昂和約瑟夫並排坐在汽車的後座上，那個以色列諜報員縮在角上一言不發。當汽車已經把拜羅伊特閃爍的燈光遠遠拋在後面的時候，里昂用胳膊肘碰了碰約瑟夫：「為什麼這樣不高興？」他問，「一切都很順利嘛。」

　　約瑟夫看他一眼，「你認為密勒這個人有多麼可靠？」他問。

　　「可靠？他是我們打入敖德薩的最難得的一次機會。你聽到奧斯特爾的話了吧。只要他穩得住，不管什麼場合，他都能冒充一個前黨衛軍成員。」

　　約瑟夫仍有懷疑。「給我的訓令是隨時監視他，」他喃喃地說，「他一動，我就要盯住他，注意他，把他接觸的那些人以及他們在敖德薩裡的地位都報告回去。我真不該同意他單獨外出，並且打電話匯報還隨他高興。要是他不匯報呢？」

　　里昂怒不可遏。他們顯然在這方面已經有過爭論。「現在，我再說一遍，這個人是我發現的，讓他打入敖德薩是我的主意，他是我的諜報員。多年來我一直盼望能有一個現在像他這樣的人，一個非猶太人。我不能允許有人老盯在他後頭壞他的事。」

　　「他是個客串的，我可是個專業的。」那諜報員咆哮說。

　　「他還是一個雅利安人，」里昂尖刻地反駁說，「趁他還活著有用之時，我希望他能夠為我們提供德國敖德薩的那十個頭目的名字，然後我們一個一個地處理他們。這十個人當中，一定會有那個火箭科學家的招聘官。不用發愁，我們會找到他的，會找到他打算送往開羅的那些科學家的名字的。」

　　在拜羅伊特，密勒凝視著窗外飛舞的雪花。他心裡並不想打電話匯報什麼，因為他對追蹤受聘的火箭科學家不感興趣。他還是只有一個目標──愛德華．羅施曼。

　　十二

　　彼得．密勒實際上是在二月十九日星期三晚上最後告別了阿爾弗雷德．奧斯特爾在拜羅伊特的住所動身去紐倫堡的。

　　這位前黨衛軍軍官在門口臺階上和他握別：「祝你幸運，柯爾布。我知道的全教給你了，讓我給你一個最後的忠告：我不知道你能隱蔽多久，也許不會很久。要是你發現有人似乎已經看出你的偽裝，千萬別和他爭論，趕緊走開，並且恢復你原來的姓名。」

　　年輕的記者順著車道走遠時，奧斯特爾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語說：「多麼瘋狂的計劃呀，真是聞所未聞。」他掩上門，走回屋裡去。

　　密勒步行了大約一哩路走到火車站，他沉著地走下山坡，走過公共停車場，在蓋著巴伐利亞式的屋簷和山牆的小火車站裡，買了一張去紐倫堡的單程車票。

　　正當他要穿過檢票處的關口進入狂風怒吼的月臺時，檢票員對他說：「你恐怕還得等好大一會兒，先生，去紐倫堡的火車今晚要晚點啦。」密勒吃了一驚，德國鐵路一向是享有行車準點的聲譽的。「出了什麼事？」他問。

　　檢票員朝線路方向揚了揚頭。延伸到群山峽谷中去的路軌厚厚地覆蓋著一層剛下來的雪。「一場大雪把路軌蓋住了。我們剛聽見掃雪機開過去，機務人員正在那兒幹著呢。」

　　多年的記者生活使密勒對候車室特別沒有好感。他在這種地方已經待夠了，又冷，又累，又不舒服。在車站小咖啡店裡，他一口一口地呷著咖啡，瞧著他的車票，它已經剪過口。他想起了他那輛停在山坡上的汽車。

　　是呀，他是否能把車停在紐倫堡的另一邊，離開給他的那個地址幾里遠的地方呢？……要是見過面後他們用其他運輸工具把他送到別的什麼地方去，他可以把「美洲虎」留在慕尼黑。他還可以把它停放在一個汽車庫裡，避開人們的耳目。辦完了事情之前，誰也找不著它。此外，他考慮萬一有緊急情況，利用它作為迅速逃跑的工具也不壞。他怎麼也不會想到在巴伐利亞會有誰聽說過他或他的車子。

　　他想到莫迪曾警告他那輛車子太顯眼了，但他又回想起奧斯特爾在一個鐘頭前關於趕緊逃走的忠告。當然，使用它要擔風險；不用，眼下又動不了身。他又思考了五分鐘，然後離開了咖啡店，走出車站，朝山坡那兒走去。不到十分鐘，他就坐在「美洲虎」的駕駛盤後邊，把它開出小鎮了。

　　去紐倫堡的路並不長。密勒到達後就投宿在一家靠近主要火車站的小旅館。他把車子停放在隔兩個街區的一條小街上，然後步行穿過帝王門，走進圍著古老城牆的阿布萊希特．丟勒畫筆下的中世紀城市。

　　夜幕已經降臨，從街道和窗戶射出來的燈光，照亮了這座築著圍牆的市鎮的古雅的尖屋頂和經過修飾的山形牆。它幾乎使人恍如回到了中世紀的年代，那時法蘭柯尼亞的王公已經統治了紐倫堡──當時是日耳曼諸邦中最富裕的商業城市之一。這個城市連同它的鵝卵石街道和木頭房子，一九四三年在盟軍轟炸下早已化為灰燼和瓦礫。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現在所看到的周圍的幾乎每塊磚、每一塊石頭，都是一九四五年後建造的，都是根據原來的城市建築計劃精心重建的。

　　他在離主要市場廣場只有兩條街道，幾乎就在聖辛巴達教堂的雙塔尖下邊，找到了他尋找的房子。大門姓名牌上的名字同他帶的那封假冒不來梅的前黨衛軍上校約希姆．艾伯哈特的名義寫的介紹信上的名字正好一樣。他從沒見過艾伯哈特，他只能指望紐倫堡這所房子裡的人也沒見過艾伯哈特。

　　他回到市場廣場，想找一個吃晚飯的地方。他漫步走過兩三家法蘭柯尼亞風味的小吃店，注意到在聖辛巴達教堂大門前面廣場轉角處有一家賣香腸的小鋪子，從紅瓦屋頂冒出來的炊煙正嫋嫋升入寒冷的夜空。這個小地方很不錯，正前面有一個平壇，四邊擺設著種有紫色花草的箱子，細心的主人早已把清晨下在那上面的雪打掃得乾乾淨淨。

　　室內，溫暖和歡樂的氣氛像波浪一樣向他襲來。所有的木桌幾乎都坐滿了人，但坐在角落裡一張桌子旁的一對男女正離開座位，他就坐了下去。他倆在走出去時祝他好胃口，他也回過頭向他們點頭微笑。他點了這家小吃店的名菜：一盤十二根帶香料的紐倫堡小香腸，還要了一瓶本地佳釀。

　　飯後，他靠後坐著，呷著咖啡消磨時間，又喝了那杯阿斯巴哈酒來沖淡胃裡的濃酒。他一點也不睏，很樂意坐在那裡看著爐火上的木頭閃閃發光，聽著角落裡人們縱聲高唱法蘭柯尼亞飲酒歌，一面挽緊胳膊，隨著音樂和歌聲左右搖擺，每唱完一節，就把大玻璃酒杯高高舉起。

　　好長時間以來，他自己也感到奇怪，為什麼要冒生命危險去追尋一個二十年前犯了罪的人。他幾乎決定要撒手不幹了，把嘴唇上的鬍子剃掉，把頭髮再留起來，回漢堡去，睡在西吉睡暖了的床上。

　　侍者走過來，鞠個躬，把賬單放在桌子上，用悅耳的聲調說聲「請」。

　　他把手伸進口袋去拿皮夾，指頭觸及一張照片。他拿出來看了一會兒，一張捕鼠夾似的嘴，一對蒼白的眼圈發紅的眼睛，直瞪瞪地望著他，黑色的衣領上帶著銀色閃電的標誌。過了一會兒，他低聲罵了一句「你這臭狗屎」，就捏住照片一角湊到桌上的蠟燭上。等照片燒成灰燼後，他把它捏碎在銅灰碟裡。他不再需要它了，他一看到那張臉就能認得了。

　　彼得．密勒付了餐費，扣上上衣紐扣，走回旅館。

　　※※※

　　在差不多同一個時間裡，毫無收獲的狼人正在向麥肯遜發火。

　　「他媽的！他怎麼可能失蹤？」敖德薩的頭頭咆哮起來，「他不可能從地面上消失，他不可能跑到天上去。他的汽車在德國應該說是顯眼的一種，半哩外就看得出來。你找了整整六個星期，現在你能告訴我的只是找不著他……」

　　麥肯遜等著他把火發夠了。「可是事實如此，」他最後指出說，「我已經查出了他在漢堡的公寓住所，冒充是密勒的朋友拜訪過他的女朋友和他的母親，也和他的同事進行了接觸。他們什麼都不知道。這些日子以來，他的車子一定是放在某處的一個車庫裡。他一定是轉到地下去了。他從倫敦回來離開科隆飛機場停車處後就向南去了，線索就到此為止。」

　　「我們必須找到他，」狼人重複說，「不能讓他接近這位同志。那樣就糟了。」

　　「他會出現的，」麥肯遜很有把握地說，「他遲早得露面的。那時我們就可以找到他了。」

　　狼人對這位職業獵人的耐心推論作了一番思考。他慢慢地點了點頭：「很好。我要你住得靠我近一點，就在這個市內找個旅館住下，等他出來。你靠我近一點，找你也方便……」

　　「對，先生。我在市內找好了旅館就給你打電話，你任何時候都能找到我。」他向他的上級說聲「晚安」，走了。

　　※※※

　　第二天早上快到九點鐘的時候，密勒來到那所房子前面，按了一下擦得油光鋥亮的電鈴。他必須在那個人出去工作之前見到他。一個女僕打開門，把他引進起居室，再去請她的主人。

　　十分鐘後，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走進房間。他頭上長著普通的褐色頭髮，兩鬢各有一簇銀白色的絡腮鬍，舉止沉著而文雅。室內家具擺設也顯出他趣味高雅，收入豐裕。

　　他眼睛盯著這位不速之客，不動聲色地打量一下他身上穿的勞動者的便宜褲子和外套。

　　「你有什麼事嗎？」他平靜地問。

　　客人在這個陳設豪華的房間裡明顯地感到困惑和不自在，「哦，博士先生，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幫助。」

　　「來吧，」那個敖德薩的人說，「我想你是知道的，我的事務所離這兒並不遠。也許你應該到那兒去，和我的祕書約一個時間。」

　　「嗯，其實我不是為了業務關係來找你幫忙的。」密勒說。他開始用漢堡和不來梅一帶勞動人民的方言講話。他明顯地感到手足無措。因為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他就從內衣口袋裡掏出一封信：「先生，有人建議我來找你，我把他寫的一封介紹信帶來了。」

　　這個敖德薩的人一句話沒說，拿起信就拆開，很快地看了一遍。他稍稍有點緊張，從那張信紙上抬起眼睛死勁地盯著密勒：「明白了，柯爾布先生。你最好還是坐下吧。」

　　他指了指一張靠背椅，自己則坐到安樂椅上。他皺起眉頭若有所思地看著密勒有好幾分鐘之久。突然間，他大聲問：「你剛才說你姓什麼？」

　　「柯爾布，先生。」

　　「名字呢？」

　　「羅爾夫．根塞，先生。」

　　「你有什麼證件嗎？」

　　密勒似乎感到為難，「我只有駕駛執照。」

　　「請你給我看看。」

　　律師──這是他的職業──伸出手來，密勒不得不從椅子上站起身把駕駛執照交到他手中。那人拿到執照，把它打開，細細琢磨它的內容。他瞧了密勒一眼，把臉孔和照片對照一番。它們是一致的。

　　「你的生日是哪一天？」他突然大聲問。

　　「我的生日？哦，六月十八日，先生。」

　　「哪一年，柯爾布？」

　　「一九二五年，先生。」

　　律師又把駕駛執照琢磨了幾分鐘。「你在這兒等一等。」他突然說，站起來就走。

　　他穿過房子，進入房子後半部作為他事務所的那塊地方，那兒有門供委託他訴訟的人從後面一條街出入。他直接走進辦公室，打開牆壁上的保險櫃，取出一個厚厚的本子，一頁一頁地翻閱。

　　他偶爾聽說過約希姆．艾伯哈特這個名字，卻從來沒見過面。他不能完全肯定艾伯哈特在黨衛軍中的最後軍銜是什麼。那本書證實了這封信。約希姆．艾伯哈特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被提升為部隊黨衛軍上校的。他又翻了幾頁，核對柯爾布的情況。同姓的有七個，但名叫羅爾夫．根塞的只有一個。一九四五年四月是上士，生於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他把本子合起來，放回原處，把保險櫃鎖好，然後穿過房子，回到起居室。他的客人仍然侷促不安地坐在靠背椅上。

　　他又坐下：「我不大可能幫助你。這你是明白的，是嗎？」

　　密勒咬了一下嘴唇，點點頭：「我沒有地方可去了，先生。當他們開始追捕我的時候，我向艾伯哈特求救。他給我這封信，讓我來找你。他說，如果你不能幫助我，那就誰也幫不了啦。」

　　律師坐在椅子上，往後一靠，仰視著天花板。「我覺得奇怪，如果他要和我談話，他為什麼不先打個電話給我。」

　　他頗有所思地說，然後他明顯地等著答話。

　　「也許他不想在電話裡談這樣的事情。」密勒滿懷希望地提示說。

　　律師傲慢地瞧了他一眼，「那是可能的，」他簡短地說，「你最好告訴我，首先你是怎麼招來這個麻煩的。」

　　「哦，是的。好先生，我是說，我被這個人認出來了。後來他們說，他們就要來抓我。所以我跑出來了，不是嗎？我是說，我只好跑出來了。」

　　律師嘆了一口氣，「從頭說起，」他厭倦地說，「誰認出你了，認出你什麼？」

　　密勒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好吧，先生。我原來住在不來梅，在那兒生活，在那兒工作，一直到出事的那一天，都是給艾伯哈特先生工作的，在麵包房裡。哦，大約四個月前，有一天，我正在街上走，突然得了急病，我感到特別難受，肚子痛。反正我一定是昏過去了，暈倒在人行道上。他們就把我送進醫院。」

　　「哪個醫院？」

　　「不來梅陸軍醫院，先生。他們作了一些化驗，說我得了癌，在腸子裡。我想就是那個病，懂嗎？」

　　「通常就是那種病。」律師冷淡地說。

　　「是啊，我也是那麼想的，先生。好在病還只是初期，發現得早。反正他們讓我吃藥，不給我動手術。過了一些時候，病情就逐漸好轉。」

　　「依我看，你真是個走運的人。這些跟被人認出來又有什麼相干呢？」

　　「哦，就是這個醫院的看護兵，懂嗎？他是猶太人，老看著我。每當他值班時，他的眼睛總是盯著我。那是一種奇特的眼光，懂嗎？我給搞得煩透了，就是他老看著我的那付樣子，就那麼一付「我認識你」的表情。我並不認識他，但總覺得他認識我。」

　　「繼續講下去。」律師顯得越聽越感興趣了。

　　「大約一個月前，他們說我可以轉院了，接著就把我轉到一個療養所去。那裡的費用是由麵包房的雇員保險基金支付的。哦，在我離開不來梅陸軍醫院之前，我想起來了，我說的是那個猶太看護兵。我花了好幾個星期才回憶起來，他是伏洛森堡的一個囚犯。」

　　律師唰的一下挺直身子，「你在伏洛森堡待過？」

　　「是的，我正要告訴你，不是嗎？我是說，先生，就從那時起，我記起了這個醫院看護兵。我在不來梅醫院找到了他的名字。我們在伏洛森堡絞死了圖謀殺害元首的卡納利斯海軍上將和其他軍官後，一幫奉我們的命令去焚屍的猶太人囚徒裡就有他在內。」

　　律師又注視著他：「你參加了對卡納利斯等一夥的處決？」

　　密勒聳聳肩膀，「行刑隊是我指揮的，」他直截了當地說，「哦，他們都是叛徒，不是嗎？他們想要謀殺元首。」

　　律師笑了笑：「我親愛的朋友，我不是在責怪你。他們當然都是叛徒，卡納利斯甚至給盟軍送過情報。那些陸軍豬玀從將軍開始全是叛徒。我真沒想到會遇見處死他們的人。」

　　密勒怯懦地露齒一笑：「問題是，警察就為了這件事要逮捕我。我的意思是說，幹掉猶太人是一回事，可是現在好多人說卡納利斯和那一夥──說他們都是什麼英雄。」

　　律師點點頭：「是啊，德國現政權肯定要和你為難的。你再繼續講你的事。」

　　「我轉到療養所去以後，再也沒見到那個猶太看護兵。上個星期五，我在療養所接到一個電話。我以為是麵包房打來的，但是對方不肯報姓名，只是說他能夠了解正在發生的情況，有人已把我的情況通知路德維希堡的那些豬玀，正在準備拘票，要逮捕我。我不知道他是誰，不過從他的口氣聽來，他似乎頗有根據，是一種官方人士的聲調。你懂得我說的意思嗎，先生？」

　　律師點頭表示已經聽懂：「很可能是一個在不來梅警察部隊中的朋友。你怎麼辦呢？」

　　密勒好像很驚訝的樣子：「哦，我逃了出來，不是嗎？我自動出院。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沒回家，怕他們在家裡等著我。我甚至沒去取那輛停在我房子前面的『大眾』。星期五夜裡我沒敢回家，到星期六我才想了個主意。我到老板艾伯哈特先生家裡去看他，他正在查電話簿。他對我真不錯。他說第二天早晨就要和艾伯哈特太太外出冬遊了，不過他會設法讓我平安無事的。所以他給了我這封信，讓我來找你。」

　　「你怎麼知道艾伯哈特先生能幫你的忙？」

　　「哦，你知道我並不了解他在戰爭期間是幹什麼的，可在麵包房裡他總是對我那麼好。大約兩年前，我們舉行過一次職工酒會。我們都喝多了，當我上廁所時，艾伯哈特先生正在解手，邊解手邊唱《霍斯特．威塞爾之歌》。我也跟著唱，我們就在男廁所裡唱著。隨後他拍著我的肩膀說，『別聲張，柯爾布』，說完就走出去了。我一直沒把這件事放在心裡。直到我遇到了麻煩，我才想到他可能和我一樣，也在黨衛軍裡幹過，於是我向他求救。」

　　「那麼，是他讓你來找我的嗎？」

　　密勒點頭。

　　「這個猶太看護兵叫什麼名字？」

　　「哈特斯坦，先生。」

　　「你轉去的療養所叫什麼名字？」

　　「叫阿卡迪亞療養所，在德爾門豪斯特，就在不來梅郊外。」

　　律師又點了點頭，從桌上拿起一張紙記了幾句，然後站起來，「你就在這裡待著。」他說完又走了出去。

　　他穿過走廊，走進書房，從查話臺接線生那裡查到了艾伯哈特麵包房、不來梅陸軍醫院以及德爾門豪斯特的阿卡迪亞療養所的電話號碼。他首先接通麵包房。

　　艾伯哈特的祕書很幫忙：「對不起，艾伯哈特先生出門了，先生。不，沒辦法和他連繫，和往年一樣，他和艾伯哈特太太一起去加勒比海冬遊，要過四個星期才能回來。我能幫你忙嗎？」

　　律師告訴她她幫不了忙，就把電話掛上。接著他撥不來梅陸軍醫院的電話號碼，要接主管人事部門。

　　「這兒是社會保險部年金科，」他若無其事地說，「我只是想證實一下，你們那兒是否有個名叫哈特斯坦的病房看護兵。」

　　停了一會兒，電話線那一頭的女辦事員正在翻查職工花名冊。「是的，我們這兒有，」她說，「叫戴維．哈特斯坦。」

　　「謝謝你。」這位紐倫堡律師說著掛上了電話。他又撥同一個號碼，要接掛號處。

　　「這兒是艾伯哈特麵包公司的祕書，」他說，「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我們一個職工的病情。他腸子裡長了瘤子，住在你們醫院裡。你能告訴我他目前的病情嗎？他叫羅爾夫．根塞．柯爾布。」

　　又停了一會兒，管病歷的女辦事員把羅爾夫．根塞．柯爾布的病歷抽了出來，看看最後一頁。

　　「他已經出院了，」她告訴打電話的人，「他的病情已經好轉，可以轉到療養所去了。」

　　「好極了，」律師說，「我去度一年一次的滑冰假期才回來，還沒有接上頭。你能告訴我是那家療養所嗎？」

　　「阿卡迪亞療養所，在德爾門豪斯特。」女辦事員說。

　　律師又把電話掛上，接著就撥阿卡迪亞療養所。一個女的答話。聽了問話以後，她轉向身旁的醫生，捂住話筒：「有人查問你對我提起過的那個柯爾布。」她說。

　　醫生接過話筒：「是的，」他說，「我是療養所所長，我是布勞恩醫生。有什麼事嗎？」

　　一聽說布勞恩的名字，女祕書用迷惑的目光瞧了瞧她的雇主。他眼睛一眨也不眨地聽著從紐倫堡來的聲音，流利地回答著：「柯爾布先生上星期五下午已自動出院了，非常不規矩，可是我們沒辦法阻攔他。是的，不錯，他是從不來梅陸軍醫院轉來的。長了瘤子，正在恢復期。」

　　他聽了一會兒，然後說：「沒什麼。能幫助你，我感到高興。」

　　醫生的真名叫羅斯梅爾。他掛上電話，接著就撥慕尼黑的電話號碼。他開門見山地說：「有人用電話問過柯爾布的情況，查核已經開始了。」

　　在紐倫堡這一邊，律師掛上電話，回到起居室。「對，柯爾布，你顯然就是你所說的那個人。」

　　密勒用驚訝的神情瞧著他。

　　「儘管如此，我還想再問你一些問題，你不介意吧？」

　　客人仍然很驚訝的樣子，搖搖頭：「沒關係，先生。」

　　「那好，你割過包皮嗎？」

　　密勒呆呆地望著他，「沒有，我沒有。」他含含糊糊地說。

　　「給我看。」律師平靜地說。密勒仍然坐在椅子上望著他。

　　「給我看，上士！」律師咆哮起來。

　　密勒從椅子上蹦起來，筆直地立正：「遵命。」他回答一聲，哆哆嗦嗦地站著。他保持立正的姿勢，兩手下垂緊貼褲縫，站了三秒鐘，然後解開他的褲子紐扣。律師簡單地看了他一眼，點頭表示他可以把紐扣扣上。

　　「那麼，你至少不是個猶太人嘍。」他親昵地說。

　　密勒回到他的椅子上，咧開嘴望著他。「我當然不是猶太人。」他脫口而出。

　　律師微笑了：「然而也有過這種情況，有些猶太人想冒充同志，他們混不長。現在你最好把你的經歷講給我聽，同時我將向你提問題。你是明白的，只是為了確認一下。你出生在哪裡？」

　　「不來梅，先生。」

　　「對。在你的黨衛軍檔案裡有出生的地點，我剛核對過。你入過希特勒青年團嗎？」

　　「入過，先生。一九三五年我十歲的時候參加的，先生。」

　　「你的父母都是國家社會黨的好黨員嗎？」

　　「是的，先生，他們兩個都是。」

　　「他們出了什麼事？」

　　「在不來梅大轟炸時都被炸死了。」

　　「你是什麼時候應徵加入黨衛軍的？」

　　「一九四四年春天，先生，那時我是十八歲……」

　　「你在哪裡受的訓練？」

　　「達豪黨衛軍訓練營，先生。」

　　「你的右胳肢窩下面有血型刺字嗎？」

　　「沒有，先生。要有也該是左胳肢窩下面。」

　　「你為什麼沒有刺字？」

　　「哦，先生，一九四四年八月，我們本應在訓練營結業，到部隊黨衛軍的一個單位去開始執勤。七月間，一大批與謀殺元首案件有關的軍官被送到伏洛森堡集中營來。伏洛森堡要求從達豪訓練營立刻派兵增援。我和其他十二個人，由於具有特殊的技能，就被挑選出來，直接派到那裡去。我們沒趕上刺字和我們這個分遣隊的正式結業檢閱儀式。司令官說沒有必要驗血型，因為我們永遠到不了前線了，先生。」

　　律師點點頭。毫無疑問，司令官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已經知道，由於盟軍已深入法國，戰爭很快就要結束了。

　　「你拿到了短劍沒有？」

　　「拿到了，先生，是司令官親手給的。」

　　「劍上都有什麼字？」

　　「殺身成仁，先生。」

　　「在達豪你受過什麼訓練？」

　　「全套的軍事訓練，先生，還有政治思想訓練，作為希特勒青年團訓練的補充。」

　　「你學過歌？」

　　「是的，先生。」

　　「《霍斯特．威塞爾之歌》是在哪一個進行曲歌本裡的？」

　　「《為國家而奮鬥的時刻》歌曲集，先生。」

　　「達豪訓練班在什麼地方？」

　　「在慕尼黑北面十哩的地方，先生，離同名的集中營有三哩。」

　　「你穿什麼制服？」

　　「灰綠色軍衣和馬褲，長統靴，黑翻領，左翻領上有軍階符號，黑皮帶，還有青銅紐扣。」

　　「扣上的銘文是什麼？」

　　「中間是『卐』字，周圍用『忠誠是我的光榮』這幾個字圍成圓圈，先生。」

　　律師站起來伸伸腰。他點燃一支雪茄，漫步走到窗前：「現在你給我講講伏洛森堡集中營，柯爾布上士，它在什麼地方？」

　　「在巴伐利亞和圖林根交界處，先生。」

　　「什麼時候建立的？」

　　「一九四三年，先生。給那些反對元首的豬玀們準備的第一批當中的一個。」

　　「有多大？」

　　「我在那裡的時候，先生，是三百米見方，周圍是架著輕重機槍的十九個守望塔。有一個一百二十米長一百四十米寬的集合點名用的廣場。上帝，我們在那裡跟那些猶太佬還開過玩笑呢……」

　　「別走題，」律師大聲說，「都有什麼樣的房子？」

　　「有二十四間營房，一間囚犯用的廚房，一個洗衣間，一個醫務室，還有各種工場。」

　　「那麼，供黨衛軍警衛隊用的呢？」

　　「有兩間營房，一個商店，還有一個妓院。」

　　「那些死了的人屍體是怎麼處理的？」

　　「在鐵絲網外面有一個小火葬場，有一條地下道從集中營內通到那裡去。」

　　「主要做什麼工作？」

　　「在採石場粉碎石頭，先生。採石場也是在鐵絲網外面，它四周也有鐵絲網和守望塔。」

　　「在一九四四年後幾個月，那裡有多少人？」

　　「哦，大約一萬六千個囚犯，先生。」

　　「司令官的辦公室在哪裡？」

　　「在鐵絲網外面，先生，在一個俯瞰集中營的半山腰上。」

　　「前後幾任司令官都是誰？」

　　「在我到那裡以前有兩個，先生。第一任司令官是黨衛軍少校卡爾．孔斯特勒。他的繼任者是黨衛軍上尉卡爾．弗里茲。最後一個是黨衛軍中校馬克斯．柯格爾。」

　　「政治處的代號是什麼？」

　　「第二處，先生。」

　　「第二處在哪裡？」

　　「在司令官那座房子裡。」

　　「它的職責是什麼？」

　　「確保根據柏林的要求，對某些犯人進行特別處理。」

　　「對卡納利斯和其他陰謀者就是這麼指示的吧？」

　　「是的，先生。他們都是被指定進行特別處理的。」

　　「什麼時候執行的？」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先生。那時美國人已經越過巴伐利亞，所以上面命令把他們幹掉，我們一組人被指定來執行這個任務。那時我剛被提升為上士，雖然我初到集中營時只是一個列兵。我負責處決卡納利斯和其他五個人。然後我們組織了一個猶太人埋葬隊把這些屍體埋葬掉。哈特斯坦就是其中的一個，他那雙眼睛真該死。事後我們把集中營的文件燒毀了。不久，我們接到命令趕著囚犯向北行軍，在路上我們聽說元首自殺了。哦，先生，後來軍官們扔下了我們，囚犯也開始逃進森林。我們槍殺了幾個，我們這些軍士親手幹的。但是繼續走下去似乎沒啥意思了，我是說，已經到處都是美國佬了。」

　　「關於集中營，最後還有一個問題，上土。當你從集中營裡任何一個地方向上看時，你看到什麼？」

　　密勒似乎迷惑不解。「看到天空。」他說。

　　「傻瓜，我的意思是說，地平線上聳立著什麼東西？」

　　「啊，你是指的那座小山，上面有個年久失修的城堡？」

　　律師點頭微笑。「那實際上是十四世紀的。」他說「好吧，柯爾布，你是在伏洛森堡待過的，現在你說說你是怎樣逃跑的？」

　　「哦，先生，那是在行軍的路上，我們全散了。我發現有個陸軍兵士在徘徊，我就照腦袋揍了他一傢伙，穿上了他的制服。兩天之後，美國佬抓住了我。我在戰俘營待了兩年，我只告訴他們我是一個陸軍兵士。哦，你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先生，當時流傳著許多謠言，說美國佬抓住黨衛軍的人就立即幹掉。所以我說我是陸軍兵士。」

　　律師噴了一口雪茄菸。「你在那裡不是單獨一個人。你換了名字沒有？」

　　「沒有，先生。凡是證明我是黨衛軍的證件我都扔掉了，但我不想改名換姓，我不認為有誰會去追尋一個上士。那時候關於卡納利斯的事似乎並不十分重要，只是到了後來，人們開始對那些陸軍軍官大捧特捧，在柏林絞死主犯的地方建了一個神龕。後來我從聯邦共和國弄到了以柯爾布為名的證件，要不是那個看護兵認出了我，本來是不會出事的。出了事以後，問題就不在於我用過什麼名字啦。」

　　「真的，是那樣。現在我們再說說你學過的東西，從複述對元首表示效忠的誓詞開始。」律師說。

　　談話又進行了三個小時。密勒大汗如注，他只能說他離開醫院過早了，而且一整天沒吃東西。等到律師最後表示滿意時，午飯時間已經過了。

　　「那麼你想要什麼？」他問密勒。

　　「哦，事情是這樣，先生，既然他們在追捕我，我就需要一套證明我不是羅爾夫．根塞．柯爾布的證件。我可以改變我的外貌，把頭髮留起來，讓小鬍子長得更長一些，再在巴伐利亞或其他地方找個職業。我是說，我是個熟練的麵包工，而人們是需要麵包的，不是嗎？」

　　在這次談話中，律師第一次仰首大笑。「是的，我的好柯爾布，人們是需要麵包的。很好。聽著，通常是不值得為你們這樣地位的人花費許多寶貴的時間和精力的。但你顯然是個很好的忠誠的德國人，明擺著是無辜受難，所以我一定盡力幫忙。光給你搞一張新的駕駛執照，那沒有什麼用處，憑這個，你弄不到一張社會保障卡。你得先出示出生證，而這正是你所缺少的。不過一張新護照會使你弄到所有這些證件。你身上有錢嗎？」

　　「沒有，先生，我已經破產了。過去三天我往南走時，路上都是搭別人的車子。」

　　律師給了他一張一百馬克的鈔票，「你不能待在這裡，要把你的新護照弄到手，至少需要一個星期。我要送你到我的一個朋友那裡去，他會替你弄到護照的。他住在斯圖加特。你最好先找一家旅館住下，然後去看他。我會告訴他你要去找他，他會等著你的。」

　　律師在一張紙條上寫了幾個字，「他叫法朗士．培耶，這就是他的地址。你最好坐火車去斯圖加特，找個旅館，然後直接去找他。如果你還需要一些錢，他會幫你解決的，但不要花得太多。躲起來，一直等培耶給你準備好一張新護照，我們再給你在德國南部找個職業，以後就不會有人追尋你了。」

　　密勒接過那一百馬克和培耶的地址，忸怩不安地表示了一番謝意：「啊，謝謝你，博士先生，你真是個好人。」

　　女僕領他出來，隨後他走回車站，回到旅館和他停車的地方。一小時後，他開足馬力向斯圖加特駛去。同一小時，律師給培耶通了電話，讓他在傍晚迎候受警察追捕的逃亡者羅爾夫．根塞．柯爾布。

　　當時紐倫堡和斯圖加特之間還沒有高速公路。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裡，穿過青翠的法蘭柯尼亞平原進入符騰堡樹木茂密的丘陵和山谷的那條公路，風景原是很優美的。但在一個嚴寒的二月下午，當冰塊在路面的坑窪中閃閃發光，濃霧籠罩著山谷的時候，安斯巴哈和克賴爾斯海姆之間那段蜿蜒曲折的柏油路卻是相當危險的。有兩次那輛笨重的「美洲虎」幾乎要滑到溝裡去，密勒不得不兩次提醒自己開得慢一點，那個知道如何弄到假護照的培耶一定還在那裡的。

　　他到達時，夜色已經降臨，就在城外一家小旅館住下。

　　那裡居然還有一個值夜班的侍者替那些深夜投宿的旅客服務，後面還有一個汽車庫。他從侍者那裡弄到了一張市內交通圖，在奧斯特海姆區附近找到了培耶住的那條街。奧斯特海姆是個建設得很好的區，離維拉山不遠，那兒的花園曾經是符騰堡的王公以及他們的夫人秉燭夜遊的消夏勝地呢。按照地圖指示的方向，他把車子開進了斯圖加特的中心區，那是一片群山環繞的盆地，沿途盡是葡萄園，一直伸延到城郊。

　　他把車停在離培耶家有四分之一哩的地方。當他低著頭鎖上駕駛座一邊的車門時，他沒有注意到從附近別墅醫院參加了每週一次的住院病人委員會會議後回家去的一個中年女人。

　　當天晚上八點鐘，紐倫堡的律師心想最好給培耶打個電話，以肯定逃亡者柯爾布是否已安全到達。接電話的是培耶的妻子。

　　「哦，是有個年輕人。他和我的丈夫已經出去，上什麼地方吃晚飯去了。」

　　「我打電話只是想知道一下他是否已經平安到達。」律師若無其事地說。

　　「多麼好的一個小夥子，」培耶太太興高采烈地嘮叨起來，「他停放汽車的時候，我正好從他身邊經過，我剛開完住院病人委員會會議回家去。離家還有幾里遠，他一定是迷了路。在斯圖加特，你知道，是很容易迷路的，有那麼多的死胡同和單行線的街道……」

　　「對不起，培耶太太，」律師插話說，「這個人並沒有坐他的「大眾」呀，他是乘火車來的。」

　　「不，不，」培耶太太說，為了能向上司顯示自己的知識而感到高興，「他是乘汽車來的。這麼好的小夥子，這麼可愛的汽車。我相信他一定很得姑娘們的歡心，因為他有……」

　　「培耶太太，聽我說，請你聽仔細點，那是一種什麼車子？」

　　「啊！我當然不知道它的結構。但它是一輛賽車，長長的，黑顏色，車身上有一道黃色的線條……」

　　律師砰地放下話筒，接著又拿起來，撥一個紐倫堡的號碼。他微微出汗。當他接通旅館的電話，他要了一個房間號。電話分機那兒有人拿起話筒，一個熟悉的聲音說：「喂。」

　　「麥肯遜，」狼人怒吼起來，「馬上到我這兒來，我們找到密勒了。」

　　十三

　　法朗士．培耶和他妻子一樣，又胖又圓又天真。由於狼人事先已提醒要他迎候被警察追捕的逃亡者，所以當密勒在快到八點鐘來到時，他已在門口臺階上迎候了。

　　在他的妻子忙著要去廚房做飯之前，他在客廳走道上簡單地把密勒介紹給她。

　　「好啦，」培耶說，「你以前來過符騰堡嗎，我親愛的柯爾布？」

　　「沒有，我確實沒來過。」

　　「哈，好啊，我們這兒的人就是喜歡招待客人。你一定得吃點東西。今天你已經吃過飯了嗎？」

　　密勒告訴他，整個下午都在火車上過的，既沒吃早飯，也沒吃午飯。

　　培耶似乎非常焦急不安：「老天爺，那多糟糕！你必須吃。告訴我你想吃什麼。我們到市裡去，好好吃一頓晚飯……胡說，我的孩子，這是我所能做到的最起碼的事。」

　　他搖搖擺擺地走到房子後面去告訴他的妻子，說他要陪客人到斯圖加特市內去吃飯。十分鐘後，他們坐著培耶的車子向市中心駛去。

　　※※※

　　從紐倫堡沿著老Ｅ十二公路去斯圖加特，即使車子開得很快，至少也得開兩個小時。那天夜裡麥肯遜的車子就開得很快。接到狼人的電話半個小時以後，他就完全準備好並帶著培耶的地址上了路。他十點半到達，立即開到培耶家去。

　　由於狼人又來過電話，提醒說那個自稱是柯爾布的人並不是真柯爾布，而可能是一個警方的密探，所以當麥肯遜到達時，培耶夫人已嚇得直發抖。他的簡單粗暴的態度很難使她鎮靜下來。

　　「他們什麼時候出去的？」

　　「大約七點三刻。」她哆哆嗦嗦地說。

　　「他們說過上哪兒去嗎？」

　　「沒有，法朗士只是說小夥子已經一整天沒吃東西了，他要陪他到市裡一家餐廳去吃頓飯。我說我能在家裡做點什麼吃的，但是法朗士愛上外邊吃飯，有個藉口就去……」

　　「柯爾布這個人，你說你看見他在停放他的汽車。汽車在什麼地方？」

　　她描述停放「美洲虎」的那條街，以及如何從她家走到那條街去；麥肯遜仔細地考慮了一會兒。「你知不知道你丈夫可能帶他到哪家餐館去？」他問。

　　她想了一想，「哦，他愛去的吃飯的地方是在弗烈德里希街的三摩爾餐廳，」她說，「他通常是先上那家餐廳去看看。」

　　麥肯遜離開房子，開了半哩地到停放「美洲虎」的地方。

　　他聚精會神地察看這輛車子，以便下次再見到它時就能一眼認出它。他暗自盤算要不要在汽車這裡等密勒回來，但狼人命令他跟著密勒和培耶，警告敖德薩的人並送他回家，然後去監視密勒。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所以他沒給三摩爾餐廳打電話。要是他現在就警告培耶，那將打草驚蛇，使密勒提高警覺，從而給了他重新逃匿的機會。

　　麥肯遜看了一下手錶，這時正是差十分十一點。他跨進他的「賓士」，向市中心駛去。

　　※※※

　　在慕尼黑後街一家僻靜的小旅館裡，當約瑟夫正醒著躺在床上的時候，從賬房間來了個電話，要他去取電報。他下樓去把電報取回房間。

　　他坐在搖搖晃晃的桌子跟前，拆開淡黃色的信封，細看這封長電的內容。電文開頭是：芹菜；四百八十一馬克，五十三芬尼。

　　瓜：三百六十二馬克，十七芬尼。

　　柑橘：六百二十七馬克，二十四芬尼。

　　朱欒：三百一十三馬克，八十八芬尼。

　　一張長長的水果，蔬菜報價單，所有這些都是通常從以色列輸出的那些東西。電文內容就好像是對一家出口公司的駐德國的代表詢問價格的覆電。利用公開的國際電訊網是不安全的，但由於每天通過西歐的商業電報如此之多，假如要對所有的電報進行檢查，那就不知該需要多少人了。

　　約瑟夫並不看那些字，只是把數字記下來，寫成長長一行。原來中間夾著馬克和芬尼字樣的五個一組的數字被整個連成一行後，又被重新分成六個數字一組。他從每一組都減去二萬零二百六十四這個數字，它代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日這個日期。結果每一組就都得出另一個六位數。

　　這是一本簡單的書本密碼，破碼時使用紐約大眾圖書公司出版的簡裝本韋氏新世界字典。每組頭三個數字代表字典裡的頁數，第四個數字可以不管是從一到九的哪個數字，反正奇數代表第一欄，偶數代表第二欄，最後兩個數字表示欄中從上往下的數字。他認真地工作了半個小時，然後讀出了全部電文，他慢慢地用雙手抱住了腦袋。

　　三十分鐘以後，他來到里昂家裡。這個復仇團體的首領看了電文後破口大罵，「對不起，」他最後說，「我簡直不能理解。」

　　這兩個人誰也不知道，摩薩德在六天前收到了三個簡短零碎的情報。第一個來自駐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以色列諜報員，大意是有人已經授權支付一筆相當於一百萬德國馬克的款子，給一個叫做火神的人物，使他能夠完成下一階段的研究計劃。

　　第二個是從一家瑞士銀行的一個猶太雇員那裡來的。這家銀行通常被認為是經手處理從外地祕密納粹基金調撥現款來支付給西歐的敖德薩成員。它的大意是從貝魯特已經撥來一百萬馬克，由一個十年前用弗里茨．威根納的名義在銀行開有戶頭的人提取現金。

　　第三個是來自一個在三三三號工廠周圍的保安機構中擔任高級職務的埃及上校。他為了得到一筆相當可觀的酬金，以便在退休後能過舒適的日子，曾和一個摩薩德人員在羅馬一家旅館裡談了幾小時的話。據這個人透露，火箭計劃只差一個可靠的遙控系統了，現正在西德一家工廠進行研究和製造。他還說，這項計劃使敖德薩耗費了好幾百萬馬克。

　　這三個零碎的情報是通過約維爾．尼曼教授的電腦從幾千件其他情報中挑選出來的。這位以色列的天才是通過電腦的方式將科學應用於諜報分析的第一人，他後來成為以色列的原子彈之父。在人的記憶力可能失誤的地方，高速運行的微型電路卻把這三件事聯結了起來，而且回憶起羅施曼在一九五五年被他的妻子揭發出來以前曾用過的名字弗里茨．威根納，並作出了相應的報告。

　　約瑟夫在里昂他們的地下總部裡大發脾氣：「從現在起，我就住在這兒，不離開那個電話機了。給我搞一輛高速摩托車和一套防護衣，在個把小時內準備好。一旦你的寶貴的密勒來電話匯報，我好迅速地趕到他那兒去。」

　　「即使他暴露了，你也不能迅速地趕到他那兒去，」里昂說，「難怪他們要警告他別插手。如果他和他的人靠得太近，他們就會殺死他的。」

　　當里昂離開地下室時，約瑟夫又把特拉維夫發來的電報看了一遍。電文如下：「紅色警報，新情報表明火箭成功重要關鍵是德國實業家在你們領土上（進行）操作，代號火神，可能此人即羅施曼。立即使用密勒，跟蹤並消滅之。考莫倫特。」

　　約瑟夫坐在桌旁，開始細心地擦洗他的「瓦爾特ＰＰＫ」牌自動手槍，上了膛。他的眼睛不時瞧著寂靜無聲的電話機。

　　※※※

　　在晚餐桌上，培耶招呼周到，非常親切。當他講述他自己的得意笑話時，總是熱情奔放地大聲哄笑。好幾次密勒想引他談談為自己搞一個新護照的事。

　　每一次培耶都是重重地拍他的後背，告訴他不要擔心，並且說：「由我包辦啦，老兄弟，由老法朗士．培耶包辦啦。」

　　他用食指輕輕地敲著他鼻子的右側，粗魯地眨眨眼，繼續縱聲說笑。

　　在從事新聞採訪工作的八年中，密勒學會了一個本領：既能喝酒，又能保持一副清醒的頭腦。他並不習慣於一邊吃飯一邊大口大口地喝白酒，但是要想把別人灌醉，喝白酒倒是有好處的。為了保持冰凍，白酒是從放在盛有冰塊和冷水的桶裡端來的。有三次，密勒趁培耶回頭他顧時，把整杯酒倒在冰桶裡。

　　快上點心時，他們已經把兩瓶上等德國白酒喝得乾乾淨淨，而擠在被牛角紐扣扣得緊緊的上衣裡的培耶已汗流如注。他感到乾渴，又要了第三瓶酒。

　　密勒假裝很擔心他可能無法弄到一個新護照，而他就將因為參與了一九四五年的伏洛森堡事件而被逮捕。

　　「你需要我的照片吧，需要嗎？」他關切地問。

　　培耶哄然大笑：「是的，要幾張照片。沒有問題，你在車站隨便哪個自動小攤上都可以拍到的。等你頭髮再長長一點，嘴唇上的鬍子再多一點，就再沒有人認出你的本來面貌了。」

　　「然後呢？」密勒焦急地問。

　　培耶靠過來，把一隻胖手腕搭在他的肩膀上，當胖子在他的耳邊咯咯地笑時，密勒聞到了一股酒臭。「然後我把照片寄給我的一個朋友，一星期後，護照就寄回來了。憑護照，我們就能弄到一個駕駛執照──當然得考試及格──和一張社會保障卡。對有關當局來說，你將是一個離家十五年剛從國外回來的人。沒有問題，老兄弟，別發愁。」

　　雖然培耶快要醉了，但他說話還很有分寸。他不肯再多說一句，而密勒也怕問過了頭反而會引起他對他這個年輕客人的懷疑，於是就再不往下說了。

　　雖然密勒非常想喝杯咖啡，他還是謝絕了，因為他怕咖啡會使法朗士．耶培清醒過來。胖子掏出裝滿了現金的錢包，付了賬，然後他們走到衣帽間去。這時已是夜裡十點半。

　　「這一晚上過得真不錯呀，培耶先生，非常感謝你。」

　　「法朗士，法朗士。」胖子一面呼哧呼哧地喘著氣說，一面掙扎著把手伸進大衣。

　　「我想斯圖加特的夜生活到此就算結束了吧。」密勒說著，穿上了大衣。

　　「哈，傻孩子，你就不知道了吧。告訴你，我們這裡是一個了不起的小城市，有六家很好的酒館。你要不要去一家看看？」

　　「你說的是有脫衣舞之類的酒館？」密勒睜大了眼睛問。

　　培耶連喘帶笑地說：「你在開玩笑吧？我是不反對看一些小女人脫掉衣服的。」培耶大大方方地把小費賞給衣帽間的女服務員，大搖大擺地走出去。

　　「斯圖加特都有哪些夜總會？」密勒天真地問。

　　「好吧，讓我們想想看。有『紅色磨坊』、『巴爾扎克』，『帝國』和『沙約那拉』，還有在艾伯哈特街的『瑪德琳』……」

　　「艾伯哈特？噯呀，真是巧合。那是我在不來梅的老板呀，就是他從泥坑裡把我拉出來，又把我介紹給紐倫堡的律師。」密勒大聲說．「好啊，好啊，好極啦。我們走吧。」培耶說著，走在前頭去找他的車子。

　　※※※

　　麥肯遜十一點一刻來到三摩爾餐廳。他向正在照看最後一批客人離去的侍者領班打聽。

　　「培耶先生嗎？他今晚到這裡來過，大約半個小時前走了。」

　　「有一個客人和他一起來的吧？一個高個子，棕色頭髮，嘴唇上留有鬍子。」

　　「不錯，我記得他們，就坐在那個轉角桌子上。」

　　麥肯遜輕鬆地把二十馬克鈔票偷偷塞在這個人手裡：「我有非常要緊的事要找他。有急事，你知道，他的妻子突然倒下了……」

　　領班關切地皺起眉頭：「呀，天哪，多麼可怕呀！」

　　「你知道他們離開這裡上哪兒去嗎？」

　　「我確實不知道。」領班說。他把一個年紀較小的侍者叫了來：「漢斯，坐在轉角桌子上的培耶先生和他的客人是你招待的，他們有沒有說要上哪兒去？」

　　「沒有，」漢斯說，「我沒聽他們說要上哪兒去。」

　　「你可以再問問衣帽間的女招待，」領班建議說，「她可能聽到他們說些什麼。」

　　麥肯遜問了女招待，然後要了一本供旅行者用的小冊子《斯圖加特導遊》。在酒館一欄刊登了六家酒館的名字，小冊子中間幾頁是一幅市中心的交通圖。他回到自己車上，向酒館欄的頭一家酒館駛去。

　　※※※

　　密勒和培耶在瑪德琳夜總會找一張雙人桌坐下。培耶正在喝第三大杯威士忌酒，鼓著眼睛盯著地板中央一個身材異常發達的年輕女人一面轉動臀部，一面用手指在解乳罩，當乳罩終於解開時，培耶用肘捅了一下密勒的腰身，他高興地哆嗦起來。

　　「多麼好的一對，呃，小夥子，多麼好的一對呀！」他笑嘻嘻地說。這時已過半夜，他也越來越醉了。

　　「噯唷，培耶先生，我正在發愁呢，」密勒細聲細語地說，「我是說，我還在逃呢，你什麼時候才能給我弄到護照？」

　　培耶把手搭在密勒的肩膀上。「瞧，羅爾夫，老兄弟，我已經告訴你，別擔心，明白嗎？交給老法朗士吧。」他粗魯地眨眨眼，「反正護照也不是我造的，我只是把照片送給造護照的那個老兄，一星期後護照就寄回來了。沒有問題。來，和老夥伴法朗士乾一杯吧。」他舉起一隻粗短的手在空中揮動：「夥計，再來一杯酒。」

　　密勒往後一靠，暗自盤算，要是等頭髮長長了再去領護照，那得等好幾個星期。他也不打算從培耶嘴裡套出敖德薩造護照的人的姓名和地址，儘管這個人可能已經醉了，但是他還沒醉到會隨口洩露他跟偽造者的聯繫。

　　直到第一場表演結束，他才總算把這個肥胖的敖德薩的人弄出了夜總會。當他們終於回到外面，呼吸到夜間的冷空氣時，已是凌晨一點多了。培耶站都站不穩，一隻手腕吊在密勒的肩膀上，冷空氣的衝擊使他醉得更厲害了。

　　「還是我來開車送你回家吧。」密勒在他們走近停在路旁的汽車時對他說。他從培耶的大衣口袋裡掏出車鑰匙，把這個任他擺佈的胖子扶進乘客座席，砰地關上車門，然後繞行到駕駛座那一邊，彎下身坐下去。就在這一剎那間，一輛灰色的「賓士」轉到他們後面轉角那裡，停在離他們二十碼的地方。

　　已經查問過五家夜總會的麥肯遜，坐在汽車擋風玻璃後面，注視著瑪德琳酒館外面從馬路邊開走的那輛汽車的號牌。這正是培耶夫人告訴他的她丈夫的車號。他馬上掛檔跟了上去。

　　密勒小心地駕駛著，生怕自己酒醉出岔。他最害怕的是讓一輛巡邏車截住，說他酒後違章開車。他並不是把車開回培耶家，而是開往他住的旅館。培耶一路上打盹兒，腦袋直往前耷拉，他那多層的下巴壓在衣領和領帶上，活像一塊脂肪做的圍兜兜。

　　在旅館外面，密勒用胳膊肘把他捅醒，「跟我來，」他說，「跟我來，法朗士，老夥計，咱們來喝一杯睡前酒。」

　　胖子瞧著他，「我必須回家去，」他嘰嘰咕咕地說，「老婆等著我。」

　　「跟我來，只不過稍稍喝點兒消消夜。我們可以在我的房間裡喝上一小杯，敘敘舊。」

　　培耶醉眼朦朧地嘻嘻笑著：「敘敘舊……當年我們可是過的好日子呀，羅爾夫。」

　　密勒爬出去，繞行到客座的門前，扶培耶下車。

　　「好日子，」他一面扶著培耶穿過人行道走進門去，一面說，「來，我們來說說當年吧。」

　　街上那一頭，「賓士」已關上車燈，隱沒在街道上灰色的陰影裡。

　　密勒的口袋裡藏有房門的鑰匙。值夜的看門人坐在桌子跟前打盹兒。培耶又開始嘰嘰咕咕自言自語。

　　「噓！」密勒說，「別出聲。」

　　「別出聲。」培耶跟著說，像一隻大象笨手笨腳地走向樓梯。他為他自己像演戲一樣的動作哧哧而笑。對密勒來說，幸運的是他住在三樓，否則培耶該永遠也走不到了。他打開門，扭開電燈，扶著培耶坐在房間裡唯一的一張有木扶手的又硬又直的椅子上。

　　外面街上，麥肯遜在旅館對面監視著已經漆黑一片的旅館門面。凌晨兩點鐘的時候，所有的燈都熄滅了。密勒房間的燈一亮，他就注意到那是在三層樓，從他這邊看來是在旅館的右手邊。

　　他盤算著要不要直接跑上去，在密勒開房門時把他打倒。有兩件事使他決定放棄這個想法。通過前廳玻璃門，他可以看見值夜的看門人在培耶拖著沉重的腳步走過他的桌旁時已經醒過來，正在過道裡慢吞吞地來回蹓躂。一個非本店的旅客在凌晨兩點鐘的時候走上樓梯，這毫無疑問會引起他的注意，並給他提供以後向警察報告的資料。另一件事是考慮到培耶的問題。他看見培耶是被扶著過人行道的。他知道把密勒幹掉後，在急忙中是沒法把培耶弄出旅館的。如果警察抓到了培耶，勢必會給狼人帶來麻煩。甭看培耶現在那副長相，他要是用了真名，還是警察正在嚴加通緝的人物呢，而且他在敖德薩內部也是一個重要的人物。

　　最後還有一個因素促使麥肯遜轉而採取對窗射擊的辦法。旅館對面是一個未完工的建築物，房架和地板已安裝好，有一個粗糙的水泥樓梯通上三樓和四樓。他可以等待，密勒不會外出。他特意走回到他的車子跟前，獵槍是鎖在後箱裡的。

　　當培耶挨了一拳時，他完全嚇呆了。酒醉使他反應遲鈍，根本來不及躲避。密勒假裝在找他的威士忌酒瓶，打開了衣櫃門，取出了他的一條備用領帶，另外他就只剩下脖子上的那一條了。他也把它解了下來。

　　十年前他在陸軍訓練營的操場上跟他那些新兵夥伴們學過拳擊，可是他從沒有機會使用過，所以不那麼清楚他的拳頭究竟有多大力量。培耶坐在椅子裡嘟囔著「當年的好日子，了不起的舊時光……」的時候，他那個肥大的脖頸從背後望過去簡直像一座肉山，所以他就使盡力氣揍下去。

　　這一拳甚至還算不上什麼狠拳，因為密勒的手勁兒很軟，沒有經過磨練，而培耶的脖子卻又滿是脂肪。但是這也夠了。那個敖德薩連繫人這下才頭腦清醒過來，他的兩隻手腕已被緊緊地捆在木椅的扶手上。

　　「怎麼回事？」他含糊地嗥叫著，一面搖晃著腦袋，想驅除那片混沌的感覺。他的領帶被扯了下來，用它把他的左腳踝捆緊在椅子腳上，捆右腳踝的則是電話線。

　　他抬起眼睛緩緩地望著密勒，那隻小圓眼睛開始流露出有所領悟的意思。像培耶這一類的人，心裡都永遠潛伏著某種恐怖感的。

　　「你沒法把我從這裡弄走，」他說，「你休想把我弄到特拉維夫去。你搞不出什麼名堂的。我從沒有碰過你們的人……」

　　密勒沒有讓他說下去，他用一雙捲緊的短襪塞進他的嘴裡，又用他慈愛的母親送給他的一條毛線圍巾裹住了他的臉。他的眼睛在圍巾裡發出慘然的目光。

　　密勒拖來房間裡的另一把椅子，把它翻轉過來，跨坐在上面，他的臉距離他的俘虜才兩呎遠。

　　「聽著，你這肥豬。首先一點，我不是一個以色列間諜。其次你也不用去別的地方，你就待在這兒交代。明白嗎？」

　　法朗士．培耶不作聲，只是隔著圍巾瞪著眼睛。他的眼睛不再閃爍出快樂的光輝，它們滿布紅絲，就像森林裡一隻發怒的熊的眼睛。

　　「我需要的，我在今天天亮前要拿到手的，就是那個給敖德薩造假護照的人的姓名和地址。」

　　密勒環顧周圍，眼光落在床頭几上的檯燈上。他拔下牆上的插頭，把它拿了過來。

　　「現在，培耶──我不管你是不是叫別的什麼──我要把你嘴裡的東西拿下來，你就開始交代。假如你要嚷嚷，我就用這個狠揍你的腦袋。我可不管你的腦袋碎不碎，懂了嗎？」

　　密勒說的不是真話。他從來沒有殺過人，現在也不想動手殺人。

　　慢慢地他解開了圍巾，從培耶的嘴裡取出了捲著的襪子，右手拿著那盞燈，高高舉起在那個胖子的頭頂上。

　　「你這雜種，」培耶低聲說，「你是一個奸細。你休想從我這兒弄到什麼東西。」

　　他話還沒說完，襪子就又塞進了他的鼓起的兩頰，圍巾重新圍上了。

　　「不說？」密勒說，「咱們走著瞧吧。我要從你的手指開始，看你好受不好受。」

　　他把培耶右手的小指和無名指向後折過去，直到它們幾乎垂直起來。培耶在椅子裡翻騰，幾乎把椅子要弄倒了。密勒把椅子扶正，然後逐漸減輕對手指的壓力。

　　他重新把嘴裡的東西拿出來。「我要把你兩隻手的手指頭全都扳斷，培耶。」他低聲說，「然後，我把檯燈的燈泡卸掉，通上電，把你那玩意兒插在燈座裡。」

　　培耶閉上眼睛，臉上汗水直往下淌。「不，別用電。不，別用電。別搞那兒。」他咕噥著說。

　　「你知道那是怎麼回事，對不對？」密勒說。他的嘴離開培耶的耳朵只有幾寸。

　　培耶閉上眼睛，低聲呻吟。他知道那是怎麼回事。二十年前，他曾經在巴黎法萊斯納監獄的地窖裡參與刑訊外號「白兔」的那個空軍聯隊長依奧．湯默斯，把他搞得奄奄一息，成了殘廢。他很知道那是怎麼回事，不過沒有嘗過受刑的滋味。

　　「說啊，」密勒低聲說，「那個造假護照的，他的姓名和地址。」

　　培耶慢慢地搖搖頭。「我不能說，」他低聲說，「他們會殺死我的。」

　　密勒又給他嘴裡塞進東西。他拿起培耶的小指，閉上眼睛，猛然一折，骨頭在關節處啪地折斷了。培耶在椅子裡喘著，開始嘔吐了。

　　密勒趕快把他嘴裡的東西抽掉，免得憋死了他。胖子的頭向前一倒，那頓花了不少錢的晚餐，外加兩瓶白酒和幾杯雙料威士忌全都吐了出來，從胸口一直流到膝部。

　　「說啊，」密勒說，「你還有九個指頭可斷吶。」

　　培耶信以為真，眼睛閉上了。「文策爾。」他說。

　　「誰？」

　　「文策爾，克勞斯．文策爾。他製造護照。」

　　「他是一個職業偽造者嗎？」

　　「他是一個印刷商。」

　　「在哪兒？哪個城市？」

　　「他們會害了我的啊……」

　　「你不說，我就宰了你。哪個城市？」

　　「奧斯納布呂克。」培耶低聲說。

　　密勒在培耶的嘴裡又塞上了東西，思索著。克勞斯．文策爾，奧斯納布呂克的一個印刷商。他拿起他的手提包，裡面裝著所羅門．陶伯的日記和各種地圖，他取出了一份德國的交通圖。

　　奧斯納布呂克遠在北萊茵─威斯特法倫以北，要經過曼海姆、法蘭克福、多特蒙德和明斯特。汽車要走四或五個小時，要看道路的條件。現在已經是二月二十一日清晨快三點鐘了。

　　在馬路對面，麥肯遜躲在一幢未完工的建築物三樓一個隱蔽處，冷得直哆嗦。三樓正面的那個房間裡的燈光依舊照在馬路上。他的眼睛老在亮著燈的窗子和旅館大門之間轉來轉去。他想，只要培耶出來就好了，他就能夠單獨把密勒幹掉。或者密勒出來也行，他就能夠在遠處街頭上幹掉他。假如有人要呼吸新鮮空氣而打開窗子……他又哆嗦起來，緊緊地抱住了「雷明頓３００」重型來福槍。在三十碼的距離內使用這樣一支槍是不成問題的。麥肯遜能夠等待；他是一個有耐心的人。

　　在房間裡，密勒在收拾他的東西。他需要培耶至少安靜地待上六個小時。說不定這個傢伙由於嚇昏了頭會向他的上級發出警告，說他已經洩露了造假證件的人的機密。但是密勒顧不上這些了。

　　他用最後幾分鐘緊了緊捆帶和培耶嘴裡的東西，讓他動彈不了也出不了聲，接著又把椅子放倒，這樣那胖子就不能用猛然滾倒椅子發出響聲的辦法來報警。電話線是早已經割斷的了。他最後環視了一下房間，鎖上門就走了。

　　他快要踏上樓梯口的時候，忽然起了一個念頭：那個值夜的看門人也許已看到他們兩個人是一起上樓的，那他只看見一個人下樓來付了賬離店而去，他會有什麼想法呢？密勒於是轉身朝旅館的後部走去。在走廊末端的一個窗子外面有座太平梯，他便偷偷打開插銷，踏上了太平梯。幾秒鐘之後，他到了後院，汽車庫就在那裡。後門開處就是旅館後面的一條小道。

　　兩分鐘後，他大踏步地朝三哩外他停放他的「美洲虎」的地方走去，那兒距離培耶的屋子有半哩路。酒的力量再加上一夜的折騰使他感到極端的疲乏，他十分需要睡覺，但是他知道他必須在警號升起以前就找到文策爾。

　　當他爬進「美洲虎」的時候，已是清晨四點鐘了，過了半個小時，他才駛上北去海爾布隆和曼海姆的高速公路。

　　他剛走開，那時候已經完全清醒過來的培耶便開始拚命想掙脫捆綁。他使勁伸出腦袋，想隔著襪子和圍巾，用牙齒去咬斷把他的手腕縛在椅子上的結頭。可是他太胖，沒法把頭彎得很低，嘴裡塞的襪子又迫使他的牙齒上下分開。

　　他使勁拉扯腳踝上的捆帶，但怎麼也掙不脫。最後，他決定不顧他那斷了的腫脹的小指頭給他帶來的痛苦，先把那隻手腕掙開。

　　當他這個打算仍歸失敗時，他注意到倒在地板上的那座檯燈。燈泡還在上面，如果把燈泡壓碎，就有足夠的玻璃碎片來割斷一根領帶了。

　　他足足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才把那翻倒在地的椅子一點一點地擺弄過去，壓碎了燈泡。

　　用一片碎玻璃去割開手腕上的捆縛，聽來容易，做起來卻不簡單，那需要花上幾個小時才能割斷一股布條。培耶的手腕汗水淋漓，弄濕了領帶，使它更緊地綁在他肥肥的手腕上。直到早上七點陽光開始灑落在屋頂上時，縛住他左手腕的第一股布條才在一塊碎玻璃的摩擦下裂了開來。快近八點時，他的左手腕才得到解脫。

　　那時候，密勒的「美洲虎」正沿著科隆的環形車道向城東飛馳，再走百來哩，奧斯納布呂克就在望了。天開始下雨了，一陣陣可惡的雨雪掃過滑溜的高速公路，擋風玻璃上的雨刷起了催眠作用，幾乎使他睡著了。

　　他把車子減低到每小時八十哩的平穩行駛速度，以免滑出大路衝到兩旁的泥地裡去。

　　一旦左手可以自由活動，培耶不用多久就拿掉了塞在他嘴裡的東西，接著躺了幾分鐘，大口地吸著空氣。房間裡的氣味是夠難聞的，汗水、恐懼、吐出來的東西和威士忌全都混合在一起。他解開了他右手腕上的結子，那斷了的手指頭一陣劇痛傳到他的胳臂上使他不禁縮成一團。然後他解開了他的雙腳。

　　他首先想到的是從門裡出去，但是門鎖上了。他挪著兩隻由於緊緊捆綁而早已失去知覺的腳，去試了試電話。最後他搖搖擺擺地走到窗邊，扯開了窗簾，使勁往裡一拉開了窗。

　　躲在路對面一個隱蔽處隨時準備射擊的麥肯遜，看見密勒房間裡的窗簾拉開時，正睏得哪怕寒冷徹骨也幾乎要睡著了。他趕快把雷明頓瞄準好，等到紗窗簾後面的那個人猛然朝裡拉開窗子時，他就朝那人的臉部開了火。

　　子彈打進培耶喉嚨的底部，在他的笨重的身體向後摔倒在地板上以前他就死掉了。來福槍的一聲炸響在一剎那間可能被誤認為一輛汽車由於點火過早而發生的爆裂聲，但這種錯覺不會拖長多久。麥肯遜也知道，即便是在早晨，也過不了多久就會有人來偵察的。

　　他沒等朝路那邊的房間再看一眼，就離開了三樓，奔下建築物的混凝土梯級。他取道後院，利用那兒的兩臺水泥攪合機和一堆碎石子作掩護，匆匆走了。他在開槍後六十秒鐘內就找到了他的汽車，他把槍藏在車裡，開走了。

　　當他坐在駕駛盤前插進點火鑰匙的時候，他就知道一切並不是那麼對勁的了。他懷疑他犯了錯誤。狼人命令他去刺殺的那個人是又高又瘦的，而在窗口的那個人在他的直接印象裡卻是一個胖子。跟昨晚上他所見到的事情一對照，他確定他擊中的準是培耶。

　　這個問題不算太嚴重。密勒一見培耶死在地毯上，就一定會盡快地拚命逃跑，他會去找他停在三哩外的「美洲虎」的。於是麥肯遜把「賓士」掉頭開向他上次見到「美洲虎」的地方去。但他發現，在那條清靜的住宅區街道上，昨晚上在那輛「奧拜爾」和「本斯」卡車之間原來停著「美洲虎」的地方已經空空如也。這時他才真正發急了。

　　假如麥肯遜是個很容易就亂了方寸的人，那他就不會成為敖德薩的頭號劊子手了。他以前碰到過的緊張局面可太多了。他坐在駕駛盤前考慮了幾分鐘，估計密勒現在已經跑出好幾百哩，便決定了自己的對策。

　　既然密勒沒有幹掉培耶就走了──他這樣推斷說──那只能是因為他從他那裡一無所得，或有所收獲。如屬前一種情況，那就平安無事了；他可以以後再去收拾密勒，不必著急。如果密勒從培耶那裡得到了什麼東西，那就只能是某種情報。究竟密勒要搞的是什麼情報，而培耶終於提供了的又是什麼，那只有狼人一人才會知道。因此，儘管他很怕狼人的火氣，還是要打電話給他。

　　他花了十分鐘時間才找到一處公用電話。他經常帶著滿口袋一馬克的零票，準備打長途電話之用。

　　當狼人在紐倫堡接到電話並聽到消息時，他大發其火，就在電話裡把他雇用的殺人犯大罵了一通。過了幾秒鐘他才平靜下來：「你最好找到他，你這傻子，要快。天知道他現在跑到什麼地方去啦？」

　　麥肯遜對他主子說，他需要知道培耶死前給密勒提供的是什麼性質的情報。

　　在電話線的另一頭，狼人思索了一會兒。「親愛的上帝，」他吐了一口氣說，「偽造者。他得到了偽造者的名字。」

　　「什麼偽造者，長官？」麥肯遜問。

　　狼人定了定神，「我會跟那個人連繫，給他發出警告。」

　　他堅決地說，「這就是密勒去的地方。」他給麥肯遜說了一個地址，「你他媽的快到奧斯納布呂克去，過去的事情就算了。你會在那個地址，或者在市裡的某個地方找到密勒的。要是他不在屋裡，你就到市裡去找『美洲虎』。這一回你可別離開『美洲虎』。那是他經常會回來的地方。」

　　他砰地放下話筒，接著又拿起它要查號臺。他得到了他要查的號碼後，便撥了一個奧斯納布呂克的電話號碼。

　　在斯圖加特，麥肯遜手裡還拿著嗡嗡作響的話筒。他聳聳肩膀，放下話筒，回到他的汽車裡，準備迎接另一件「工作」所要求的一次漫長的、累人的行程。在駛抵離奧斯納布呂克約二十哩的地方停下時，四小時以來都沒有睡覺的麥肯遜，自從前一天吃過晚飯以來，甚至還一直沒有吃過東西呢。

　　通宵警戒使他感到凍入骨髓，他多想喝杯滾熱的咖啡和杜松子酒來驅驅寒啊。他又鑽進「賓士」，駛上通向威斯特法倫的公路，朝北開去。

　　十四

　　表面看上去，克勞斯．文策爾沒什麼地方讓人想起他在黨衛軍幹過。一則他比需要的高度六呎矮好多，再則，他眼睛近視。他四十歲的年紀，肥肥胖胖，臉色蒼白，亞麻色的鬈髮，一副靦靦腆腆的樣子。

　　他在穿過黨衛軍制服的人們中間，確有一番最奇妙的經歷。他生於一九二四年，是威斯巴登某豬肉商約翰．文策爾的兒子。這豬肉商是個身材魁梧、鬧鬧嚷嚷的人，從二〇年代的早期起，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和納粹黨的忠實信徒。從克勞斯開始記事的那些日子起，他父親老是同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在街頭大打出手，然後回到家來。

　　克勞斯像他母親。他長大後，身材矮小，柔弱，近視，文文靜靜，使他父親感到厭惡。他不喜歡激烈的行為，不喜歡運動，不喜歡參加希特勒青年團。只有一件事是他擅長的：十三四歲的時候他就十分喜愛書法藝術，愛搞一些彩色的寫本。這種事情在他的一肚子火氣的父親看來是沒出息的小子才幹的。

　　納粹上臺後，豬肉商買賣興隆起來了，作為早年對黨有所貢獻的報酬，他得以獨家承攬供應該地黨衛軍兵營的肉食。

　　他非常讚賞昂首闊步的黨衛軍青年們，一心一意巴望有朝一日看到他兒子掛上黑銀兩色的黨衛軍領章。

　　克勞斯對此毫無好感，他寧願把時間用來研究他的寫本，用顏色墨水和美麗的字體做他的實驗。

　　戰爭來了。一九四二年春天克勞斯十八歲，這是當兵的年齡。和他那拳頭粗大、愛吵愛鬧，仇恨猶太人的父親相反，他是又瘦小，又蒼白，又羞怯。克勞斯體格檢查沒通過，要求在軍隊裡找個文職工作也辦不到，讓兵役局給送回家來。這對他父親是個最嚴重不過的打擊了。

　　約翰．文策爾坐火車到柏林去看他在街頭戰鬥時期一起的一個老朋友，這人從那以後在黨衛軍裡爬得很高。他希望他為兒子說項，安插一個為帝國效勞的位置。這人願意盡量幫忙，其實也幫不了多少，他問年輕的克勞斯能幹點什麼。

　　他父親又窘又愧，承認他能抄抄稿子，配上裝飾。

　　這人答應盡力去辦，但同時間，克勞斯願不願意為一篇給某個名叫弗里茨．蘇倫的黨衛軍少校歌功頌德的文章，搞一個羊皮紙的彩色寫本。

　　回到威斯巴登後，年輕的克勞斯照他要求的做了。一個星期以後，在柏林的一次儀式上，蘇倫的同事們把這個寫本獻給了蘇倫。此人原任薩克森豪森集中營的司令官，眼下正奉命調去接任那個更加臭名遠揚的拉芬斯布呂克集中營的司令官職務。

　　蘇倫於一九四五年被法國人處決。

　　在柏林帝國保安署本部的移交儀式上，每個人都稱讚這個搞得非常美麗的寫本，而有一個名叫阿爾弗雷德．諾喬克斯的黨衛軍中尉讚賞不已，他就是一九三九年八月在德波邊界向格萊維茨無線電臺搞假襲擊的那個傢伙。他當時扔下一些身穿德軍制服的集中營犯人的屍體，作為波蘭襲擊德國的「證據」，也就是下一個星期希特勒入侵波蘭的藉口。

　　諾喬克斯問起寫本的作者，聽說是年輕的克勞斯．文策爾，他請人把他帶到柏林來。

　　克勞斯．文策爾還沒有鬧清楚是怎麼回事，就被送進了黨衛軍，也沒經過什麼正式的訓練期，就讓他宣誓效忠和宣誓保密，然後告訴他，要調他去參加一個絕密的帝國計劃。

　　威斯巴登的屠夫昏昏然一步登天，樂不可支。

　　這一有關計劃當時是由帝國保安總署六處六科主辦，在柏林德爾勃呂克街一個工廠裡執行。基本上很簡單，黨衛軍正設法偽造億萬張五英鎊一張和一百美元一張的鈔票，鈔票紙由柏林郊外斯貝希特豪森的帝國鈔票紙廠製造，德爾勃呂克街工廠的工作是為英美紙幣試製準確的水印。因為克勞斯．文策爾有紙張和墨水方面的知識，所以他們把他要來了。

　　他們的意思是想使偽幣在英美泛濫，這樣來破壞兩國的經濟。一九四三年頭幾個月，當試製五英鎊鈔票上的水印成功後，製版工序轉到薩克森豪森十九區進行，那兒有猶太和非猶太的書法學家和書法美術家在黨衛軍人領導下工作。文策爾的工作是檢查品質，因為黨衛軍不相信犯人們不會在工作中故意出錯。

　　兩年之內，克勞斯．文策爾從他管轄下的犯人那裡學會了他們的全套本領，這就足以使他成為一個非凡的偽造者。

　　快到一九四四年年底時，十九區的工序也被用來給黨衛軍軍官準備偽造的身分證，以備他們在德國戰敗後使用。

　　一九四五年早春，這個在大破壞席捲德國全境時猶如世外桃源的小天地也就完蛋了。

　　在一個名叫布恩哈德．布呂格爾的黨衛軍上尉指揮之下，整個工廠奉命撤離薩克森豪森，轉移到奧地利偏遠的山區去繼續幹他們的好事。這批人乘車南行，在上奧地利萊德爾峰一所已被廢棄的啤酒廠裡重新幹起偽造的勾當。在戰爭結束不幾天，當克勞斯．文策爾偽造的幾百萬英鎊和幾十億美元的美麗紙幣被傾倒在湖裡的時候，他肝腸寸斷，站在湖邊哭了一場。

　　他回到威斯巴登家中。使他驚奇的是，他在黨衛軍裡從沒缺過肉，而德國平民們在一九四五年的那個夏天裡卻幾乎連飯都吃不上了。美國人現在占領了威斯巴登，雖然他們有很多吃的，德國人卻在啃麵包皮。他父親現在是一個堅決反對納粹的人，家道已經敗落下去了。他那曾經一度堆滿了火腿的鋪子，如今好幾排亮閃閃的肉鉤上只掛了孤零零的一串香腸。

　　克勞斯的母親向他解釋說，所有的食物都得憑美國人發的配給證購買。克勞斯驚異地看著這些配給證，注意到它們是用相當廉價的紙張由本地印製的，就抓了一把，回到他屋裡。過了幾天，當他出現的時候，他把一疊美國配給證遞給他驚愕莫明的母親，其數量足夠供應他們全家吃上六個月。

　　「可這些是偽造的呀。」他母親喘著氣說。

　　克勞斯耐心地解釋了一通他當時誠心誠意相信的道理：這些不是偽造的，只不過是在不同的機器上印出來的罷了。

　　他父親支持克勞斯：「蠢娘兒們，你是說咱們兒子的配給證比美國佬的差嗎？」

　　這番議論是無可辯駁的，那天晚上他們坐下來享受四道菜心的晚餐的時候，情況就更加如此了。

　　一個月以後，克勞斯．文策爾結識了奧托．克洛普斯，此人外表堂皇，深有自信，是威斯巴登的黑市大王。他們合夥做起買賣來了。文策爾印了無數的配給證，汽油卡、入境證、駕駛執照、美國軍用通行證，克洛普斯用它們買食物、汽油、卡車輪胎、尼龍襪、肥皂，化妝用品和衣服。他留下一部分贓物供他和文策爾富富裕裕地日常享用，其餘的則按黑市價格賣掉。三十個月以內，到一九四八年夏天，克勞斯．文策爾成了富翁，銀行裡他的賬戶上存了五百萬金馬克。

　　他向他嚇得要命的母親闡明他簡單的哲學：「證件無所謂真假；無所謂有效無效。如果一張通行證原是為了讓你通過一個檢查站，而它讓你通過了檢查站，這就是好證件。」

　　一九四八年十月，克勞斯．文策爾第二次遭了劫。當局改革通貨，用新的德國馬克代替老的金馬克。但不是一兌一，他們簡單地廢止了金馬克，而給每人發一筆可憐的補償──一千個新馬克。他給毀了，他的財產又一次成了廢紙。

　　公開市場有貨物出售，老百姓就不再需要黑市商人了，他們告發了克洛普斯，而文策爾必須溜之乎也。他帶了一張自造的入境證，開車到漢諾威英國占領區司令部，請求在英國軍政府護照管理處找一個工作。

　　他從威斯巴登美國當局得到的有美國空軍上校簽字的介紹信是很精采的。寫介紹信的就是他本人，豈能不精采呢！接見他談工作的那位英國陸軍少校喝完了茶，告訴這位求職的人說：「我希望你了解，隨時有正當證件證明自己的身分是何等重要。」

　　文策爾十分誠懇地向少校保證，他確實了解這一點。兩個月以後，他運氣來了。他獨自一人坐在小酒館裡呷著啤酒，這時有個人過來同他攀談起來。這人名叫赫倍特．莫爾德爾斯。他向文策爾吐露說，英國人正在緝捕他，因為戰爭罪行，所以他需要離開德國。但只有英國人能給德國人發護照，他卻不敢申請。文策爾小聲說，可以想辦法，不過得花錢。

　　使他驚奇的是，莫爾德爾斯拿出一串真的鑽石項鏈來。

　　莫爾德爾斯解釋說，他在一個集中營裡幹過，有個猶太犯人想用家藏珍寶買通逃跑。莫爾德爾斯接下了珍寶，然後把那個猶太人放在第一批裡送進了煤氣室。他違反命令，藏起了這件贓物。

　　一個星期以後，文策爾就憑莫爾德爾斯的一張照片，準備好了護照。他並沒偽造。他用不著偽造。

　　護照管理處的手續是簡單的。申請人來到第一科，交出所有證明身分的證件，填好表格。申請人留下證件備查，就走了。第二科審查出生證明、身分證，駕駛執照等等，看有無偽造，並查對戰爭罪犯通緝名單。如申請得到許可，就把一切證件隨同該部門主管人簽署的認可單轉到第三科。第三科收到第二科認可的通知後，從存放空白護照的保險櫃中取出護照，如式填寫，貼上申請人的照片，等一星期後申請人親來領取護照時發給他就完事了。

　　文策爾設法讓自己調到了第三科。很簡單，他先用假名給莫爾德爾斯填了份申請表，填寫了一張應由第二科主管人簽發的有「申請已獲許可」字樣的單子，然後偽造了那位英國官員的簽字。

　　他來到第二科，拿起等待轉送的十九份申請表和許可通知單，把莫爾德爾斯的申請表和許可通知單偷偷塞進去，然後把這一疊文件送給約翰斯頓少校，約翰斯頓核對一遍，見有二十份許可通知單，便走到保險櫃前，取出二十份空白護照，遞給文策爾。文策爾及時填好護照，蓋上官印，然後把那十九份發給等著領護照的十九個歡歡喜喜的申請人，第二十份則落到他自己的口袋裡。送進檔案櫃的是二十份申請表，和發出去的二十份護照正好對口。

　　那天晚上他把那份新護照交給莫爾德爾斯，收下鑽石項鏈。他找到了他的新買賣。

　　一九四九年五月西德建立了，護照管理處移交給漢諾威州首府的下薩克森州政府。文策爾還留在那裡，他不再有主顧上門了，他也不需要什麼主顧。每個星期，文策爾帶著從一家照相館的照相師那裡買來的一張隨便什麼人的正面照片，仔細地填好一份申請表，貼上照片，偽造了一張有第二科負責人（現在是一個德國人）簽名的許可通知單，然後捧著一大疊申請表和許可通知單去找第三科負責人。只要數目相符，他就替換到手一疊空白護照。除一份以外的全部護照都送到了申請人手裡，最後一份空白護照卻落進了他的腰包。除此以外，他需要的就是官印了。如果去偷那會引起懷疑。他把官印拿回來一個晚上，第二天早上，他就有了下薩克森州政府護照管理處官印的模子了。

　　六十個星期內他弄到手六十張空白護照。他辭職不幹了，羞人答答地接受了上司對這名雇員仔細謹慎的工作提出的表揚，離開了漢諾威，在安迪衛普賣掉了鑽石項鏈。在當時只要有金子和美元就能以大大低於市價的價錢買到一切東西的日子裡，他到奧斯納布呂克開了一家很不錯的小小的印刷廠。

　　如果莫爾德爾斯嘴巴嚴密，文策爾絕不至於捲進敖德薩去的。但莫爾德爾斯一到馬德里，就同朋友們大吹特吹，說他有個門路，可以用假名弄到真的西德護照，而且有求必應。

　　一九五〇年將近年底時，有個「朋友」跑來找文策爾，這人在奧斯納布呂克剛幹上印刷商這一行。文策爾除了同意之外別無他法。從此以後，無論什麼時候，敖德薩的人碰上麻煩，文策爾就給他弄份新護照。

　　手續是十分安全的，文策爾需要的全部東西不過是此人的一張照片和他的年齡。他保存了一份當年就已在漢諾威歸了檔的那些填寫齊全的申請表的副本。他取出一份空白護照，從一九四九年以來就填好的那些申請表裡挑上一份，把有關個人細目照填在護照上。姓名通常是很普通的，出生地點通常是在當時鐵幕後面很遠的地方，那地方沒人會去查對，出生年月同黨衛軍申請人的真實年齡大致相當，然後他在護照上蓋上下薩克森的官印。領護照的人在領受的時候要在新護照上親筆簽下他的新姓名。

　　更換護照也容易。五年之後，在逃的黨衛軍成員只要到除下薩克森以外的任何州首府去申請更換，舉例說，巴伐利亞的職員就會向漢諾威查對：「一九五〇年你們發過一份某某號碼的護照給一個名叫瓦爾特．舒曼的人，出生地點如此如此，出生年月這般這般嗎？」漢諾威的另一個職員會查對案卷中的記載，答道：「是啊。」既然他的漢諾威同事保證原護照是真的，巴伐利亞的職員便換發了一份蓋上巴伐利亞官印的新護照。

　　只要漢諾威申請表上的面孔不同慕尼黑交驗的護照上的面孔對照，那就出不了問題，而對照面孔的事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職員們憑的是表格填得對不對，許可通知單對不對，護照號碼對不對，而不是面孔。

　　只有在一九五五年以後，漢諾威原先簽發護照的時間已超過了五年以上，持有文策爾護照的人才有必要即時申請更換。一旦護照到手，被通緝的黨衛軍成員便能獲得新的駕駛執照、社會保險卡、銀行戶頭、信貸卡，一句話，就是獲得了一個全新的身分。

　　到一九六四年春天，文策爾已經從他儲藏的六十份原件中供應了別人四十二份護照。

　　然而這個狡猾的矮個子採取了預防措施。他想到敖德薩的人有朝一日或許會要殺人滅口，所以他保留了一份記錄。

　　他從不知道他的主顧的真名實姓，用新的姓名搞假護照，用不著知道這個，主要是不留痕跡。於是他把送來的每張照片都翻印了一張，把原件貼在送回去的護照上，手裡留下拷貝。他把每個照片拷貝粘在一張圖畫紙上，旁邊用打字機打上新的姓名、住址（德國人的護照上必須寫明住址）和新護照的號碼。

　　這些圖畫紙保存在一個卷夾裡，這宗檔案是他的人壽保險。他家裡存一份，還有一份副本放在蘇黎世一個律師那裡。

　　倘若他的生命受到敖德薩的威脅，他就會告訴他們檔案的事，並且警告他們，如果他這裡發生了什麼事，蘇黎世的律師就會把副本送給德國當局。

　　西德人有了照片，很快就會拿它同在逃納粹分子照片陳列室裡的照片相對照。而光憑護照號碼，與十六個州首府迅速查對，就能查出持有護照的人的住址，不用一個星期就查清了。這個計謀既簡單又安全，足以保證克勞斯．文策爾的生命和健康。

　　就是這個人，星期五那天早晨八點半鐘，正靜靜地坐在早餐桌旁大嚼其烤麵包和果醬，呷著咖啡，一面隨便瞄著《奧斯納布呂克報》的第一版。這時電話鈴響了。電話線那一頭的聲音先是專橫的，然後是撫慰性的。

　　「絕不是你和我們之間有什麼麻煩，」狼人安慰他說，「都是這個該死的記者。我們得到消息，他正上你這兒來找你。這一點沒有關係，我們有一個人跟著他，不出今天整個事情都會在控制下的。可十分鐘以內你一定得離開那裡。眼下我希望你辦的是……」

　　三十秒鐘以後，慌張不堪的克勞斯．文策爾收拾好一個提包，猶豫不決地朝藏檔案的保險櫃方向掃了一眼，最後決定不必帶了。他向大為吃驚的女傭人芭芭拉解釋說，今天上午他不上印刷廠去了，因為他已決定到奧地利的阿爾卑斯山去短期度假，呼吸一下新鮮空氣──沒有比這更有益於增強身體的了。

　　芭芭拉不勝驚訝地站在門前的臺階上，看著文策爾的「加狄特」牌汽車沿著車道迅速後退，拐上房子前面的住宅區馬路去。九點過十分，他已經到了城西四哩交叉路口的天橋，公路從這裡開始爬高，接上高速公路。當「加狄特」衝上斜坡駛向快車道一邊時，一輛黑色的「美洲虎」正從另一邊開下來，朝奧斯納布呂克駛去。

　　※※※

　　密勒在城市西面的沙爾廣場找到一個加油站。他把車子停在加油泵旁邊，從車裡疲倦地爬出來。他覺得肌肉疼痛，脖子上好像上了一道緊箍，前一天晚上喝的酒在嘴裡留下一股像是鸚鵡屎的味兒，「給它加上油，好小夥子，」他告訴加油站的人說，「你們這兒有公用電話嗎？」

　　「在那邊轉角上。」男孩子說。

　　半道上，密勒看到有一架咖啡出售機，他弄了杯熱氣騰騰的咖啡，帶到電話亭裡。他翻了一下奧斯納布呂克的電話簿。有幾個文策爾，但只有一個克勞斯。這個名下有兩個號碼，第一個後面有「印刷商」字樣，第二個克勞斯．文策爾後面有「公館」的縮寫字。時間是九點二十，正是上班的時間。他把電話掛到印刷廠。

　　答話的人顯然是領班。「對不起，他還沒來，」那聲音說，「平常他準九點來。肯定一會兒他就到，過半點鐘再來電話吧。」

　　密勒向他道了謝，想打電話到家裡。最好不打，如果文策爾在家，密勒想親自去見他。他記下地址，離開了電話亭。

　　「威斯特貝格在哪兒？」他一面問那個管加油泵的人，一面付了汽油錢，發現口袋裡只剩下五百個馬克了。

　　那個男孩子衝著馬路北面點點頭：「那就是。城外漂亮的地方，闊佬們都住那兒。」

　　密勒又買了份城市地圖，找出他要去的那條街。才十分鐘的路程。

　　房子顯然是闊氣的，整個區域都讓人感到是富裕的自由業者居住的舒適環境。他把「美洲虎」停在車道的盡頭，向大門走去。

　　應門的少女十八九歲，人挺漂亮。她朝他愉快地微笑著，「早安。我是來看文策爾先生的。」他告訴她。

　　「喲，他走啦，先生。你來晚了二十來分鐘……」

　　密勒心定了。無疑文策爾正在去印刷廠的路上，有什麼把他在半路耽誤了。

　　「哦，多可惜。原來我希望在他上班前見到他的。」他說。

　　「他沒上班，先生。今兒早上沒去，他度假去啦。」姑娘殷勤地答道。

　　密勒克制住一種正在增長的慌亂感覺。「度假？這個季節裡去度假可真怪。再說，」──他很快編造起來──「我們約好今天早上見面的。他特地請我上這兒來的。」

　　「啊呀，真丟人，」姑娘說，顯然感到很不高興，「他走得很倉促。他在書房接到一個電話，就跑下樓。他說，『芭芭拉，』──那是我的名字──「芭芭拉，我要到奧地利去度假，就一個禮拜。」他說的，我沒聽說過他有什麼度假的計劃。他告訴我，讓我打電話告訴工廠，說他一個禮拜不上廠子。後來他就走啦。這一點兒也不像文策爾先生幹的事。他平常總是那麼文文靜靜的。」

　　在密勒心裡，希望開始破滅。「他說他上哪兒了嗎？」他問道。

　　「沒有，一點兒也沒說。就說是上奧地利的阿爾卑斯山。」

　　「沒留下新地址嗎？有辦法跟他連繫嗎？」

　　「沒有，怪就怪在這兒。我是說，印刷廠怎麼辦呢？你來之前，我剛給他們掛了電話。他們非常驚奇，所有的訂貨都等著交貨呢。」

　　密勒很快地估計了一下：文策爾比他早動身半小時，一小時八十哩，他已經跑了四十哩。密勒可以跑一百哩，一小時多出二十哩。那就意味著要兩個小時他才能追上文策爾的汽車。時間太長了，兩小時之內文策爾哪兒都去得了。況且，也沒有跡象他是直朝南往奧地利去的。

　　「那麼請問，我能跟文策爾太太談談嗎？」他問道。

　　芭芭拉哧哧地笑了，調皮地看著他。「這兒沒什麼文策爾太太，」她說，「這麼說你是不認識文策爾先生啊？」

　　「不認識，我從沒見過他。」

　　「啊呀，他不是那種結婚的人，真的呀。我是說人很不錯，可就是對女人真的不感興趣。你可懂我的意思？」

　　「這麼說，他是一個人在這兒住？」

　　「嗯，不算我。我是說，我也住這兒，相當安全，從那個觀點說。」她哧哧地笑了。

　　「這麼回事。謝謝你。」密勒說，轉身走了。

　　「歡迎你來啊。」姑娘說，目送著他沿車道走去，爬進那輛早已引起她注意的「美洲虎」。文策爾先生已經走了，要是在她主人回來以前能有辦法請個漂亮的小夥子晚上來家裡過夜倒不錯。她看著「美洲虎」發出一陣排氣的吼聲疾駛而去，她為她的遐想長嘆一聲，掩上了門。

　　他感到疲倦向他襲來，剛剛發生的，對他來說也是最後的一次挫折更加重了這種疲倦感。他猜測準是培耶掙脫了捆綁後就用斯圖加特旅館的電話告訴文策爾，警告他快走。他已經如此接近他的目的物，只差十五分鐘，幾乎就可到手了。現在他只覺得需要睡眠。

　　他駛過古老城市的中世紀城牆，按照地圖駛到西奧圖．赫斯廣場，把「美洲虎」停在火車站前面，走過廣場來到霍亨索倫旅館。

　　他是幸運的，正好有一個房間空著，於是他走上樓，脫了衣服，躺在床上。他思想深處還有個什麼疙瘩，有個什麼要領還沒有抓住，問題的某個細節他還沒有找到解答。當十點半他沉入睡鄉的時候，問題仍未得到解決。

　　※※※

　　麥肯遜一點半趕到奧斯納布呂克市中心。在進城的路上他查看了威斯特貝格的房子，但那裡沒有「美洲虎」的影子。他想到那裡去以前先給狼人打個電話，怕萬一還有什麼消息。

　　事有湊巧，奧斯納布呂克的郵局就在西奧圖．赫斯廣場側面的一邊。中心火車站占了廣場整個一角和一邊，霍亨索倫旅館占了第三邊。麥肯遜把車停在郵局旁邊的時候，咧開嘴笑了，他找來找去的「美洲虎」原來就在車站前面。

　　狼人情緒很好。「一切順利，暫時不用擔心啦，」他告訴殺人者說，「我給偽造者去電話正是時候，他出城啦。剛才我又打電話到他屋裡，答話的準是個女傭人。她告訴我她主人剛走二十分鐘，就有個年輕男人坐輛黑色賽車來找他。」

　　「我也得到點消息，」麥肯遜說，「『美洲虎』就停在我眼前的廣場上，他可能正在旅館裡睡大覺。就在這兒我能把他在旅館房間裡幹掉，我用無聲手槍。」

　　「沉住氣，別太性急，」狼人警告說，「我一直在考慮。我看，他在奧斯納布呂克城裡出事是絕不行的。女傭人見過他和他的車子，她大概會報告警察。那會讓人注意到我們的偽造者，他這人是耗子膽，我不能讓他牽進去。女傭人出來見證，就更惹得人疑心他。先是他接了個電話，後來他匆匆忙忙出門，不見啦，後來一個年輕男人上門來找他，後來那男人在旅館房間裡挨了一槍。不行，不行……」

　　麥肯遜皺起了眉頭，「你說的是，」他最後說，「我只好在他離開的時候幹掉他。」

　　「他也許會再閒逛幾個鐘頭，找找偽造者的蹤跡。他是找不到的。還有一件事，密勒帶著文件包嗎？」

　　「有，」麥肯遜說，「昨兒晚上離開酒館的時候他拿著它，回旅館房間的時候也拿著它。」

　　「瞧，幹嘛不鎖在他車子的後車廂裡呢？幹嘛不擱在旅館房間裡呢？因為這對他重要。你懂我的意思嗎？」

　　「懂。」麥肯遜說。

　　「主要是，」狼人說道，「如今他見過我，知道我的姓名和住址。他知道培耶和偽造者的關係。記者是有聞必錄的。現在那個文件包就非常非常重要啦，即便密勒送了命，皮包也不能落到警察手裡。」

　　「我懂你的意思啦。你也想要那皮包？」

　　「要麼拿到手，要麼毀掉它。」來自紐倫堡的聲音說。

　　麥肯遜想了一會兒，「我看兩全齊美的辦法是給汽車掛個炸彈，把炸彈連在懸吊系統上，在高速公路上放高檔跑車時有個磕碰，它就會爆炸。」

　　「好極啦，」狼人說道，「皮包能毀掉嗎？」

　　「裝上我說的那種炸彈，什麼汽車、密勒、皮包，全炸他個稀巴爛，燒他個精光。再說，開快車時這就像是出了事故。在場看到的人會說，油箱爆炸啦，多糟糕。」

　　「你幹得了？」狼人問。

　　麥肯遜獰笑著。一個職業凶手是做夢都想著他車廂裡的殺人傢伙的，這包括一磅左右塑膠炸藥和兩根電雷管。

　　「當然，」他咆哮說，「沒問題，不過給車裝上得等天黑。」

　　他住了嘴，從郵局窗子往外看，然後向話筒裡喊了一聲，「等我給你回電話。」

　　五分鐘以後他回了個電話：「真遺憾，我剛瞧見密勒，手裡拿著文件包，上了汽車，他開車走啦。我在旅館查了，他在那兒登記了姓名，沒錯。他留下了旅行包，所以還會回來。別擔心，我去做我的炸彈，今晚上把它掛上。」

　　※※※

　　快到一點時密勒醒了，感到精神振作，還有點揚揚得意。他在睡夢裡想起了是什麼東西使他苦惱。他驅車回到文策爾家。

　　女傭人顯得很高興看到他。「喂，你又來啦？」她微笑著。

　　「我回家路過這兒，」密勒說，「我想知道你在這兒幫忙有多久啦？」

　　「哦，十個月左右吧。怎麼啦？」

　　「噢，既然文策爾先生不是那種結婚的人，你又這麼年輕，你來之前誰照顧他呢？」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啦。他有個女管家溫德爾小姐。」

　　「她現在在哪兒？」

　　「啊呀，在醫院裡，我怕她快死啦。胸上長癌，懂吧，可怕著吶。所以我說文策爾先生那麼匆匆忙忙就走了，簡直是奇怪。他每天都去看她，他對她可忠實啦。倒不是因為他們之間有過這個……，你懂吧？而是因為她跟他在一塊兒時間很長，我想，自從一九五〇年開始吧，他可看重她啦。他總是跟我說，『溫德爾小姐是這麼做的』等等之類。」

　　「她在哪家醫院？」密勒問。

　　「眼下我忘啦。不，等等，電話簿子上有，我能找到。」

　　兩分鐘以後她回來告訴他醫院的名字，那是一家高級的私人療養院，出城不遠就到。

　　密勒在地圖上找到去那裡的路，下午三點剛過他就來到了那家私人醫院。

　　※※※

　　麥肯遜午後花了一段時間去買炸彈的配件。「搞破壞的祕密是配備盡量簡單，」他的教員曾告訴他說，「只用些隨便在什麼鋪子裡都能買到的東西。」

　　他從五金店買了一個烙鐵和一小塊焊料，一捲黑色絕緣膠布，一碼細電線和兩把削刀，一根一尺長的鋼鋸條和一筒合成膠。他在一家電料行弄到一個九伏特的固體電池，一個直徑一吋的小燈泡，兩段能通過五安培電流的單股細塑膠電線，每段三碼長，一紅一藍。他是個靈巧人，喜歡讓正負兩極電路的接頭分得清清楚楚。一家文具店賣給他五塊大號橡皮擦。每塊一寸寬，兩寸長，四分之一寸厚。在一家藥房他買了兩包保險套，每包內有三個橡皮套。從一家高級雜貨店裡他弄到一罐上等茶葉。這是二百五十克裝的罐頭，有很緊的蓋子。作為一個熟練的工人，他是絕不會讓他的炸藥受潮的，而茶葉罐頭的蓋子能隔絕空氣，更不用說水氣了。

　　他帶著買到的東西，在霍亨索倫旅館開了一間俯瞰廣場的房間，當他工作的時候可以注意停車場。他確信密勒會要回到那裡。

　　在進旅館之前，他從汽車後箱裡拿出半磅塑膠炸藥，扁扁的一塊像是孩子玩的粘土，還拿了一根電雷管。

　　他坐在窗前的桌旁，一邊注意著廣場，一邊弄了壺又濃又黑的咖啡好喝了提神，便開始工作。

　　他做的是個簡單的炸彈。首先他把茶葉倒在廁所裡，空出罐頭盒。他用剪電線的大剪刀在罐頭盒蓋上戳個眼。他拿出那根九尺長的紅皮電線，剪下十吋長的一段。

　　他把這根短短的紅皮電線的一端焊在電池的正極上，把長的藍皮電線的一端焊在負極上。為了確保兩根電線不至彼此接觸，他把兩股電線分別沿電池兩邊拉緊，用絕緣膠布把電線和電池纏緊固定。

　　短的一根紅皮電線另一端繞在雷管的接點上，另一段八呎長的紅皮電線一端也固定在同一接點上。

　　他把電池和電線放在方形茶葉罐底部，把雷管深深插入塑膠炸藥，把炸藥平平地放到罐頭中的電池上面，直到罐頭擠滿為止。

　　一個模擬電路現在已經弄成了。一根電線從電池通到雷管，另一根從雷管通出來，末端懸空吊著，從電池通出來的另一根末端也懸空吊著。但當這兩根空吊著的線頭──一是八呎長的紅皮電線，另一是藍皮電線──彼此接觸時，電路就接通了。來自電池的電量將引爆雷管，發出尖厲的爆裂聲。而當塑膠炸藥爆炸時，爆裂聲將消失在轟然巨響之中，其力量足以毀壞旅館的兩三間臥房。

　　餘下的組件就是觸發裝置。為此，他用手絹裹緊雙手，用力彎曲鋼鋸條，使其從中折斷，這樣便得到兩根六吋長的鋸條，每根都在一端穿有平常為了將鋸條裝在弓子上用的小圓孔，他把五塊橡皮擦迭在一起成為一塊厚橡皮，用它來隔開那分成兩半的鋸條。他把鋸條在大塊橡皮的上下兩端綁住，這樣，兩根六吋長的鋸條便彼此平行地排在一起，相距一又四分之一吋。其外形看上去頗有點像鱷魚的嘴。由於橡皮塊是在鋸條的一端，鋸條便有四吋的長度是懸空的。為了保證不讓鋸條懸空的兩端互相接觸，麥肯遜將小燈泡放在張開的兩鉗之間，用一大滴合成膠把它固定在適當的位置上。玻璃是不導電的。

　　他快要完工了。他把引出在炸藥罐頭外的一紅一藍兩根電線穿過罐頭蓋的小眼，再把蓋子蓋上，用力壓緊。他把一根電線的一端焊接在上面的鋸條上，另一根電線的另一端焊接在下面的鋸條上。炸彈現在就算製成了。

　　如果觸發器被踩動了，或受到突然的壓力，燈泡便會破碎，兩根鋼片便會碰在一起，而從電池來的電路便會接通。

　　最後還有一個保險裝置。為了防止暴露在外面的兩根鋼鋸條同時接觸同一塊金屬片（那也會接通電路），他把六個保險套一個套一個地全部裹在觸發器上，有了這六層薄薄的但是絕緣的橡皮，就可以免除外部引爆的可能。那至少可以防止意外的爆炸。

　　他的炸彈完成了，他把它藏在衣櫃下層，還有電線圈，大剪刀和剩下的粘膠布也放在一起，這些都是他在密勒汽車上裝炸彈時必須用的。然後他又要了些咖啡，以便保持清醒，坐在窗前等著密勒回到廣場中心的停車場來。

　　他不知道密勒上什麼地方去了，他也不在意。狼人已向他擔保說，關於偽造者的去向他是什麼線索也弄不到的，既然如此，少管閒事。麥肯遜是個實幹家，他只管他自己的那份工作，其他的該誰管就讓誰去管。他準備耐心等待，他知道密勒早晚會回來。

　　十五

　　醫生不太滿意地看了看來客。密勒討厭硬領和領帶，平時盡可能避免使用它們，他穿著一件白色尼龍高領絨衣，外罩一件圓領的套頭黑色絨線衫，在這兩件衣服外面他還穿著一件黑色的運動衣。醫生的表情明白地說明，探視病人時以穿上硬領打上領帶更為合適。

　　「她的侄子？」他驚奇地重複說，「奇怪，我不知道溫德爾小姐有一個侄子。」

　　「我相信我是她唯一活著的親戚，」密勒說，「這很明白，我要是知道我姑姑病了，我早就來了。文策爾先生今天早晨才打電話通知我，要我來看望她的。」

　　「文策爾先生平常這個時候就會上這兒來的。」醫生說。

　　「我知道他被叫走了，」密勒溫和地說，「至少，今天早上他在電話上是這麼告訴我的。他說他幾天之內不會回來，還要我替他來探望探望。」

　　「出門了？多麼離奇，多怪啊！」醫生沉默了一會，躊躇不決，然後加了一句，「請等一下。」

　　密勒看見他從他們在那兒談話的那個前廳轉身出去，走進旁邊的一個小房間。從開著的門裡，他聽見醫生在給文策爾家裡打電話。

　　「他真的出去了嗎？……今天早上？……要幾天嗎？……噢，不，謝謝你，小姐，我只要證實一下他今天下午是不是不來了。」

　　醫生掛上話筒回到前廳，「奇怪，」他咕嚕說，「溫德爾小姐入院以後，文策爾先生每天準時來到，真是最忠實不過的了。咳，假如他再想見她一面，那他最好得快些。她情況很糟，你知道。」

　　密勒裝作憂鬱的樣子。「他在電話上就是這麼告訴我的。」他扯謊說，「可憐的姑姑。」

　　「你是她的親戚，當然可以跟她一起待一會兒。不過我必須警告你，她說話已不太有條理了，因此我必須要求你說話盡量簡單明白。請這兒走。」

　　醫生領著密勒走過幾個通道，在一間臥室前站住了。這座房子過去顯然是一座私人的大住宅，後來改成醫院的。

　　「她就在這兒。」他說著，讓密勒進去，在他身後關上了門。密勒聽見他回去的腳步聲。

　　房間裡黑乎乎的，直到他的眼睛適應了從稍稍拉開的窗簾縫裡透進來的冬天下午的暗淡光線之後，他才看清了床上那個女人枯萎的模樣。在她的頭下和肩下墊著幾個枕頭，她臉色蒼白，而身上的睡衣卻又顏色那麼淺，以致整個人都跟床上的鋪蓋混成一片了。她雙目緊閉。密勒很少有希望從她那兒探聽到失蹤了的偽造證件者的可能的去向。

　　他低聲叫道：「溫德爾小姐。」眼皮活動，張開了。

　　她盯著他看，但眼睛裡毫無表情，密勒懷疑她甚至根本沒有看見他。她重新閉上她的眼睛，開始斷斷續續地嘟噥作聲。他俯近過去想聽清從灰白嘴唇裡吐出來的混亂語句。

　　那些語句沒有什麼意義。有幾句是關於羅森海姆的，他知道那是巴伐利亞的一個小村子，可能她是生在那裡的。還有什麼「全穿著白衣服，多漂亮，漂亮極了」，然後還有些混亂的無意義的單字。

　　密勒靠得更近些：「溫德爾小姐，你能聽見我說話嗎？」

　　垂死的婦人繼續嘟囔著。密勒聽到說的是「……每人都帶著一本祈禱書和一束花，……全都是白色的，多麼純潔。」

　　密勒皺起眉頭捉摸了半天才搞明白她在說些什麼。在昏亂中，她是在回憶她第一次領聖餐的儀式。像他自己一樣，她曾經是一個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

　　「你能聽見我說話嗎，溫德爾小姐？」他重複說，心裡不存什麼希望了。她再次睜開眼睛，盯著他，望著圍在他頸上的白色寬領，胸前黑糊糊的一片和黑色的外套。使他吃驚的是她又閉上了眼睛，而她的扁平的身軀卻抽搐起來了。密勒著急了，他想還是把醫生叫回來的好。兩行眼淚從她閉著的眼睛裡湧出，順著羊皮紙似的面頰滾落下來。

　　她的一隻手慢慢地在被子上摸向密勒俯近她時支在床上的手腕。她以驚人的力量，或者簡直是不顧死活地緊緊抓住他的手腕。在她十分清楚地說出「祝福我，神父，我有罪孽」這幾句話之前，密勒已認定她不可能告訴他關於克勞斯．文策爾的任何事情，正打算掙脫出來動身走了。

　　密勒愣了幾秒鐘，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後來他看了一眼自己的胸膛，這才明白那婦人在朦朧的光線中認錯人了。

　　他心裡掙扎了兩分鐘，無法決定是就此離開她回到漢堡呢，還是冒一下靈魂進地獄的危險，最後試探一下通過偽造證件者的線索來追尋愛德華．羅施曼。

　　他又俯向前去，「我的孩子，我準備聽你的懺悔。」

　　於是她開始講了，她用一種枯燥乏味的單調語言敘述了她的生命史。她的童年時代是在巴伐利亞的田野和森林裡度過的，出生於一九一〇年。她記得她的父親去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三年後一九一八年停戰時才回來，對那些在柏林屈膝投降的傢伙滿腔怒火，恨聲不絕。

　　她記得二〇年代初期的政治動亂，記得在慕尼黑附近發動的未遂政變，當時有一個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街頭煽動家率領了一群人企圖推翻政府。她父親後來和他搞在一起，並且參加了他的黨。當她二十三歲時，那個煽動家和他的黨組成了德國政府。然後是參加全德少女聯盟的夏令營，給巴伐利亞地方長官當祕書，跟穿著黑制服的漂亮的金髮青年們跳舞，等等。

　　不過她長大後很醜陋，又高又瘦頭骨突出，馬臉，唇上毛茸茸的。她那一頭耗子毛向後挽成一團，穿著深色的衣服，套著格格作響的鞋子。她到三十歲的時候知道自己是沒希望像村子裡別的姑娘那樣結婚成家了。一九三九年，這個憤懣不平、滿腔仇恨的女人被委任為一個叫做拉芬斯布呂克的集中營的女監長。

　　她講到那些遭她鞭打和棒擊的人們，講到她在勃蘭登堡的那個集中營裡大權在手，任意肆虐的日子，眼淚從她兩頰徐徐滾落下來。她的手指抓住密勒的手腕不放，生怕他在她講完之前就憤然離去。

　　「那麼在戰爭以後怎樣呢？」他柔和地問道。

　　流浪了好幾年──被黨衛軍拋棄了，受到盟軍的追捕，白天在廚房裡當女傭人洗碗碟，晚上住在救世軍收容所裡。

　　一九五〇年，她認識了文策爾，他當時住在奧斯納布呂克一家旅館裡，正在物色買幢房子。她那時是個女招待。那個矮小的中個兒男人買好了房子，便建議她來替他管家。

　　「就這些嗎？」當她停下時密勒問。

　　「是的，神父。」

　　「我的孩子，你知道如果你沒有懺悔你的全部罪孽，我就不能給你舉行懺悔式。」

　　「那是全部，神父。」

　　密勒深深地吸了口氣，「那麼關於假護照的事呢？就是他替在逃的黨衛軍偽造的那些東西？」

　　她沉默了一會兒。他擔心她已經失去知覺了。

　　「你知道那個嗎，神父？」

　　「我知道。」

　　「我沒有造假護照。」她說。

　　「但是你知情，知道克勞斯．文策爾幹的事。」

　　「是的。」這話是低聲說的。

　　「他現在已經走了，他跑掉了。」密勒說。

　　「不，沒跑。克勞斯不會跑掉，他不會離開我，他會回來。」

　　「你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嗎？」

　　「不知道，神父。」

　　「真的嗎？想想吧，我的孩子。他是被迫逃跑的。他會跑到什麼地方去呢？」

　　瘦削的腦袋在枕頭上慢慢搖著，「我不知道，神父。如果他們恐嚇他，他就要用檔案。他對我說過他要。」

　　密勒吃了一驚。他向下看這個女人，現在她的眼睛閉上了，好像睡著了。「什麼檔案，我的孩子？」

　　他們又談了五分鐘。這時有人輕輕敲門，密勒鬆開女人的手，站起來要走。

　　「神父……」聲音是可憐的，懇求的。他轉過臉來。她望著他，眼睛睜得很大，「祝福我，神父。」

　　音調是哀求的。密勒嘆了口氣，那是一個大罪。他希望有朝一日人們能夠理解他的苦衷。他舉起右手劃十字：「奉聖父、聖子、聖靈之名，饒恕你的罪過。」

　　女人深沉地嘆了口氣，閉上眼睛，失去了知覺。

　　在外邊的甬道上，醫生在等著。「我覺得時間真夠長的了。」他說。

　　密勒點點頭：「是啊，她睡了。」他說，看了門周圍一眼。醫生送他回到前廳。

　　「你想她還可以活多久？」密勒問。

　　「很難說。兩天，可能三天，不會再多了。我很抱歉……」

　　「呃，是的，謝謝你讓我去看她。」密勒說。醫生替他開了前門。「哦，還有一件事，大夫。我們家裡都是天主教徒，她求我請一個神父。臨終的儀式，你知道？」

　　「是的，當然。」

　　「你可以找一個嗎？」

　　「當然可以，」醫生說，「我以前不知道。我今天下午去找一個吧。謝謝你告訴我，再見。」

　　當密勒開車回到西奧圖．赫斯廣場，把「美洲虎」停在離旅館二十碼的地方時，已經是傍晚時分，薄暮正在變成夜色了。他穿過馬路朝他的房間走去。在兩層樓上面，麥肯遜注視著他的到來。他帶著手提箱裡的炸彈，下樓到過廳，付了當夜的賬，說他明天一清早就要離開，然後出來上了他的汽車。他把車開到一個能夠監視旅館大門和「美洲虎」的地方，然後停下來繼續等候。

　　這個地段仍然閒人太多，使他不能到「美洲虎」上去幹他的事，而且密勒隨時都可能從旅館裡出來。假如他在炸彈裝上之前把車開走，麥肯遜就要在距離奧斯納布呂克幾里的空曠的公路上追上他，搶走文件包。假如密勒在旅館裡過夜，麥肯遜就要在清晨周圍沒人的時候裝上炸彈。

　　※※※

　　密勒正在他的房間裡絞盡腦汁回憶一個名字。

　　那是一九六一年聖誕節前半個月，他坐在漢堡地方法院的記者席上，等候一個他感到興趣的案子開審。他趕上了前一個案子的末尾。被告席上站著一個矮小的男人，辯護律師在請求寬大處理，提出現在正是聖誕節前，而他的委託人有一個妻子和五個孩子。

　　密勒記起當他朝律師席望去的時候，看到了犯人的妻子的疲倦的、備受折磨的臉。法官指出，刑期本來會判得更長一些，但由於辯護律師請求寬大，故判決這個人十八個月徒刑。這時她在極端絕望中用雙手蒙住她的臉，檢察官曾稱犯人為漢堡最善於撬開保險櫃的竊賊之一。

　　兩星期後，密勒在離雷柏大街不到兩百碼的一個酒吧間裡跟他的幾個黑社會的熟人喝酒慶祝聖誕節。他那天剛拿到一筆稿費，所以腰包裡錢不少。有一個女人在屋子的另一頭擦地板。他認得兩星期前被判刑的竊賊的妻子那張充滿煩惱的臉，出於一時的慷慨（這他在第二天早晨就後悔了），他把一張一百馬克的鈔票塞到她的圍裙口袋裡，然後走了。

　　一月間，他收到一封從漢堡監獄寄來的信，信寫得不很通順。一定是那個女人向酒吧間侍者打聽了他的名字並告訴了她的丈夫。這封信是寄到他有時發表文章的一家雜誌社去的，他們把信轉給了他。

　　親愛的密勒先生：我的妻子寫信告我你在聖誕節前做了的事。我從沒見過你，不知道你為什麼做了這事，但我要非常感激你。你是一個真正的好人。那筆錢幫助瑪麗和孩子們過了一個極好的聖誕節和新年。要有機會讓我能回報你的話，通知我一聲就得了。

　　尊敬你的……

　　但在姓的末尾是個什麼名字呢？庫柏爾，就是他，維克多．庫柏爾。但願他沒把自己再弄到監獄裡去。密勒拿出記有他相熟的人的姓名和電話號碼的小本來，把旅館的電話機拉到自己的膝頭上，開始給漢堡黑社會的朋友們打電話。

　　他在七點半找到了庫柏爾。由於那天是星期五晚上，他正和一幫朋友在一個酒吧間裡，密勒可以聽到那裡自動留聲機的聲音，它正在放送披頭四音樂隊的《我要握你的手》。

　　那年冬天成天放送這首曲子，聽得他幾乎要發狂了。

　　他稍微提示了一下，庫柏爾就記起他來了，記起了兩年前他對瑪麗的饋贈。顯然庫柏爾已經灌了點酒。

　　「非常謝謝你的好意，密勒先生，做了大好事。」

　　「聽著，你從監獄寫信給我說，要有機會讓你能為我做點什麼，你就會去做。記得嗎？」

　　庫柏爾的聲音是謹慎的：「是的，我記得。」

　　「好，我需要一點幫助，不很多。你能幫忙嗎？」密勒問。

　　在漢堡的這個人更謹慎了：「我手頭沒多少錢，密勒先生。」

　　「我不要借錢，」密勒說，「我要為一件工作付給你錢。一件小事。」

　　庫柏爾的聲音聽來大大鬆了一口氣：「哦，我明白了，是的，當然。你在哪裡？」

　　密勒把要求告訴了他：「立即去漢堡車站，趕上第一列開往奧斯納布呂克的火車，我在車站接你。還有件事：隨身帶上你工作的工具。」

　　「呃，你聽，密勒先生，我不在我的地段以外做案。我不熟悉奧斯納布呂克。」

　　密勒用漢堡俚語說話了：「是件馬到成功的事，庫柏爾。空房子，主人走了，裡面貨不少。我偵察過，沒問題。你可以回漢堡吃早飯，滿載而歸，沒人查問你。那個人要一個星期以後才回來，你可以在他回來之前把東西脫手，這裡的警察會以為是本地的人做的事。」

　　「我的車費怎麼辦？」庫柏爾問。

　　「你到這裡以後我就給你。九點有一趟從漢堡開出的車，你還有一個小時，動身吧。」

　　庫柏爾深深嘆了口氣，「好吧，我乘那趟車來。」

　　密勒掛上電話，告訴旅館電話總機的接線員在十一點叫醒他，就睡去了。

　　外面，麥肯遜繼續在獨自守夜。他決定，如果密勒不出現，他就在半夜上「美洲虎」去動手。但是密勒在十一點一刻走出了旅館，穿過廣場，進了火車站。麥肯遜吃了一驚。他從「賓士」裡爬出來，到車站大廳去查看了一遍。密勒在月臺上等車。

　　「這個站臺下一趟是什麼車？」麥肯遜問一個搬運工人。

　　「十一點三十三分開往明斯特的車。」搬運工人說。

　　麥肯遜弄不明白為什麼密勒自己有汽車卻要去坐火車。

　　他迷惑不解地回到他的「賓士」，繼續等待。

　　到十一點三十五分，他的問題解決了。密勒從車站回來了，身邊是一個矮小的、衣著敝敗的男子，拿著一個黑皮口袋。他們正忙於談話。麥肯遜罵了一句。他最怕的是密勒帶著來人把「美洲虎」開走，那會使下一步的殺人勾當複雜化。使他安心的是，這兩個人走近一輛等候著的計程車，爬了上去。他決定再等二十分鐘，然後開始他在「美洲虎」上的工作，它仍然停在距他二十碼的地方。

　　廣場上到半夜時已差不多沒人了。麥肯遜從他的汽車裡鑽出來，拿了一個筆形手電筒和三件小工具，向「美洲虎」走去。他四顧無人，便溜到了汽車底下。

　　在這個滿是泥濘和溶雪的廣場上，他知道不出幾秒鐘他的衣服就會弄濕弄髒，這個他倒並不在乎。他用手電筒在「美洲虎」前端的下面找到了引擎蓋的扣環，用了二十分鐘才把它擰開。扣環一鬆，引擎蓋便向上彈了一吋。事情結束後，他只要從上面一壓就可以使引擎蓋重新關上，至少他不要破窗而入，從裡面摘掉扣環了。

　　他回到「賓士」，把炸彈拿到賽車這邊來。一個人趴在一輛汽車的引擎蓋下面，很少會引起注意或根本不會引起注意，過路人以為他是在修自己的車。

　　他用鉛絲和鉗子把炸藥包捆在引擎室裡面，固定在駕駛座正前面的壁上，當它爆炸時距離密勒的胸膛不過三呎。

　　觸發裝置是用兩根八呎長的電線同炸藥連接起來的，他讓電線穿過引擎區域落到地面上。

　　然後他又鑽到車底下，借手電筒的光亮檢查前輪的懸吊。

　　他在五分鐘之內就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地方，把觸發裝置的末端緊緊地纏在一個附近的支撐橫杠上。觸發器的兩頭上包著橡皮、中間夾著小燈泡的鋼片，被他塞在構成左前輪的懸吊的那條粗大彈簧的兩個旋圈之間。

　　他把它裝得穩穩當當的，一般的顛簸不可能把它震鬆，然後從下面鑽出來。他估計，在汽車高速行進時，只要碰一個土塊或者一個尋常的小坑，就會使左前輪的懸吊縮緊，從而把觸發器上張開的雙鉗擠到一塊兒，壓破分開它們的燈泡，使兩片帶電的鋼鋸條互相接觸。當這個發生的時候，密勒和他的文件就炸成碎片了。

　　最後，麥肯遜把連接炸藥和觸發器的兩根電線收緊，弄成一個整齊的弧形，並用線把它們捆在引擎室的外壁上，使它們不致拖在地上，被路面磨損。這個完成以後，他放下引擎蓋，把它關上。然後回到「賓士」的後座上，曲起身子睡著了。他想，他已經紮紮實實幹了一夜的工作了。

　　※※※

　　密勒叫計程車司機把車開到沙爾廣場，付了錢，打發了他。庫柏爾一路上乖覺地閉住嘴，直到回城裡去的計程車不見影蹤時，他才開始說話：「我希望你明白你在幹些什麼，密勒先生。我的意思是說，你幹這種把戲是叫人奇怪的，你是個記者啊。」

　　「庫柏爾，別擔心。我要的是放在屋裡一個保險櫃裡的一束文件，我拿這個。你方便拿什麼就拿什麼。行嗎？」

　　「好吧，因為是你，行。我們幹吧。」

　　「還有件事，那裡面住著一個女僕。」密勒說。

　　「你說過那兒是空的呀，」庫柏爾抗議道，「假使她掩進來，我就溜開。我不想傷人。」

　　「我們可以等到早晨兩點，那時她睡得正香。」

　　他們走完了去文策爾家的一段路，很快地向路的兩頭望了一眼，就竄進門去。為了避免走沙地，他們沿著汽車路邊的草地走，然後橫過草地，藏進石楠叢中，正對著看起來像是書房的窗子。

　　庫柏爾像一隻鬼鬼祟祟的小動物，在樹叢中穿行，把房子四周巡視了一遍，留下密勒看著他的工具袋。他回來時輕聲說：「女僕屋裡還亮著燈，就是房子後面屋簷下的那個窗子。」

　　他們不敢抽菸，坐了一個鐘頭，在樹叢的肥大的常綠葉下凍得發抖。凌晨一點鐘，庫柏爾再作了一番巡視，回來報告說女僕臥室的燈滅了。

　　他們又坐了九十分鐘，然後庫柏爾捏捏密勒的腕子，拿上他的袋子，在月光下穿過草地，向書房的窗戶走去。路那頭什麼地方有一隻狗在叫，遠處有一輛汽車開到了家，輪胎尖叫了一聲。

　　很幸運，書房窗戶下那片地方是在陰影裡，月亮還沒照到房子的這一面來。庫柏爾打開筆形手電筒，沿著窗框照了一遍，然後又沿著把窗子分成上下兩部分的橫木照了一遍。窗子上有一個很好的防盜窗鉤，但沒有警報系統。他打開他的袋子，摸索了一會兒，直起腰來時手裡拿著一捲膠布、一個帶把的吸盤、一把像一支自來水鋼筆似的尖端裝有鑽石的玻璃刀和一個橡皮槌。

　　他以出色的技巧在玻璃上劃了一個圓圈，位置正在窗鉤的下面。為了更加保險起見，他在圓圈上貼了兩長條膠布，膠布的兩頭粘在窗子上沒有劃過的部分。在膠布之間他安上沾滿口水的吸盤，這樣，玻璃上就只剩下一小塊是透明可見的。

　　他左手抓住吸盤的把，用橡皮槌對窗玻璃上劃出來的圓圈裡透明可見的部分猛擊了一下。

　　在敲第二下時發出了破裂聲，玻璃圓片朝屋裡倒下。他們兩個停下來等待反應，但是沒有人聽到聲響。庫柏爾手裡還抓著粘住倒向屋裡的玻璃圓片的吸盤的把。他撕掉了那兩片膠布，先朝窗裡看了看，發現五呎開外有一塊厚地毯，便一甩手腕，把那塊玻璃片連同吸盤扔了進去，它們悄然無聲地掉在地毯上。

　　他把手伸進圓洞，摘下了防盜窗鉤，打開了下面的窗子。

　　他像一隻蒼蠅那麼靈巧地翻過窗戶，密勒小心翼翼地跟著他。在草地上月光的對照下，屋裡尤其顯得漆黑一片，但庫柏爾似乎看得很清楚。

　　他輕聲對密勒說：「別出聲。」密勒站著不敢動彈，而這個盜賊則輕輕關上窗子，拉上了窗簾。他在屋裡到處走，憑知覺繞過家具，關上通向走道的門，只在這個時候他才打開他的手電筒。

　　手電筒光掃過屋子，照出一張寫字檯，一架電話機，占滿一面牆的書櫥，一把扶手軟椅，亮光最後落在一個周圍砌了一大片紅磚的漂亮的壁爐上。

　　他出現在密勒身邊，「這肯定是書房，在這座房子裡不可能有兩間這樣的屋子和兩個磚砌的壁爐。打開磚壁的機關在什麼地方呢？」

　　「我不知道，」密勒喃喃地說。他模仿竊賊的那種低聲嘟囔的說話方式，因為他們懂得這要比低聲說話更難讓人發覺。「你必須找出它來。」

　　「上帝，那得多久哪。」庫柏爾說。

　　他讓密勒坐在椅子上，警告他始終要戴上駕駛用的棉線手套。庫柏爾拿著他的袋子走向壁爐，在腦袋上纏了一根帶子，把手電筒插在上面的一個托架上，使它對著前面。他一吋一吋地檢查磚壁，用敏感的指頭去撫摸下陷或隆起的地方。

　　當他把磚壁整個檢查了一遍以後，就放棄了這個方法，重新開始用一把調色刀探查磚縫。他在三點半時找著了它。

　　刀身插進了兩塊磚之間的一條縫隙，發出輕輕的咔嗒一響，一塊兩呎見方的磚壁，便向外移動了一吋。這東西做得真精巧，肉眼簡直不能把這個方塊和它周圍的磚壁分別出來。

　　庫柏爾悄悄地打開門；它左邊裝著無聲的鋼鉸鏈。這塊四平方呎的磚壁被鑲嵌在一個鋼盤上，形成一個門。在門後，庫柏爾的頭燈的微弱光線照出了一個小小的鋼壁櫃的正面。

　　他讓手電筒一直開著，把一個聽診器掛在脖子上，塞好耳塞。他仔細察看由四個圓盤組成的鎖有五分鐘之久，然後把聽診器的頭放在他判斷是停動發條所在的地方，開始去卸鎖的第一環。

　　密勒坐在離他十呎的地方，看著他工作，神經越來越緊張。和他相反，庫柏爾則異常鎮靜，專心一意地幹他的工作。此外，他知道只要他們不走動，一般是不會引起人來查看這間書房的。進屋，來回尋找和出屋，這些則是危險的時刻。

　　他用了四十分鐘才卸開最後一個停動發條，他輕輕地打開保險櫃的門，轉向密勒。從他頭上射出的光亮照在一張桌子上，桌上放著一對銀燭臺和一個很沉的舊鼻煙壺。

　　密勒一聲不吭，站起來向保險櫃旁的庫柏爾走去。到了跟前，他從庫柏爾頭上取下手電筒來，用它向保險櫃裡探看。

　　裡面有幾扎鈔票，他掏出來遞給那個感激涕零的竊賊。庫柏爾驚喜地輕輕吹了下口哨，聲音傳不過幾尺遠。保險櫃的上格只放了一件東西，一個軟皮的卷夾。密勒把它拉了出來，打開它，翻了翻裡面的紙頁。總共大約有四十頁左右，每頁上貼有一張照片和幾行關於特徵的記載。翻到十八頁時他停了下來，高聲說：「老天爺！」

　　「別出聲。」庫柏爾急忙說。

　　密勒合攏卷夾，把手電筒還給庫柏爾說：「關上它。」

　　庫柏爾把門關上，撥動號碼盤，不僅僅把它鎖上，而且讓數字順序跟原來一樣。然後他讓磚壁回到原來的地方，用力壓上，又是輕輕咔嗒一響，它回到原處關上了。

　　他已經把鈔票塞進了衣袋──這是文策爾最後四個護照的價款──剩下的事就是把燭臺和鼻煙壺輕輕放進他的黑皮口袋。

　　關上手電筒以後，他抓住密勒的手臂，把他引到窗口，把窗簾向左右兩邊拉回原處，透過玻璃向外仔細張望。草地是空的，月亮鑽進雲裡去了。庫柏爾開了窗，跳了出去，帶著袋子和裡面裝的一切，等待密勒跟上來。他把窗子拉下來，鑽進樹叢。新聞記者跟著他，他已經把檔案塞在他的高領絨衣裡面。

　　他們在灌木叢中行走，直到大門，然後出現在大路上。

　　密勒拔起腳想跑。

　　「慢慢走，」庫柏爾用他平常說話的腔調說，「咱們一邊走一邊談話，就像赴了宴會回家那樣。」

　　走回火車站有三哩路，這時已經是五點鐘了。雖然是星期六，街道上不是完全沒人，因為德國工人很早就起來去辦他們的事去了。一直到車站都沒人盤問他們。

　　七點以前沒有去漢堡的車，但庫柏爾說他高興在咖啡館裡等候，用咖啡和兩杯威士忌暖和一下。

　　「一件很不錯的小買賣，密勒先生，」他說，「我希望你拿到了你想要的東西。」

　　「呃，是的，我拿到了。」密勒說。

　　「好啦，誰也不說。再見，密勒先生。」

　　這個矮小的竊賊點點頭向車站咖啡館走去。密勒轉回來穿過廣場走向旅館，不知道有一雙發紅的眼睛從一輛停著的「賓士」後面盯著他。

　　密勒需要查詢一些事情，但時間還太早，於是他決定先睡上三個鐘頭，吩咐總機接線員在九點半叫醒他。

　　電話鈴準時響了。他要咖啡和麵包捲，它們送來時他剛好洗完一個滾熱的淋浴。喝咖啡的時候他翻閱檔案，認出五六張面孔，但一個名字也不認得。這些名字，對他自己說，是毫無意義的。

　　第十八頁是他反覆再看的一頁。這個人老了一點，頭髮長了一點，一撇鬍子蓋住上唇。但耳朵還是那樣──每個人的臉的這一部分比任何其他部分更具有特點，然而卻常常被忽視了。同樣的狹窄的鼻孔，歪著的頭和淺色眼睛。

　　名字是一個普通的名字；吸引他注意的是住址。從郵區來看，應當是在城市的中心，並可能是一所公寓。

　　快十點時他給表格上所寫的那個城市的電話查號臺打電話，他詢問在那個地址的公寓管理人的電話號碼。這是在押寶，可是押著了。那確實是一所公寓，並且是一所豪華的公寓。他給管理人打電話並且解釋說，他一再給某房客打電話，但沒有人接，這可是怪事，因為他們是特地約定在這個時間通電話的。管理人能不能幫幫忙？電話是不是出了毛病？

　　在那一頭的那個人很幫忙，「經理先生可能在工廠，或者在鄉下他度週末的別墅。」

　　「什麼工廠？」

　　「哎，當然是他自己的工廠，收音機工廠。」

　　「哦，是啊，當然是的，我多糊塗。」密勒說，掛上了電話。查號臺告訴了他工廠的電話，接電話的姑娘把電話轉給老板的祕書。祕書告訴他，「經理先生」在他的鄉間別墅度週末，要星期一早晨才回來。工廠不能洩漏私人住宅的電話號碼，這是一個私人祕密的問題。密勒謝謝她，掛上了電話。

　　最後把收音機工廠廠主的私人住宅的電話號碼和地址告訴他的人，是他的一個老熟人──漢堡一家大報的工商業記者，在他的私人通訊錄裡有這個人的地址。

　　密勒坐下來凝視著羅施曼的臉、那個新名字和他潦草地記在他的筆記本上的住宅地址。現在他記起從前聽說過的這個人，一個魯爾來的工業家，他甚至在商店裡見過這種收音機。他拿出他的德國地圖，找出座落在私人莊園裡的這所鄉下別墅的方位，或至少是它所在的那一片農村地區。

　　當他收拾好東西，已經過了十二點，他下樓到大廳，算了賬。他餓壞了，便走進旅館餐廳，隨身只帶著他的文件包，享受了一大塊牛排。

　　吃飯時他決定當天下午就踏上他追蹤的最後一段路程，第二天上午就同他的目標見面。他仍然保存著那張紙條，上面記有路德維希堡Ｚ委員會的那位律師的私人電話號碼。他可以先給他打電話，但他需要並且決定首先面對羅施曼。他怕如果當天晚上給那位律師打電話，要他在半小時內給他一小隊警察，他很可能不在家。星期天早晨就好辦了，好辦多了。

　　他最後走出旅館時已快兩點了。他把衣箱塞進「美洲虎」的貨箱裡，文件包扔在座位上，在駕駛盤後面坐好。

　　他沒注意到那輛「賓士」尾隨著他直到奧斯納布呂克的邊界。他後面的車跟著他開上高速公路，當「美洲虎」加快速度駛下迤邐向南的小路時，後面的車停了幾秒鐘，向前又走了二十碼，然後離開高速公路，開回城裡。

　　※※※

　　麥肯遜從路旁的一個電話亭裡給紐倫堡的狼人打電話。

　　「他上路了，」他告訴他的上級，「我剛離開他，他循小路朝南去了，瞎著眼找死去吧。」

　　「你的東西裝上了嗎？」

　　麥肯遜咧嘴笑了笑，「裝上了，安在左前輪的懸吊上，走不到五十哩，他就成了碎片了，你認都認不出來。」

　　「好極了！」紐倫堡的那個人高興得喉嚨裡咕嚕嚕直響，「你一定累啦，我親愛的同志，回城裡去睡一會兒吧。」

　　麥肯遜不需要第二次吩咐，自從星期三以來他就沒睡過一個整夜。

　　※※※

　　密勒開了那五十哩，又開了一百哩。問題是麥肯遜忽略了一件事，假如他的觸發裝置是裝在一輛歐洲大陸出產的轎車的軟懸吊系統上，它的確會很快爆炸。但是「美洲虎」是一輛英國賽車，具有硬得多的懸吊系統。當它飛奔上通往法蘭克福的高速公路時，顛簸使前輪上的彈簧縮緊，把炸彈觸發器上雙鉗中間的小燈泡擠得粉碎，但是兩片帶電的鋼片卻並未接觸。在汽車碰上硬東西時，它們在一毫米的距離內搖晃，然後又彈開了。

　　在不知道他離死亡多麼近的情況下，密勒不到三個小時就駛過明斯特、多特蒙德、維茨拉和霍姆堡溫泉，到達法蘭克福，然後他拐上小路，直奔科尼格斯坦和唐納斯山的荒野的、白雪皚皚的森林。

　　十六

　　當「美洲虎」開進這一帶山的東麓一個小小的礦泉鎮時，天已經黑了。看了看地圖，密勒知道他離他要尋找的私人莊園已不到二十哩。他決定當天夜裡不再往前走，而是找一個旅館住下來，等到明天早晨。

　　山脈位於北面，盤旋著通往里姆堡的公路，山在一片白色的雪地上靜靜地矗立著，白雪覆蓋了岩石，覆蓋了好幾里好幾里的松林。在這個小鎮主要的街道上閃爍著燈光，燈影裡突現出蹲伏在山崗上廢圮了的古堡的骨架，它曾經是福肯斯坦家的爵爺們居住的城堡。天空晴朗，但刺骨的寒風預示當天夜裡將有一場更大的雪。

　　在霍布特街和法蘭克福街的街角，他找到一家旅館，要了一間房。礦泉鎮的冷水治療在二月裡遠沒有它在夏季的那種吸引力，有很多空房間。

　　看門人讓他把他的汽車停在旅館後面的一塊小空地上。

　　他洗了個澡，出去吃晚飯。他選擇了在霍布特街的綠樹飯店，這是鎮上所能提供的十二個古老、好客的飯店之一。

　　在吃飯的時候他開始感到神經緊張，他注意到端酒杯時他的手在顫抖。部分原因是由於疲勞過度，過去四天來缺乏睡眠，每次打盹才不過一兩小時。

　　部分原因是和庫柏爾闖入住宅時的緊張心情現在開始產生反應，部分原因是本能促使第一次去文策爾的住宅，跟這些年來給這偽造護照的單身漢管家務的那個女僕打聽了一番之後，本能地想再去一次，沒想到運氣竟如此之好，未免驚喜過度。

　　但是他知道，最主要的是由於感到追蹤的結局已經迫近，他通過無數次探問才找到的那個他所憎恨的人即將和他面面相對；還有就是他害怕某些事可能還沒有完全做對。

　　他回想起在哥德斯山溫泉的旅館裡那個匿名的博士曾警告他不要接近那些「同志」；還有維也納的那個追蹤納粹分子的猶太人，曾告訴他「要小心，這些人會下毒手的」。回顧過去，他奇怪為什麼他們還不對他下手。他們知道他叫密勒，德雷森旅館的會見證明了這一點，至於他冒名柯爾布一事，在斯圖加特拷打培耶之後就會揭穿。然而他一個也不曾遇見他們。他肯定，有件事他們不可能知道，那就是他已經走得這樣遠。也許他們沒有找著他，也許他們認為，既然偽造證件的人已經躲起來，他無非是白兜圈子，毫無所獲，所以決定不管他了。

　　殊不知他已得到了文策爾的祕密的爆炸性的證據──檔案，得到了西德十年來最重大的新聞故事。他對自己笑笑，走過他身邊的女招待以為是在對她笑，而他卻在想著西吉。

　　從去維也納起就沒找過她，而他在一月初給她的信是她收到的最後一封，那是六個星期前的事了。

　　他想，真奇怪，男人在害怕的時候總是比平時更需要女人。他必須承認他確實是害怕，部分是由於他已經幹了的事，部分是由於那個在山裡等著他的（雖然他自己並不知道）殺人屠夫。

　　他搖搖頭，想驅散這種心情，又要了半瓶酒。現在不是憂鬱的時候；他已經發現了他前所未聞的最轟動的新聞，準備一嗚驚人呢。

　　他一面喝他的第二份酒，一面考慮著他的計劃；先直截了當去找他，再給路德維希堡的律師打電話，三十分鐘以後一輛囚車來把這個人帶到監獄去，審訊，無期徒刑。假如密勒是個硬心腸的人，他一定要親手殺死這個黨衛軍上尉。

　　他想了一遍，才想到自己沒有武裝起來。假如羅施曼有一個保鏢呢？他真的會是一個人，相信他的新名字可以保護他不被發現嗎？或者會不會為了怕出事而沒有武裝警衛呢？

　　密勒在軍隊服役的時候，他的一個朋友，因為回營晚了，在禁閉室度過了一夜，他曾從憲兵那裡偷了一副手銬。後來由於害怕他們可能發現手銬在他的背囊裡，就把它送給了密勒。這個新聞記者把它僅僅作為在軍隊裡的一個荒唐的夜晚的紀念品保存著。它被放在他的漢堡寓所的一個箱子的箱底。

　　他還有一支槍，一支小巧的「稜爾」牌自動手槍，是完全合法地買來的。那是因為一九六〇年他在採訪漢堡破獲的一個犯罪集團的時候，受到了小保利手下的匪徒的威脅。那支手槍鎖在一張寫字檯的抽屜裡，也在漢堡。

　　由於酒──雙份白蘭地──的力量和疲勞，他略微感到頭暈。他站起來，付了錢，走回旅館。正當他要走進去打電話時，他看見差不多就在旅館門口有兩個公用電話亭。用這個更安全些。

　　快十點鐘時他才在西吉工作的夜總會找到了她。在樂隊的吵鬧聲中，他必須喊叫才能使她聽見。密勒打斷她的一連串問題──問他去過什麼地方，為什麼見不著他，他現在在哪兒等等，只告訴她他需要什麼。她抗議說她不能離開，但他聲音中的某種東西使她停了嘴。

　　「你好吧？」她在電話上喊叫說。

　　「是的，我很好，但我需要你幫助。親愛的，請別讓我失望。就是現在，今天晚上。」

　　她停了一下，然後簡單地說：「我來，我對他們說我有急事，家裡有事或諸如此類。」

　　「你的錢夠雇車嗎？」

　　「我想夠。我可以向隨便哪一位姑娘借一點。」

　　他把過去用過的一個通宵營業的計程車站的地址告訴她，向她強調要說出他的名字，因為他認識這個老板。

　　「有多遠？」她問。

　　「離漢堡五百哩，用五小時你就能到達。從現在算起六小時，你將在早晨五點到。別忘了把東西帶來。」

　　「好吧，你等著吧。」停了一下，又說，「親愛的彼得……」

　　「什麼？」

　　「你心裡有什麼事嗎？」

　　時間信號響了，他手頭已經沒有一馬克的零錢。

　　「是的。」他說，放下聽筒，因為電話已經斷了。

　　在旅館的休息室裡，他問夜班侍者有沒有大信封。這個人殷勤地在櫃檯下找了一陣之後，找出一個棕色的厚紙信封，大得足夠裝下一張四開紙。密勒還買了許多郵票，足夠把這個裝了不少東西的信封當一級郵件寄走，他把侍者手頭通常只是供旅客寄明信片之需的郵票全買光了。

　　回到房裡，他把他整晚一直帶著的文件包放在床上，拿出所羅門．陶伯的日記，一束從文策爾的保險櫃裡取出的資料，還有兩張照片。他重讀了日記中的兩頁，早先就是這兩頁日記才促使他去追尋一個他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人。他把兩張照片並排起來研究。

　　最後，他從箱子裡拿出一張白紙，寫了一封簡明扼要的信，向收件人說明信封裡裝的這束資料究竟是些什麼東西。

　　他把這個說明連同從文策爾的保險櫃裡拿出的檔案和一張照片裝進信封，寫上地址，貼上他所買的全部郵票。

　　他把另一張照片放進他的短上衣胸前的口袋，把封好的信和日記放回手提包，塞到床底下。

　　他從衣箱裡取出一小瓶白蘭地，倒了一些在放在面盆上的玻璃杯裡。他注意到他的手在顫抖，但這種烈性酒使他鬆弛下來。他躺上床，頭略微有些眩暈，迷糊睡去了。

　　※※※

　　在慕尼黑的地下室裡，約瑟夫在地板上走來走去，怒氣沖沖，暴躁不安。在桌邊，里昂和莫迪呆呆地看著自己的雙手。自從特拉維夫的電報到達以後已經過了四十八個小時。

　　他們想追蹤密勒，但毫無結果。阿爾弗雷德．奧斯特爾在他們打電話來問時，曾到拜羅伊特的停車場去，然後回電話說車已開走了。

　　「假如他們認出那輛車，他們會知道他不可能是個從不來梅來的麵包工人，」當約瑟夫聽到這個消息時咆哮說，「即使他們不知道車主是彼得．密勒。」後來，斯圖加特的一個朋友報告里昂說，當地的警察正在尋找一個年輕人，這個人和一個叫做培耶的公民在旅館房間裡被謀殺的案子有牽連。這個人的特徵太像化名為柯爾布的密勒了，不可能是別人，幸而旅館登記簿上的名字既不是柯爾布也不是密勒，並且也沒提到一輛黑色的賽車。

　　「他至少懂得在登記簿上寫個假名字。」里昂說。

　　「那符合柯爾布的性格，」莫迪指出說，「柯爾布是假定由於戰爭罪行而被不來梅的警察追捕的人犯。」

　　但這一點不能解決問題。假如斯圖加特的警察無法找到密勒，里昂的小組同樣也就無法找到他，而他們倒擔心敖德薩現在要比他們雙方都更接近密勒了。

　　「他一定知道，在殺了培耶之後，他的面具已經揭掉，於是恢復了密勒這個名字，」里昂論證道，「因此他不得不放棄尋找羅施曼，除非他從培耶那裡得到了什麼能使他找到羅施曼的東西。」

　　「那他為什麼不來匯報？」約瑟夫怒喝道，「難道這個傻子認為他能夠一個人抓到羅施曼嗎？」

　　莫迪平靜地咳嗽了一聲，「他根本不知道羅施曼對敖德薩的重要價值。」他指出。

　　「嗯，等他深入到一定程度，他就會發現。」里昂說。

　　「那時他就該送掉性命了，而我們就得從頭開始，」約瑟夫怒叫道，「這個白癡幹嘛不來找我們？」

　　但是那天夜裡，在另一個地方電話往來頻繁，克勞斯．文策爾從雷根斯堡境內一所山上的小房子裡打電話給狼人。

　　他得到的消息使他十分安心。

　　「是的，我想你回家是安全的，」敖德薩的頭子回答偽造證件者的問題說，「那個試圖找你的人現在肯定是被監視起來了。」

　　偽造證件者向他道了謝，結清了賬，連夜驅車向北開去，開向奧斯納布呂克威斯特山有著他習慣的舒適大床的家。他希望能及時到達，吃一頓豐盛的早餐，洗個澡，睡一大覺。到星期一早晨他就可以回到他的印刷廠，監督管理他的生意了。

　　※※※

　　密勒被臥室門上的敲門聲弄醒。他眨眨眼睛，電燈仍然亮著。他開了門，夜班侍者站在門口，西吉站在他後面。

　　密勒為了打消侍者的懷疑，向他說明這位女士是他的妻子，她從家裡給他帶來一些重要文件，以備次日早晨一個商業約會之用。侍者是一個單純的農村青年，帶著難懂的黑森地方的口音，他拿了小費就走了。

　　他把門踢上，西吉張開兩臂擁抱他，「你這一向在哪裡？你在這兒幹嘛？」

　　他把她的大衣拿過來掛在門後的鉤子上。她開始提出更多的問題：「你願意告訴我那封神祕的信是怎麼回事？六個星期看不見你是怎麼回事？把頭髮齊根剪成那種可怕的樣子是怎麼回事？來到黑森這個偏僻的旅館裡的這個小房間又是怎麼回事？」

　　「你不久就會知道我在幹什麼，」他說，「所以我現在可以告訴你了。」

　　他談了將近一個小時，從發現日記開始講起（他給她看了日記），一直講到闖進偽造證件者的住宅。他談著的時候，她越來越感到害怕。

　　「你發瘋了，」當他講完時她說，「你簡直是瘋，瘋，瘋透了。你會讓人給殺死，或者坐牢，反正沒有好下場。」

　　「我必須做。」他說，但對那些她現在看來似乎是瘋狂的事情沒有作任何解釋。

　　「所有這一切就為了一個骯髒的老納粹？你是個瘋子。事情已經過去了，彼得，全都過去了。你把時間浪費在他們身上是為了什麼？」她茫然地望著他。

　　「我就要這麼幹。」他怒沖沖地說。

　　她重重地嘆一口氣，搖搖頭，表示她無法理解。「好吧，」她說，「反正幹也幹了。你知道他是誰，知道他在什麼地方，那就回漢堡去，拿起電話，叫警察，餘下的事就交給他們得了。他們拿了錢就是為了幹這個的。」

　　密勒不知道怎樣回答她。「事情不那麼簡單，」他最後說，「今天上午我要到那裡去。」

　　「到哪裡去？」

　　他伸起拇指，指著窗子和窗外遠處還一片漆黑的群山，「到他的家裡去。」

　　「到他家裡？幹什麼？」她的眼睛由於恐懼睜大了，「你要進去見他？」

　　「要進去見他。別問我為什麼，因為我不能告訴你。那是我必須做的事。」

　　她的反應嚇了他一跳。她一下坐起來，接著用雙膝跪著，朝他頭靠枕頭躺著抽菸的地方瞪著眼睛。

　　「怪不得你要手槍，」她的胸脯由於火氣越來越大而不斷起伏，「你要去殺他……」

　　「我不打算殺他……」

　　「好，那麼他要殺你，你要單槍匹馬去對付他和他的一夥匪徒。你這個混蛋，你這個壞透了的、討厭到極點的，可怕的……」

　　密勒驚愕地望著她，「你為什麼生這麼大的氣？因為羅施曼嗎？」

　　「我不是為那個可怕的老納粹生氣，我是在說我自己。說我自己和你，你這個沒腦子的蠢貨。你要去冒送掉性命的危險，就為了證實什麼狗屁觀點，為了給你那些屁也不懂的雜誌讀者寫篇故事。你壓根兒就沒想到過我。」

　　她一邊說一邊哭，眼淚把睫毛油沖下兩頰，活像兩條黑色的鐵路線。

　　「看著我，你他媽的好好看著我。你把我當什麼，也是個白癡嗎？你真以為我願意每夜把自己供給一個好色的新聞記者玩樂，好讓他心滿意足地跑去找那會送掉自己性命的愚蠢故事嗎？你真的這麼想嗎？聽著，你這個笨蛋，我想結婚，我想成為密勒太太，我想要孩子，而你要去送死。啊，上帝……」

　　她跳下床，跑進浴室，砰地把門關上，下了鎖。

　　密勒躺在床上，張著嘴，菸捲快燒到了他的指頭；他從沒見過她這麼生氣，這使他震驚。他把她說的話想了一遍，一邊聽著浴室放水的聲音。

　　他把菸頭掐滅，穿過房間走到浴室門口：「西吉。」

　　沒有回答。

　　「西吉。」

　　水龍頭關了。「走開。」

　　「西吉，請打開門，我想和你談談。」

　　停了一會，門上的鎖開了。她站在那兒，赤裸著身體，繃著臉。她已經把臉上的睫毛油跡洗掉了。

　　「你想幹嘛？」她問。

　　「到床上去，我想跟你談談。我們站在這兒要凍著了。」

　　她腦袋靠在枕頭上，怯生生地抬起眼睛，「你想談什麼？」她懷疑地問。

　　他爬過去躺在她身邊，把臉貼近她的耳朵，「西格莉德．萊恩，你願意和我結婚嗎？」

　　她轉過頭面對著他，「你是說的真話嗎？」她問。

　　「是的，是真話，我以前從沒有真正想過。但是，你以前從沒生過氣。」

　　「唉，」她好像不相信她的耳朵，「以後我生氣的時候會更多。」

　　「我得到回答了嗎？」

　　「喲，是的，彼得，我願意。我們在一起會多麼好。」外面，在雪中，東方的地平線上出現一道朦朧的光亮。

　　假如密勒看他的錶，就知道這時是二月二十三日星期日早晨七點差十分。但是他已經睡著了。

　　※※※

　　半小時以後，克勞斯．文策爾到了家，把車停在關著門的車庫前面，爬了出來。他累得身體都僵硬了，但終於到家了。

　　芭芭拉還沒起床，她利用主人不在家的機會多睡了一會兒。文策爾進了門，在走廊上叫她，她才走出來，身上穿的那件睡衣可真讓男人們心旌搖蕩的。文策爾卻毫無所動，他要的是煎雞蛋、烤麵包和果醬，一壺咖啡，洗一個澡。但他啥也沒有得到。

　　代替這一切的是，她告訴他，星期六早晨她進書房打掃，發現窗子破了，銀製品不見了。她叫了警察，他們肯定那個整齊的圓孔是一個職業竊賊幹的。她不得不告訴他們房子的主人不在家，他們說他回來時通知他們一下，他們照例要問一些關於被竊物品的問題。文策爾一聲不吭地聽完這個姑娘的嘮叨，他的臉變白了，太陽穴的一根血管不停地跳動。他打發她到廚房去準備咖啡，然後走進他的書房，鎖上門。足有半分鐘的時間，他瘋狂搜索空了的保險櫃，終於不得不相信四十個敖德薩戰犯的檔案確實沒有了。

　　他離開保險櫃時，電話響了，那家私人醫院的醫生告訴他溫德爾小姐在夜裡死了。

　　文策爾在沒生火的壁爐面前的椅子上坐了兩個鐘頭，絲毫沒感到從報紙擋起來的窗洞透進來的寒氣，他只是在拼命思考出路時覺得有冰涼的手指頭在他身體裡抓撓似的。芭芭拉在鎖著的門外一再叫他，說早餐早就準備好了。她從鎖孔可以聽到他不時地喃喃說：「不是我的過錯，完全不是我的過錯。」

　　※※※

　　密勒忘了取消他前一天晚上要求早上叫醒他的吩咐，床邊的電話在九點響了。他睡眼惺忪地拿起電話，滿肚子不高興地道了聲謝，從床上爬起來。他知道如果他不爬起來，他就會又睡著了。西吉仍然睡得很熟，從漢堡到這裡的旅行，終於訂婚了的滿足心情，這一切使她精疲力竭了。

　　密勒洗了個淋浴，他在冰冷的水花裡幾分鐘就洗完了。

　　他用那塊在暖氣片上放了一整夜的毛巾使勁地擦身子，舒服得像發了橫財似的，前一天夜裡的消沉和不安消失了。他感到舒坦，信心十足。

　　他穿上短靴和運動褲，一件厚實的翻領絨衣和他的雙排扣的藍色粗呢外套──一種介於短外衣和大衣之間的叫做「約貝」的德國冬季外套。它的兩邊有很深的口袋，足可以放進手槍和手銬，裡層胸前的口袋則可以放照片。他把手銬從西吉的手提包裡拿出來檢查了一番。沒有鑰匙，這手銬的鎖是自動的，你把一個人鎖上以後，除非等警察來放他，或者用鋼鋸鋸斷，否則毫無他法。

　　他把槍打開檢查。他從來沒有用過它，裡面仍然塗著油，彈夾是滿的，當初就是那樣。為了再次熟悉它，他試了幾次，弄清楚保險栓在什麼位置是「上膛」和「開火」，使勁把彈夾壓進槍柄裡，把一粒子彈推進槍膛，保險栓擰到「上膛」的位置上。他把路德維希堡的那位律師的電話號碼塞進褲袋裡。

　　他把他的文件包從床下拿出來，從裡面拿出一張紙，給西吉留了一個字條，等她醒來的時候看。字條是這樣寫的：我親愛的，我現在就要去見那個我一直在尋找的人。我有理由要和他見面並且當警察把他戴上手銬帶走時在場。那是一個充足的理由，今天下午我就能告訴你。但如果有情況，這裡是我要求你做的事……

　　指示是詳盡而扼要的。他寫下需要她給慕尼黑打的那個電話的號碼和她要帶給接電話的那個人的口信。他結束道：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跟我到山裡去，不管情況怎樣，你只會使事情更糟。因此，如果我中午不回來，或者那時我沒有打電話到這間屋子找你，你就撥那個號碼，告訴他我的口信，付清旅館的賬，把信封投進法蘭克福的任何一個郵筒裡，然後趕回漢堡。同時不要跟任何人往來。

　　　　愛你，彼得。

　　他把字條放在床頭櫃上的電話旁邊，和它放在一起的還有裝著敖德薩檔案的大信封和三張五十馬克的鈔票。把所羅門．陶伯的日記夾在腋下，他走出臥室，下了樓。經過服務臺時，他叫侍者在十一點半時再給他的房間掛個電話。

　　他在九點半時走出旅館大門，對昨夜下雪之大感到驚奇。

　　密勒走到後面，爬進「美洲虎」，關上汽閥，踩動油門，好幾分鐘以後引擎才發動。等引擎熱起來的時候，他從車尾貨箱裡拿出一把刷子，打掃引擎蓋，車頂和擋風玻璃上厚厚的積雪。

　　他回到駕駛盤後面，掛上排檔，把車開上了大路。覆蓋一切的一層很厚的雪，就像一個墊子，他能夠聽見車輪壓過雪面的嘎扎聲。在看了一眼他前一天晚上商店快要上門時買的軍用地圖之後，他開上了通往里姆堡的道路。

　　十七

　　他沒有看到短暫而燦爛的黎明，在這之後，天空變得灰暗、陰沉。雲層下面，雪花在樹叢裡閃閃發光，一陣凜冽的寒風從群山中吹來。

　　道路蜿蜒向上，一出城就立即消失在一片林海裡，那是洛姆山森林。當他駛出城後，一路上的積雪幾乎是原封未動的；只有一組平行的車印，那是一小時前一個一早趕到科尼格斯坦去做禮拜的人留下的。密勒取道通往格拉斯許登的叉路，繞過高聳的斐爾德山的側面，開上了一條標明通往施密登村的公路。山的側面，風怒號著穿過松林，在塞滿了雪片的樹枝間，發出近似尖叫的聲響。

　　正是從這一片松樹和櫸樹的海洋裡，古老的日耳曼部落曾一度蜂湧而出，直到萊茵河邊才被凱撒擋住。後來，他們皈依了基督教，白天他們對耶穌許些空口的心願，而在夜晚卻懷念著古代的力量、欲望和權勢之神。在希特勒的魔棒下曾一度復活的，也正是這種在黑夜裡對尖叫著的無邊森林裡的祕密神祇頂禮膜拜的古代遺風。這一切，密勒當時並沒有費心去追念過。

　　在小心翼翼地又駕駛了二十分鐘之後，密勒重新查對了他的地圖，開始尋找從公路通向一所私人莊園的入口處。他找到了它，這是一個柵欄門，用鋼門扣扣著，在一邊有一塊告示牌，上面寫著：「私人房產，禁止入內。」

　　他沒有滅掉引擎，下了車，把門朝裡推開。

　　密勒進入這所莊園，沿著車道向前駛去。地上的雪沒有被觸動過。他保持著低速，因為雪的下面只是凍硬了的沙土。

　　在前面二百碼處，一棵粗大的橡樹的一根枝幹在夜裡被重達半噸的積雪壓斷在地下。枝幹斷落在右邊的灌木叢中，一些小枝椏躺在路上。它還帶倒了樹下的一根細細的黑色電線杆，正好橫在車道上。

　　他沒有下來搬動它，而是小心地向前駛去，前輪壓過電線杆時輕輕震了一下，然後後輪上又是一下。

　　越過障礙後，他朝著房子開去，到了一片開闊地。這裡有別墅，有花園，正面是一塊鋪著碎石的圓形路面。他把車停在大門前，下了車，按了按電鈴。

　　※※※

　　在密勒爬出汽車的同時，克勞斯．文策爾決定打電話給狼人。這個敖德薩的頭目顯得暴躁不安，因為他至今還沒有聽到他早該聽到的一輛賽車在奧斯納布呂克以南的高速公路上，顯然由於油箱爆裂而炸成碎片的消息。但是當他聽著電話線另一頭的那個人說話時，他的嘴巴收緊成一條又薄又直的線。

　　「你幹了些什麼？你這個笨蛋，你這個靠不住的、沒腦子的小白癡。如果那份檔案找不回來，你知道你會有什麼下場嗎？……」

　　克勞斯．文策爾獨自一人在奧斯納布呂克他的書房裡，聽完狼人通過電線傳來的最後幾句話，放下聽筒，回到他的書桌旁邊。他十分平靜。生活已經跟他開過兩次最壞的玩笑了：第一次是他的戰時產品全都倒進了湖裡，其次是一九四八年他的紙幣存款的報廢。現在是這次。他從最低層的抽屜裡拿出一支雖然舊卻管用的「魯格爾」牌手槍，把槍口放在嘴裡，開了火。把他腦袋打碎的這顆鉛彈可不是偽造的。

　　狼人坐著，幾乎是恐怖地盯住沒有聲息的電話機。他想到了過去他不得不為他們從克勞斯．文策爾那裡弄到護照的那些人，這些人全都是名列通緝名單，一旦抓到就要受審的。資料一暴露就會引起大量的告發，而這只能使本來已越來越不關心繼續追捕在逃黨衛軍成員問題的公眾，一下子重又關心起來，使搜捕活動重新開始──前景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但他的當務之急還是保護羅施曼，他知道羅施曼是名列在從文策爾那裡拿走的名單上的一個。他撥了三次電話，先叫法蘭克福地區，隨後撥小山上那幢房子的祕密號碼，但三次都聽到了占線聲。最後，他試圖通過話務員，話務員告訴他一定是電話線出了毛病。

　　他轉而掛通了奧斯納布呂克的霍亨索倫旅館，找到了正要離開那裡的麥肯遜。他用幾句話把剛發生的禍事和羅施曼的住處告訴了這個劊子手。

　　「看來你的炸彈並沒有爆炸，」他告訴麥肯遜說，「用你從來沒有開過的最快速度把車開到那裡去，」他說，「藏起你的車，不要離開羅施曼。那裡也有一個保鏢，叫奧斯卡。如果密勒帶著他到手的東西直接去警察那裡，我們就認了。但是如果他到羅施曼那裡去，那就抓他活口。逼出口供。我們一定要在他死之前弄清楚他用那些文件幹了些什麼。」

　　麥肯遜在電話亭裡看了看他的交通圖，計算了一下路程。

　　「我一點鐘準到那裡。」他說。

　　※※※

　　在第二聲鈴響時門打開了，一股暖流從門廳裡湧了出來。站在密勒面前的這個人顯然是從書房裡出來的，密勒能看到門廊盡頭書房的門敞著。

　　多年優裕的生活使這個一度是又瘦又高的黨衛軍軍官發胖了，他的臉上有著一種不是由於喝酒就是由於鄉間的空氣帶來的紅暈，頭髮沿邊已經發白。他看來是個中年人，屬於上層小康家庭，身體十分健康富態。儘管在細微處有些差別，這就是陶伯所曾見到並描述過的那張面孔。

　　這個人毫不熱情地打量了一下密勒，「什麼事？」他說。

　　密勒在答話前又待了有十秒鐘，演習好的那一套他全忘掉了。

　　「我叫密勒，」他說，「你叫愛德華．羅施曼。」

　　一提到這兩個名字，有什麼東西在他面前這個人的眼裡閃動了一下，但是堅強的控制能力使他臉上的肌肉一動不動。「真可笑，」他好容易才說道，「我從來沒有聽到過你說起的那個人。」

　　在表面鎮靜的背後，這個前黨衛軍軍官的心裡翻騰開了。一九四五年以來，在他的生活中有好幾次都是由於當機立斷才轉危為安的。他很熟悉密勒這個名字，並對幾個星期前和狼人的談話記憶猶新，他的第一個本能動作就是想把密勒關在門外。但是他跨進來了。

　　「就是你一個人在屋裡嗎？」密勒問。

　　「是的。」羅施曼老實地說。

　　「我們到你的書房裡去。」密勒直截了當地說。

　　羅施曼沒有反對，因為他明白眼下他不得不讓密勒待在屋裡，拖延時間，直到……

　　他轉過身，大步往門廊後面走去。密勒砰地一聲關上身後的大門，緊跟著羅施曼走進書房。這是一個舒適的房間，有一扇襯墊很厚的門，密勒進來後把門關上了。壁爐裡燃燒著木柴。

　　羅施曼在房間中央停了下來，轉身面向密勒。

　　「你的妻子在家嗎？」密勒問。

　　羅施曼搖搖頭，「她在週末出去看親戚去了。」他說。

　　這一點不假，前天晚上一個電話把她立即叫走了。她坐的是備用汽車，他們夫婦平時用的那輛汽車不巧正在車房裡修理。她應當今晚上回來。

　　羅施曼嘴裡沒有提到、翻騰不安的心裡卻老想著的，是他那大塊頭、剃光頭的司機兼保鏢奧斯卡，他在半小時以前騎著自行車到村裡報告電話出毛病的事去了。他知道他必須借談話把密勒絆住，直到這個傢伙回來。

　　當他轉身面向密勒的時候，一支手槍在這個年輕記者的右手握著，直指他的腹部。

　　羅施曼嚇壞了，但他用大叫大嚷掩飾了過去：「你拿著槍在我家裡威脅我？」

　　「那就叫警察吧，」密勒向書桌上的電話機點了點頭。

　　羅施曼沒有朝那兒挪步。

　　「我看你還是有點瘸，」密勒說，「矯形鞋差不多使它看不出了，不過還不徹底；在里米尼難民營裡開刀丟了腳趾頭，是在奧地利的田野裡流浪得了凍傷引起的，對嗎？」

　　羅施曼稍稍眯起眼睛，但他沒有開口。

　　「你明白，如果警察進來，他們會點破你的身分的，『經理先生』。面孔還是老樣子，胸部有槍傷，為了想搞掉黨衛軍的血型刺字而在左胳肢窩裡留下的疤痕，都沒錯。你真的想叫警察嗎？」

　　羅施曼長嘆一聲，吐出了肺裡的空氣，「你想要什麼，密勒？」

　　「坐下，」記者說，「不要靠近書桌，坐在這裡的扶手椅上，這樣我可以看著你。把手放在扶手上面，不要讓我得到開槍的藉口，因為，說真的，我是非常喜歡開槍的。」

　　羅施曼坐在扶手椅上，兩眼盯著槍。

　　密勒高高坐在書桌邊上，面對著他。「現在我們談談吧。」他說。

　　「談什麼？」

　　「談里加，談你在那裡屠殺掉的八萬人，男人、女人和小孩。」

　　看到他並不想開槍，羅施曼開始恢復鎮定，他的臉上又有了些血色。他把目光轉到他面前的青年人的臉上。

　　「那是扯謊，在里加從來沒有殺過八萬人。」

　　「七萬？還是六萬？」密勒問道，「你真以為問題的關鍵在於你到底殺死多少萬人這個標準數字嗎？」

　　「對，」羅施曼急切地說，「那不是關鍵──現在不是，過去也不是。瞧，年輕人，我不知道你為什麼來找我。但是我能猜得出來，有人在你腦子裡塞滿了一大堆關於所謂戰爭罪行之類的動聽的無稽之談。那都是胡扯，純粹是胡扯。你多大歲數？」

　　「二十九。」

　　「那你曾經在軍隊裡服過役了？」

　　「是的，我是戰後軍隊裡第一批國民軍人的一員，服過兩年役。」

　　「很好。那麼，你是懂得軍隊是怎麼回事的。一個人接到命令；他服從那些命令。他並不過問這些命令是對還是錯，你跟我一樣懂得這個道理。我過去所做的都是服從命令。」

　　「首先，你並不是一個士兵，」密勒平靜地說，「你是一個劊子手。說得更直率點，一個殺人犯，一個屠殺了大批人的殺人犯。因此不要把你自己同一個士兵相比。」

　　「胡說，」羅施曼認真地說，「那全是胡說。我們和別人一樣都是士兵，我們和別人一樣都服從命令。你們這些德國青年都是一個樣子，你們根本不想去了解那時是怎麼回事。」

　　「那你告訴我是怎麼回事？」

　　羅施曼在陳述他的論點時本來是往前傾著身子的，這時卻幾乎是自自在在地向後靠在椅背上，眼前的危險過去了。

　　「是怎麼回事？是統治世界。因為我們德國人是統治過世界的，我們曾經戰勝過他們能用來對付我們的任何軍隊。多年來他們看不起我們，看不起我們這些可憐的德國人；但是我們告訴了他們，是的，告訴了他們所有的人，我們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今天你們這些年輕人根本不理解一個德國人值得驕傲的是什麼。

　　「它在你心頭點起一團火焰。每當鼓聲隆隆軍號齊鳴，每當戰旗飛舞而我們整個民族都團結在一個人的身後時，我們就一定能夠向前進軍直到世界的盡頭。那實在是偉大，年輕的密勒，這種偉大是你們這一代人過去從未聽說將來也無從了解的。而我們這些黨衛軍過去是中流砥柱，現在仍然是。的確，他們現在在追捕我們，首先是盟軍，其次是波昂的那些無聊的老娘兒們。當然他們要打倒我們，因為他們想要打倒我們曾經代表過而現在仍在代表著的德國的偉大。

　　「他們說了一大堆關於那時發生在少數幾個集中營裡的無聊事情，而通情達理的人們早就把它忘掉了。他們這樣大驚小怪，只是因為我們當年不得不把歐洲從這堆猶太垃圾的臭氣中拯救出來，這些臭東西滲透進德國生活的每個角落，把我們跟他們一起拖進了泥沼。我跟你說，我們是不得不這樣做。假如那些混蛋英國佬和笨蛋美國佬不把他們的尖鼻子伸進來的話，在德國國家和德國民族的宏偉藍圖裡，那只是小事一樁。這個德國民族，血統是純的，理想也是純的，把統治世界作為他們的權利，不，我們的權利，密勒，我們的權利和我們的天職。你圖一時痛快，可以把那個東西指著我，但是我們是站在同一邊的，年輕人，雖然我們是兩代人，但是我們始終是站在同一邊的。因為我們都是德國人，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民。難道你能讓你對所有這一切的判斷──對於一度屬於德國、將來總有一天還會歸於德國的偉大，對於我們之間，我們所有德國人之間根本的團結，你能讓你對所有這一切的判斷，由於幾個倒楣的猶太人的遭遇而受到影響嗎？你這個可憐的、誤入迷途的小傻瓜，你能不能看到我們是站在同一邊的，你和我，同一邊，同樣的民族，同樣的天職？」

　　他不顧手槍，從椅子裡站了起來，在地毯上，從書桌到窗戶之間來回走著。

　　「你要關於我們的偉大的證據嗎？看看今天的德國。在一九四五年被搗得粉碎，徹底破壞，成了從東方來的野蠻人和西方的笨蛋們的犧牲品。而現在呢？德國又在復興，雖然是緩慢地，穩當地，還缺少我們當年能給予她的那種必要的紀律，但每年都在工業力量和經濟力量上有所增長。當然，還有軍事力量。總有一天，當我們徹底擺脫掉一九四五年盟軍影響的時候，我們將重新強大起來，和我們以前一個樣。這需要一段時間，需要一個新的領袖，但是理想將跟過去一個樣子，並且榮譽──是的，榮譽也將跟過去一個樣子。

　　「你知道完成這個大業需要什麼嗎？我願意告訴你，是的，我願意告訴你，年輕人，那是紀律和管理才能。嚴厲的紀律，越嚴越好，還有管理才能，我們的管理才能，除了勇敢之外，這是我們最優秀的品質。因為我們能夠管理事物，我們已經表現出這一點來了。看看所有這一切──你看到這些了嗎？這座房子，這個莊園，在魯爾那邊的工廠，我的，還有千百個和它相似的，以及其他成千成萬個工廠，每天都在生產著能量和力量，輪子每一次轉動都為德國的再次強大提供一盎司新的威力。

　　「你知道這一切都是誰做的嗎？你以為這一切都是那些成天為了幾個倒楣的猶太人而喋喋不休地說些無聊廢話的人做的嗎？你以為這一切都是那些企圖迫害優秀、忠誠、愛國的德國士兵的懦夫和賣國賊做的嗎？是我們做的，是我們把這種繁榮昌盛帶回給德國的，就是二三十年以前的我們這些人。」

　　他從窗口轉過身來面對著密勒，兩眼閃閃發光。但同時他也在估量著從他在地毯上踱到的最遠點到壁爐旁邊的鐵撥火棍之間的距離。密勒注意到他的目光所向。

　　「現在，你來到這裡，代表著年輕的一代，滿腦袋空想，只關心自己的事，把槍對著我。為什麼不想想德國，你自己的祖國，你自己的人民呢？你以為你是代表著人民前來追捕我的嗎？你以為這是他們，德國人民，所需要的嗎？」

　　密勒搖搖頭。「不，我不這麼認為。」他簡短地說。

　　「那麼，很好。假如你叫來警察，把我交給他們，他們可能錯誤地搞一次審判──我只說「可能」，因為甚至這點也是不能肯定的，時間過去這麼久了，所有親眼目睹的人散的散，死的死了。所以，放下你的槍回家去吧，回去好好讀讀那段時期的真實歷史，弄清楚那時候德國的偉大和今天由像我這樣的德國愛國者所建設起來的繁榮昌盛。」

　　密勒一直沉默地坐著聽他高談闊論，懷著驚訝和越來越大的厭惡心情觀察著他面前這個在地毯上踱來踱去的人，這個人正設法使他接受一種陳腐的意識形態。他想舉出他所了解的人以及千百萬其他人的許多許多實例，指出這些人都既不需要也不認為為了追求榮譽就得屠殺千百萬人。但是他表達不出來，每當需要的時候總是找不到詞兒。結果他只好坐著，瞪眼看著，直到羅施曼把話講完。

　　沉默了幾秒鐘後，密勒問道：「你曾經聽說過一個叫做陶伯的人嗎？」

　　「誰？」

　　「所羅門．陶伯。他也是一個德國人，一個德國猶太人。他從始至終都在里加。」

　　羅施曼聳了聳肩：「時間過去太久了，我記不得他。他是誰？」

　　「坐下來，」密勒說，「這段時間裡你就老實坐著。」

　　羅施曼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坐回扶手椅裡。由於他越發相信密勒不會開槍，心裡就一個勁地只管盤算如何能在密勒出去之前把他逮住的問題，哪裡顧得上一個微不足道的，死去多年的猶太人呢。

　　「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陶伯死在漢堡，他開煤氣自殺了。你在聽嗎？」

　　「是的，如果我必須聽的話。」

　　「他留下了一本日記。這是他的經歷的一份記錄，他碰到了些什麼事，你和其他人在里加和在別處對他幹了些什麼，但主要是在里加。他活下來了，回到了漢堡，他活了十八年，直到他確信你還活著並且再也不會被審判了。我拿到他的日記，它是我今天到這裡來找你這個換了新名字的人的起因。」

　　「一個死人的日記是不能作為憑證的。」羅施曼咆哮說。

　　「在法庭上是不能，但對我已經足夠了。」

　　「你真是為了一個死去的猶太人的日記才上這兒來找我的嗎？」

　　「不是，一點也不是。這裡有一頁日記我要你唸一唸。」

　　密勒翻到日記的某一頁，把它推到羅施曼的膝前，「拿起來，」他命令道，「高聲唸。」

　　羅施曼打開紙頁開始唸起來。那是陶伯敘述羅施曼殺害一個佩帶著橡樹葉騎士十字勳章的無名德國陸軍軍官的一段。

　　羅施曼讀完了這一段，抬頭望著。「那又怎麼樣呢？」他說，感到莫名其妙，「這個人打我。他不服從命令。我有權扣留那條船把犯人運回來。」

　　密勒把一張照片扔到羅施曼的膝上：「這是你殺死的那個人嗎？」

　　羅施曼看看照片，聳了聳肩：「我怎麼知道呢？已經過去二十年了。」

　　「咔喇」一聲，密勒用拇指扳下了保險，把槍對準了羅施曼的臉：「是不是這個人？」

　　羅施曼又看了看照片，「是的，就是這個人，那又怎麼樣呢？」

　　「他是我的父親。」密勒說。

　　就像拔掉了塞子似的，羅施曼臉上的血色一下子全跑光了。他張大了嘴，他的目光落在離他的臉只有二呎遠的槍身和緊握著它的那隻手上。

　　「噢，天哪！」他低聲說，「你根本不是為了猶太人到這裡來的。」

　　「不是的，我為他們感到難過，但不是那種難過。」

　　「可是從那本日記裡，你怎麼知道，你怎麼可能知道那個人就是你的父親呢？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姓名，寫日記的這個猶太人也不知道。你怎麼會知道的呢？」

　　「我的父親於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在奧斯特蘭被殺害，」密勒說，「二十年來這是我所知道的全部情況。後來我讀到了日記，同一個日子，同一個地點，兩個人有著同樣的軍階。最主要的是兩個人都佩戴著橡樹葉騎士十字勳章這種給戰場上的勇士的最高獎賞。並沒有授給很多人這樣的獎賞；授給陸軍上尉的就更只有極少數幾個。兩個相同軍階的軍官在同一天死在同一個地點，這是根本不可能的。」

　　羅施曼知道他所面對的這個人是任何雄辯也說服不了的。他好像中了邪似地盯住手槍：「你要殺死我。你千萬別那樣幹，別那樣冷酷無情。你可別那麼幹，我求求你，密勒，我不想死。」

　　密勒傾身向前，開始講話：「聽我說，你這堆讓人噁心的臭狗屎。我聽你說了一大通，你那些胡言亂語早就叫我倒胃口了，現在該聽我說了。同時我好打定主意是讓你死在這裡，還是把你送到監牢裡去了結你的殘生。

　　「你竟敢如此厚顏無恥地告訴我，你，所有的人中只有你，才是一個愛國的德國人。我會告訴你，你是個什麼東西。你和你那一夥過去是，現在還是從我們國家的陰溝裡爬到當權地位的最卑鄙的無賴。你們這些髒東西以一種我國歷史上從未見過的方式，玷辱了我的祖國達十二年。

　　「你們的所作所為使全體文明人類感到厭惡和憤慨，並留給我們這一代人一份可恥的遺產，使我們在以後的生活中將永遠無法擺脫。你們的整個一生都是在糟蹋德國。你們這些雜種壓榨德國和德國人民直到他們不能再為你們所用，然後看準時機，溜之大吉。你們把我們搞得敗落不堪──我指的不是轟炸造成的破壞，要沒有你們這一夥，德國哪能敗落到這種地步。

　　「你們過去連勇敢也是談不上的。你們是德意志或者奧地利前所未有的最可憎的懦夫。你們為了私利，出於瘋狂的權力欲，屠殺了千百萬人，然後你們逃跑了，讓我們去受苦受難。你們一見俄國人拔腳就逃，卻用絞刑和槍斃來強迫陸軍繼續打仗，然後你們就失蹤了，留給我們的則是去把骨灰盒領回來。

　　「即使我們可能忘掉你們對猶太人和別的人民的所作所為，我們也絕不能忘記你們一夥是像狗一樣逃的逃躲的躲。你還侈談什麼愛國主義，你根本就不懂得這個詞的意義。至於你竟敢把陸軍士兵和其他也是真正為了德國而戰鬥的人們稱之為『同志』，那簡直是該死的褻瀆。

　　「作為你所毫不掩飾地加以蔑視的年輕一代的德國人，我還要告訴你一點，今天我們所有的繁榮昌盛，那跟你們是毫不相干的。它來自那些成千成萬每天都在辛勤勞動的人們，而在他們的一生中是從來沒有謀害過任何人的。至於像你這類至今還可能混在我們中間的殺人犯，就我和我們這一代來說，我們寧可少繁榮一些，也非得把你們這些渣滓從我們周圍清除乾淨不可。順便說一句，這個日子對你來說已經不遠了。」

　　「你要殺死我啦。」羅施曼咕噥著。

　　「事實上，我並不。」密勒把手伸到背後將電話機拉到書桌上他坐著的地方，他眼睛不離開羅施曼，槍也對著他。

　　他從支架上拿起話筒，放在桌上，撥動號盤。撥完後，他拿起話筒。

　　「路德維希堡有個人要跟你談談。」他說。他把話筒放到耳邊，話筒裡一片沉寂。

　　他把話筒放回支架上，重新拿起來，聽聽有沒有撥號聲。沒有。

　　「你把它掐斷了嗎？」他問。

　　羅施曼搖了搖頭。

　　「聽著，假如你把電話掐斷了，我馬上就在這裡斃了你。」

　　「我沒有。說老實話，我今天早上沒有碰過電話機。」

　　密勒想起了那棵橡樹掉下來的枝幹和橫躺在通往這所房子的路上的電線杆。他輕聲地咒罵起來。

　　羅施曼微微地一笑。「可能是電線杆倒了，」他說，「你非得到村裡走一趟了。現在你想幹什麼？」

　　「我想一槍打穿了你，除非你照我的命令辦事，」密勒砰地一聲放下話筒。他從口袋裡拿出一副手銬，這是他想用來對付保鏢的。

　　他把手銬扔給羅施曼。「走到壁爐那邊去。」他命令道，並跟著羅施曼穿過房間。

　　「你要幹什麼？」

　　「我要把你銬在壁爐上，然後到村裡去打電話。」密勒說。

　　他在仔細查看壁爐四邊鍛鐵的裝飾物時，羅施曼把手銬丟到腳下。這個黨衛軍彎下腰去撿手銬，結果卻反而抓起一根沉重的撥火棍惡狠狠地朝密勒的膝蓋骨打去。密勒幾乎冷不防遭了毒手，他及時地向後退了一步，撥火棍一掃而過，而羅施曼也失掉了平衡。

　　密勒走上前來，用槍柄猛地打了一下低著的腦袋，又退了一步，「再動一動我就打死你。」他說。

　　羅施曼直起身子，由於腦袋挨了一擊而直往後縮。

　　「把手銬的一頭套在你的右腕上。」密勒命令道，羅施曼照做了。「瞧見你面前和你的頭一般高的那個葡萄葉形狀的裝飾嗎？它旁邊有一根枝子從鐵架上伸出來又和它連在一起。把手銬的另一頭鎖在那上面。」

　　當羅施曼把第二個銬圈鎖好後，密勒走過來把爐具和撥火棍等踢到搆不著的地方。他用槍頂著羅施曼的外套，搜了他的身，又把這個鎖著的人的周圍清理了一下，把所有能用來打破窗戶的東西都挪開了。

　　※※※

　　在外面的車道上，那個叫奧斯卡的傢伙騎著自行車朝大門而來，讓他去報告電話線壞了的差使完成了。一看到「美洲虎」，他驚奇地停了下來，因為他的主子在他出去之前曾向他保證不會有人來的。

　　他把自行車靠在房子一邊，悄悄地從大門走進去。他躊躇不決地站在門廊裡，襯墊很厚的書房門使他聽不到裡面的任何聲音，而裡面的人也一點聽不到他的響動。

　　密勒最後環顧了一下周圍，滿意了。「告訴你，」他對瞪著眼的羅施曼說，「你就是設法把我打倒了，你也不會撈到什麼好處。現在是十一點，要是我中午不回去也不打電話，我的夥伴就會把我留下的關於你們的全套證明資料投到郵筒裡寄給當局。現在我要到村裡去打電話，二十分鐘後我就回來。就是有鋼鋸，你二十分鐘內也走不了。我回來後三十分鐘，警察就會來的。」

　　聽了他的話，羅施曼的希望又重新閃現了。他明白他唯一剩下的一個機會，就是等奧斯卡回來抓住密勒，強迫他在把文件投到郵筒裡之前，到村裡按他們的要求打電話。

　　密勒拉開書房另一頭的門，邁步向外走去。他發現眼前站著一個穿高領絨衣的比他整整高出一頭的大漢。羅施曼從爐邊他站著的地方認出了奧斯卡，他拚命地喊道：「抓住他。」

　　密勒退回書房，急忙拔出他已放回口袋裡的手槍。他太慢了。奧斯卡用左手反手一擊，打掉了他手中的槍，手槍飛到房間的另一頭去了。這時，奧斯卡聽到他主子喊叫：「揍他。」他用右手砰的一聲打在密勒的下巴上。記者的體重有一百七十磅，但是這一擊打得他腳離地面，向後倒去。他的雙腳絆在一個矮矮的報架上，隨後，他的頭又砰的一聲碰在一個紅木書櫃的角上。就像一個破布做的洋娃娃被揉碎了似的，他的身體滑倒在地毯上滾到了一旁。

　　奧斯卡看到了他的主子被銬在壁爐上的這副呆像，而羅施曼則凝視著密勒的一動不動的身體，從腦勺上流出來的一小股鮮血直淌到地板上。有好幾秒鐘時間誰也沒有吭聲。

　　「你這個笨蛋。」當羅施曼弄明白發生了什麼事的時候，他嚷嚷道。奧斯卡不知所措地看著他。「到這兒來。」

　　這個龐然大物笨重地走到房間另一頭，站在他的面前聽候吩咐。

　　羅施曼很快地想了想。「想法弄掉我的手銬，」他命令道，「利用這些爐具。」

　　但是這些爐具是在工匠們總是希望他們的產品能經久耐用的那些日子裡鍛造出來的。奧斯卡努力的結果是一根捲作一團的撥火棍和一副七扭八歪的火鉗子。

　　「把他弄到這兒來。」他最後對奧斯卡說。奧斯卡把密勒抱了起來，羅施曼看了看記者的眼底，摸了摸他的脈搏。

　　「他還有口氣，可是手腳冰涼了，」他說，「必須在一小時之內給他找來一個醫生。給我鉛筆和紙。」

　　他用左手潦草地在紙上寫了兩個電話號碼，這時奧斯卡從樓梯底下的工具箱裡拿來了一個鋼鋸條。他一回來，羅施曼就把紙交給他。

　　「盡快趕到村裡去，」他告訴奧斯卡，「撥這個紐倫堡號碼，告訴接電話的人發生了什麼事。撥這個本地號碼，讓醫生立即到這裡來。明白了嗎？告訴他在這裡有急診。快去吧。」

　　奧斯卡跑出房去時，羅施曼又看了看鐘，十點五十分。如果奧斯卡能在十一點到村裡，他和醫生能在十一點十五分回來，他們就可能及時弄醒密勒，讓他打電話把同夥擋住，即使是用槍口逼著醫生工作也得幹。羅施曼開始急急忙忙地鋸手銬。

　　奧斯卡在門口抓起他的自行車，接著又停下來，看了一眼停在那裡的「美洲虎」。他通過車窗望進去，看見鑰匙插在發火裝置裡。他的主子曾經囑咐他要趕快，因此他放下自行車，爬到駕駛盤後面，發動起來。當他把賽車從前院開上車道時，碎石四散迸飛，形成一道寬闊的弧形。

　　他掛上三檔，在滑溜的路面上能開多快就開多快，直到撞上橫在路上被雪蓋住了的電線杆。

　　羅施曼一直在鋸連接兩個銬圈的鏈條，松樹林裡的一聲爆裂的巨響使他停了下來。他死勁靠向一邊，使自己能從落地長窗裡望出去，雖然看不見汽車和車道，但至少天空中飄蕩著的煙霧能使他明白過來，外面是炸掉了一輛汽車。他想起了他曾得到保證說密勒已被處於監視之下。但是密勒就趴在離他只有幾呎遠的地毯上，他的保鏢卻無疑已經死了，而時間仍在毫不留情地向前流逝。他把頭靠在壁爐邊上冰冷的金屬上，閉上了眼睛。

　　「看來是完了。」他平靜地小聲說著。過了幾秒鐘，他又鋸起來。花了一個多小時，這副用特別堅硬的鋼做成的軍用手銬才在已經變鈍的鋼鋸條下豁然分開。當他只是在右腕上帶著銬、而能自由舉步的時候，時鐘敲響了十二下。

　　假如他有時間，他或許會停下來踢一踢地毯上的人體，但是他太匆忙了。從牆上的保險櫃裡，他拿出一張護照和幾大捆新的、高面額的鈔票。二十分鐘後，他帶著裝有這些東西和幾件衣服的皮包，騎上自行車，繞過「美洲虎」的殘骸和趴在雪地上仍在冒著煙的屍體，掠過一片燒焦、斷裂的松樹，直奔村子而去。

　　他從那裡叫了一輛計程車把他載到法蘭克福國際機場。他走到詢問處問道：「從這裡到阿根廷的下一班飛機什麼時候起飛──最好是在一個小時之內的？如果沒有，去馬德里。」

　　十八

　　麥肯遜的「賓士」駛下鄉間公路拐進莊園大門的時候，是一點過十分。在駛向房子的半道上，他發現路被堵死了。

　　那輛「美洲虎」顯然是從內部炸裂的。但它的輪子並沒有離開路面，車子還是豎立著，斜向一邊，橫亙在車道上。

　　頭部和尾部仍由構成底盤的粗大鋼梁連接在一起，可以辨認出是一輛車子的頭尾。但中部，包括座廂，則從底到蓋全炸飛了。這部分的碎片四散在殘骸周圍的地面上。

　　麥肯遜面帶獰笑，察看著殘架。他走向二十尺開外的一堆燒焦了的衣服和衣服裡裹著的東西，屍體的大小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蹲下來看了幾分鐘，然後又站起來，順著車道輕快地跑到房子跟前。

　　他不去按大門的門鈴，而是試了試門把。門開了，他走進門廊。他側耳傾聽了幾秒鐘，屏息而待，就像一頭猛獸蹲在一個水坑旁邊，察覺到周圍會有危險似的。到處靜悄悄的。

　　他伸手到左肋下，掏出一支長把「魯格爾」牌自動手槍，打開保險，開始去推開通向內室的門。

　　第一扇門是通向餐室，另一扇是通向書房。雖然他一下子就看見了爐邊地毯上的人體，但他仍站定在半開的門旁，先掃視了一番房間裡其他的東西。他知道有兩個夥計中過這種計，送了命：放在明處的誘餌和藏在暗處的伏兵。他進房之前，先從上下門鏈之間的隙縫裡看清了門後確實沒有藏人，才跨步進去。

　　密勒仰面朝天，躺在地上，頭歪向一邊。麥肯遜盯著那張死白的臉看了幾秒鐘，然後俯下身去聽了聽他微弱的呼吸。後腦勺上已發乾的血跡使他大致明白了這兒發生的事情。

　　他花了十分鐘把房子粗粗搜索了一遍，在主人的臥室裡發現抽屜是開著的，浴室裡刮臉用具沒有了。他回到書房裡，朝牆上那個張著大口的空空如也的保險櫃瞥了一眼，然後坐到書桌旁，拿起了電話。

　　他坐在那裡靜聽了一會兒，輕聲罵了一句，把話筒放回到原處。他毫不費力地就找到了樓梯底下的工具箱，因為櫃門一直是敞著的。他拿了他需要的東西，又返回書房查看了一下密勒的情況，從落地長窗走出房子，回到了車道上。

　　他幾乎花了一個小時才找到了電話線的斷頭，從糾結成團的樹叢裡扯出來重新接上。他對自己的手藝感到滿意後，便又返回房裡，坐到書桌旁去撥電話。他聽到撥號聲，便給他在紐倫堡的上司掛通了電話。

　　他原想狼人會急於聽他的回話的，沒料到從電話線那頭傳來的聲音卻是懶洋洋的，半心半意的。他像個盡職的軍士那樣報告了他的發現；汽車，保鏢的屍體，還鎖牢在爐邊裝飾物上的半副手銬，地毯上已磨鈍的鋼鋸條，地板上已失去知覺的密勒。最後，他說到已失蹤的房子主人。

　　「他沒有帶走多少東西，長官，除了牙具，可能從開著的保險櫃裡拿走了些錢。我可以把這兒整頓好；他想回來就可以回來。」

　　「不，他不會回來了，」狼人告訴他說，「就在你來電話之前，我剛放下電話。他從法蘭克福飛機場給我打的電話。他已經訂妥去馬德里的機票，十分鐘內就起飛。今天晚上和布宜諾斯艾利斯連繫一下……」

　　「沒有必要，」麥肯遜反對說，「我會讓密勒開口的，我們能找到他藏資料的地方。汽車的殘骸裡沒有文件包，他身上也沒有，只是書房的地板上扔著一本日記之類的東西。不過他的其他資料肯定是在某個不太遠的地方。」

　　「夠遠的了。」狼人回答說，「在郵筒裡吶。」

　　他有氣無力地把密勒從造假證件的人那裡偷了些什麼，以及羅施曼剛才從法蘭克福打來的電話裡告訴他的事情一一轉告了麥肯遜。「明天早上，那些資料就會落到當局手裡，最遲也不超過星期二。到那時候，所有上了名單的人就沒剩下多少時間了。這包括你所在的那所房子的主人羅施曼，還有我。我這一早上都在忙著給一切有關人等發出警告，要他們二十四小時之內離開這個國家。」

　　「那麼我們該往哪兒去呢？」麥肯遜問道。

　　「你糊塗了，」他的上司回答說，「你不在那張名單上。我在，所以我得走。你回你的住所去，等我的後任來找你接關係。至於其他，全都完了。火神已經跑了，不會回來了，他一走，他的整個行動就要完蛋，除非能來個新人把計劃接過去。」

　　「什麼火神？什麼計劃？」

　　「好在已經完蛋了，也可以讓你知道了。火神是羅施曼的名字，就是你要加以保護不讓密勒抓到的那個人……」狼人把羅施曼其人為什麼如此重要，為什麼他在執行計劃方面所擔任的角色和計劃本身是無法代替的原委，簡略地告訴了他的劊子手。

　　他說完後，麥肯遜輕輕地吹了一聲口哨，把眼光轉到房間那頭彼得．密勒的身體上。「那個小子真是給誰都添了麻煩啦。」他說。

　　狼人似乎精神重又振作起來，他的聲音多少恢復了過去的威勢：「同志，你必須把那兒清理乾淨。你還記得你過去使用過一次的那個處理小組嗎？」

　　「記得，我知道他們在哪兒。他們離這兒不遠。」

　　「給他們打電話，把他們叫來。讓他們把現場搞得不留一點痕跡。今天晚上晚些時候那人的老婆肯定會回來，絕不能讓她知道發生過什麼事情。懂嗎？」

　　「一切照辦。」麥肯遜說。

　　「然後你就躲起來。還有一件事，你走之前，結果了那個雜種密勒，斬草除根。」

　　麥肯遜瞟了一下不省人事的記者。「欣然從命。」他咬牙切齒地說。

　　「那就再見，一切順利。」

　　電話斷了。麥肯遜放回話筒，掏出一本通訊錄，翻了翻，撥了一個號碼。他向接電話的人作了自我介紹，並且把對方上次因「同志情誼」而效過的勞重提了一番。他告訴他該到哪兒去和他將看到些什麼。

　　「車子和車旁的屍體要扔到一條山路外側的深谷裡去。多多的澆上汽油，狠狠燒一通，讓人根本無法辨認那個屍體──你搜空他的口袋，把什麼都拿走，包括他的錶。」

　　「明白了，」話筒裡的聲音說，「我帶著拖車和絞盤去。」

　　「還有一件事，這房子的書房裡地板上還有一具屍體和一塊帶血的爐邊地毯，全給我弄掉。別放在汽車裡，扔進湖裡，一沉到底。多加重量，不露痕跡。辦得到嗎？」

　　「沒問題。我們五點鐘到那兒，七點走。我不想在大白天運送這類貨物。」

　　「好，」麥肯遜說，「那我就走了，不等你們了。你會找到我說的那些東西的。」

　　他掛上電話，輕手輕腳地離開書桌走到密勒跟前。他掏出他的「魯格爾」，儘管他知道子彈早已上膛，卻仍機械地檢查了一下槍栓。

　　「你這小雜種。」他皺起眉頭，伸直胳臂，把槍口對準地上的身體，罵了一句。

　　多少年來，麥肯遜就像一隻食肉猛獸似的多次把別人（包括他的受害者和他的同夥）扔到驗屍官的解剖臺上，自己卻倖存了下來。這種生活經歷使他具有豹子般的靈敏感覺。他並沒有看到從敞著的落地長窗投在地毯上的黑影，他感覺到了它，立即轉過身來，準備開火。但來人是赤手空拳的。

　　「你他媽的是誰？」麥肯遜咆哮說，槍口始終對準著他。

　　那人站在落地長窗裡，穿的是摩托車手的外套，裹著黑色皮綁腿。他左手拿著他的玻璃防護頭盔，用手指攥住窄窄的帽簷，蓋在自己的肚子上。他對麥肯遜腳邊的人體和他手裡的槍瞟了一眼。

　　「我是奉命而來的。」他平靜地說道。

　　「誰的命？」麥肯遜說。

　　「火神，」那人回答說，「我的同志，羅施曼。」

　　麥肯遜哼了一聲，放下了槍，「嗯，他已經走了。」

　　「走了？」

　　「逃跑的，去南美，整個計劃全垮了。都是這個小雜種記者幫的忙。」他猛然用槍把指了指密勒。

　　「你正要結果他嗎？」那人問。

　　「當然。他把計劃破壞了，揭了羅施曼的底，把情報寄給了警察局，還附帶了一大堆其他資料。你如果也是入了那個檔案的，你也速走為好。」

　　「什麼檔案？」

　　「敖德薩檔案。」

　　「我沒有。」那人說。

　　「我也沒有，」麥肯遜咆哮說，「但狼人是上了名單的，他的命令是我們在離開之前要把這個傢伙結果掉。」

　　「狼人？」

　　麥肯遜心裡開始稍稍有所警覺。他剛聽說這個火神計劃在德國是除了狼人和他自己以外再無別人知曉的。其餘的知情者則都在南美，而他以為這個不速之客就是從南美來的。

　　但是這麼一個人就該知道狼人啊。他稍稍眯起了眼睛。

　　「你是從布宜諾斯艾利斯來的嗎？」他問道。

　　「不。」

　　「那又是從哪兒來的？」

　　「耶路撒冷。」

　　麥肯遜花了半秒鐘時間才意識到了這個地名的含義，然後他才舉起他的「魯格爾」準備射擊。半秒鐘的時間可不短，足夠送掉一條性命了。

　　自動手槍一發火，防護頭盔內層的泡沫橡膠就燒焦了。但緊接著一顆九毫米的帕拉勃倫自動手槍子彈就穿過纖維玻璃，打在麥肯遜的胸骨上，那勁頭就像挨騾子踢了一腳似的。防護頭盔跌落在地上，露出了諜報員的右手，在一片藍色的煙霧中，自動手槍又開火了。

　　麥肯遜是個彪形大漢，健壯如牛。如果不是第二顆子彈打進了他右眉上兩指寬的地方，使他再無法瞄準的話，他儘管胸部已經中彈，也還會還擊的。這第二顆子彈送了他的命。

　　※※※

　　星期一下午，密勒在法蘭克福陸軍醫院的一間單人病房裡醒了過來。他躺了半個小時，慢慢地意識到他頭上包著繃帶，像有兩個炮隊在開炮。他發現有一個電鈴，便按了一下，但是護士進來告訴他說，他必須靜臥，因為他受了嚴重腦震盪。

　　於是他就躺著一點一點地回憶昨天的事情。但截止在上午十點左右，便不知下文了。他迷糊了一會兒，醒來時天已經黑了，有一個男人坐在他的床邊，臉上帶著微笑。

　　密勒直瞪瞪地看著他，「我不認識你。」他說。

　　「可是我認識你。」來訪者說道。

　　密勒想了想，「我見過你，」最後他說，「你那天在奧斯特爾的家裡，還有里昂和莫迪。」

　　「說得對。此外你還記得什麼？」

　　「幾乎全都記得，我慢慢想起來了……」

　　「關於羅施曼呢？」

　　「記得。我跟他談了話，我要去報警。」

　　「羅施曼跑了，逃回南美去了。整個事件已成過去，圓滿結束。你懂嗎？」

　　密勒緩慢地搖搖頭：「還沒有。我得到了一個絕好的新聞故事，我要把它寫出來。」

　　來客的笑容消失了。他俯下身子：「聽著，密勒。你是個混帳的客串間諜，你那條命是撿來的。你甭想再寫什麼了。首先，你根本就沒有什麼可寫。我拿到了陶伯的日記，我要把它帶回去，物歸原處嘛。昨天晚上我讀了它。你的外套口袋裡有一張陸軍上尉的照片，是你父親？」

　　密勒點點頭。

　　「那麼說，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這個了？」那個諜報員問道。

　　「是的。」

　　「嗯，我有點兒感到抱歉，我的意思是指你父親的事。我從來沒有想到我會對一個德國人說這句話的。再說那個檔案，那是怎麼回事？」

　　密勒告訴了他。

　　「那你他媽的為什麼不能交給我們呢？你是個忘恩負義的人。我們費了好大周折才幫你打了進去，而你拿到東西之後卻又交給了你的同胞。我們本來可以充分發揮那個情報的作用的。」

　　「我當時不得不把它送出去，通過西吉。那就是說，郵寄。你們真行，始終也沒有讓我知道里昂的地址。」

　　約瑟夫點點頭：「沒什麼。但是不管怎麼樣，你還是無可報導的。你沒有任何證據，日記沒有了，檔案沒有了，唯一剩下的是你個人的看法。你如果一定要饒舌，誰也不會相信你，除了敖德薩。他們倒會來找上你的。再不然，他們也許會搞掉西吉或者你的母親。他們心狠手毒，記得嗎？」

　　密勒思索了一會兒，「我的車子怎麼樣啦？」

　　「你還不知道呢，我忘了說啦。」

　　約瑟夫把車裡暗藏了炸彈和如何爆炸的經過告訴了密勒。「我跟你說過他們心狠手毒。車子已經發現，在一個峽谷裡燒毀了。車子裡的屍體已無法辨認，但不是你的。關於你的說法是，你被一個要求搭車的人攔住了，他用一根鐵棍把你打昏，自己開車走了。醫院方面將證實，你是讓一個過路的摩托車手發現倒在路旁，便叫來救護車把你送進醫院的。

　　「他們再也認不出我了。當時我是戴著帽盔的護目鏡的。這是正式的說法，以後就維持這個說法。為保險起見，我兩小時前給德國的報館打了電話，用醫院的名義把上述說法告訴了他們。說你是碰上了劫車賊，而那傢伙後來翻了車，送了命。」

　　約瑟夫站起身來準備告辭。他朝下看了看密勒，「你是個走運的混小子，雖然你自己還蒙在鼓裡吶。昨天中午我接到你的女朋友可能是照你的佈置傳給我的口信，我發了狂似地駕車飛奔，只用兩個半小時就從慕尼黑趕到了那座山上的房子，那正是你快送命的當口，他們派了個傢伙來正打算殺死你呢，我設法及時制住了他。」

　　他轉過身去，伸手抓住門把：「照我說的辦吧。要求保險公司賠償汽車，換輛「大眾」回漢堡去，跟西吉結婚、生孩子，老老實實當你的記者，別再捲進職業間諜圈裡去。」

　　他走後半小時，護士推門進來。「有你的電話。」她說。

　　那是西吉，在電話裡又哭又笑的。她接到了一個匿名電話，告訴她彼得在法蘭克福陸軍醫院。「我這會兒就上你那兒去。」她說完，掛上了電話。

　　電話鈴又響了。「是密勒嗎？我是霍夫曼。我剛在電訊稿上看到你那一段。你腦袋上挨了一下，沒事吧？」

　　「我很好，霍夫曼先生。」密勒說。

　　「太好啦。什麼時候能上班？」

　　「要不了幾天。怎麼啦？」

　　「我有個材料，正合你的路子。德國有好些有闊爸爸的大姑娘去山裡滑雪，讓那些年輕漂亮的滑雪教練員搞上了。巴伐利亞有一家私人診所就專替她們遮醜，要價很高，保證不讓她們的爸爸知道。看來有些個傳了種的混小子還從診所要了回扣。事情不大不小，雪地情史，山野狂歡。你什麼時候能動手？」

　　密勒想了想：「下禮拜。」

　　「好極了。還有，你原先搞的那個，追蹤納粹分子，找到那個傢伙了嗎？有啥可寫的嗎？」

　　「沒有，霍夫曼先生，」密勒慢吞吞地說，「沒啥可寫的。」

　　「真沒有想到。快養好身體，漢堡再見。」

　　約瑟夫的飛機從法蘭克福取道倫敦，在星期四傍晚暮色四合的時候降落在特拉維夫的洛德機場。從考莫倫特簽發電報的那位陸軍上校派了兩個人乘車去機場把他接回總部去作匯報。他倆一直談到將近凌晨兩點，一個速記員記下了全部談話。談完後，上校靠在椅背上面帶微笑，給他的部下敬了一支菸。

　　「幹得不錯，」他簡單地說，「我們給工廠提了警告，報告了當地政府──當然都是匿名的。研究部門的設備要拆除，我們要設法做到這一點，哪怕德國當局不協助。不過他們會協助的。那些科學家顯然並不知道他們是在為誰工作。

　　「我們將完全以私人身分同他們接觸，他們大半會同意銷毀他們的資料。他們懂得如果事情鬧開了，今天德國的輿論是親以色列的；他們將在實業界得到別的職位，並且守口如瓶。波昂也會守口如瓶，而我們也是如此。密勒怎麼樣？」

　　「他也會如此。那些火箭怎麼樣了？」

　　上校噴了一口煙，凝視著窗外夜空中的星星，「照我看，它們這下是永遠飛不起來了。納賽爾必須最遲到六七年夏天作好一切準備，而如果那個火神工廠裡的研究工作垮了臺，他們就絕無可能另搞一次行動，以便在六七年夏天以前把遙控系統及時地裝上火箭了。」

　　「那麼說，危險已經過去了。」諜報員說。

　　上校微笑著，「危險永遠不會過去，它只是變了方式。這個特定的危險也許過去了，整個危險仍在發展。我們接著還得再幹一仗，也許那以後還得幹，直到一切告終。不管怎麼說，你肯定是累了，你現在可以回家了。」

　　他拉開一個抽屜，取出一個裝著私人用品的塑膠袋，而諜報員則把他的偽造的德國護照、紙幣，皮夾和鑰匙放在桌子上。他到旁邊一個房間裡去換了衣服，把那些德國服裝交還給他的上司。

　　上校站在門口用讚許的眼光把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然後同他握了握手：「歡迎你回來，烏里．本．曉爾少校。」

　　諜報員恢復了自己本來身分後，感到舒服多了。他是在一九四七年剛到以色列後在帕爾馬赫入伍時取得這個身分的。他乘一輛計程車回到他在郊區的住所，用他剛同其他個人用品一起領回的鑰匙打開了房門。

　　在黑洞洞的臥室裡，他可以辨認出里芙卡──他的妻子──的酣睡著的身體，薄薄的毯子隨著她的呼吸起伏著。他摸進孩子們的房間，看了看他的兩個孩子：六歲的希洛莫和兩歲的杜夫。

　　他多麼想爬上床去倚偎著他的妻子睡上幾天啊，但是他還有一件事情要做呢。他放下他的提包，輕手輕腳地脫掉了衣服，甚至內衣和襪子都一起脫光。他從衣櫃裡取出乾淨的衣服換上。里芙卡睡夢正酣，毫無所知。

　　他從壁櫥裡取出他的軍褲，它還是像他往常回家來時那樣洗得乾乾淨淨，熨得筆挺。他套上發亮的黑牛皮靴，繫好帶子。他的嗶嘰襯衫和領帶照舊放在原處，襯衫上的摺縫熨得筆直。他在襯衫外面罩上他的軍外套，外套上唯一的飾物就是作為傘兵軍官標誌的閃閃發亮的鋼翼和他在西奈和在越境突擊戰鬥中贏得的五條戰功綬帶。

　　最後一件東西就是他的紅色貝雷帽。他穿戴齊整後，又拿了幾件東西塞在一個小包裡。這時東方已經泛白，他走出房子，發現他的小汽車仍然停放在他一個月前臨走時停放的公寓大樓前的老地方。

　　雖然今天還只是二月二十六日，離最後一個冬月的結束還有三天，但空氣已經回暖，預示了一個燦爛春天的徵兆。

　　他向東行駛，出了特拉維夫，直奔耶路撒冷。他很喜歡這種黎明時的謐靜，這種安寧、清新的氣氛永遠使他感到非常美妙。在沙漠裡執行巡邏任務期間，他看到過千百次這種景象──涼爽而美麗的日出奇景開始了酷熱的一天，有時則是戰鬥和死亡的一天。這是一天裡最美好的時刻。

　　道路穿過海濱平原上平坦富饒的田野，伸向猶太的赭色山崗，途中經過蘇醒中的臘姆拉村。過了臘姆拉，在當時情況下就要繞道拉脫隆．沙令特，多走五哩路以便繞開約旦部隊的前沿陣地。在他的左側，他可以看到阿拉伯軍團的早炊升起的輕盈盈的藍煙。

　　在阿布．谷希村裡，有幾個阿拉伯人在放哨警戒。而當他爬上離耶路撒冷最近的一個山崗時，太陽已經照亮了東方地平線，使那座被分割的城市中阿拉伯區裡的岩石圓頂顯得光彩奪目。

　　他把車子停放在離他目的地四分之一哩的地方，然後順著大街走向雅德．伐歇姆靈廟。大街兩旁聳立著為紀念前來助戰陣亡的非猶太人而種植的樹木，而在靈廟的巨大銅門後面，則是在大屠殺中犧牲的他的六百萬猶太同胞的神龕。

　　上了年紀的看門人告訴他說，時間太早，還不到開放的時候。但他說明了他的要求之後，看門人就放他進去了。他步入紀念堂，向四周掃視了一眼。他曾為他自己的家庭祈禱而來過這裡，但這座用巨大的灰色花崗石砌成的廳堂仍使他感到肅穆逼人。

　　他趨步向前，在欄杆旁凝視著用黑色的希伯萊字母和羅馬字母銘刻在灰色石頭地板上的名字。靈堂內昏暗無光，只有長明燈的火焰在淺底的黑色碗缽上閃閃跳動。

　　他憑藉這點光亮，可以看見地板上成排成排的地名，奧斯威辛，特來勃林卡、貝爾森、拉芬斯布呂克、布痕瓦爾德……地名多得數不過來，但他找到了他要找的那一個：里加。

　　他不必再戴上祈禱帽，因為他仍然戴著他的紅色貝雷帽，而這就可以了。他從他的小包裡拿出一條鑲有緣飾的絲圍巾，即所謂祈禱巾，也就是密勒曾在阿爾托納區的老頭的衣物裡發現過而不明白是幹什麼用的那種圍巾。他把它圍在肩膀上。

　　他又從小包裡拿出一本祈禱書，翻到所需要的那一頁。

　　他走到把靈堂分成兩半的一排黃銅欄杆旁邊，用一隻手抓住欄杆，眼睛凝視著欄杆一側正對著他的長明燈火。因為他不是一個教徒，所以他在唸那些已有五千年歷史的禱文時需要不時翻閱他的祈禱書。

　　就這樣，在所羅門．陶伯的靈魂在里加死去後二十一年，終於由一個以色列陸軍傘兵部隊的少校站在聖地的一座山崗上為它誦經超度。

　　如果這個世界上的事情最後都能一一得到明確交代，那是再好不過的了。不過這是非常罕見的。人們繼續生活下去，或生或死，何時何地，各有定數。就所能訪知的，各主要人物的遭際有如下述。

　　彼得．密勒回家結了婚，專門從事報導那些茶餘酒後足為談資的東西。到一九七〇年夏天時，西吉已懷上第三個孩子。

　　敖德薩的人潰散了。愛德華．羅施曼的妻子回了家，後來接到她丈夫的來電，說他在阿根廷，她拒絕前往。一九六六年夏，她照老地址（吉巴爾別墅）給他寫信，要求在阿根廷法院辦理離婚手續。

　　信被轉到了他的新地址。她收到一封回信，表示同意她的要求，但指定要在德國法院辦理，並附來了一個同意離婚的法律文件。她在一九六六年獲准離婚。她仍住在德國，但恢復了她結婚前的姓氏繆勒，而這個姓在德國是成千上萬多如牛毛。羅施曼的第一個妻子海拉仍住在奧地利。

　　狼人和他在阿根廷的怒火萬丈的上司終於言歸於好。他變賣了私產，跑到西班牙的福爾門特拉島買了一座小小的莊園定居下來。

　　收音機工廠則關門大吉。為海爾旺的火箭製造遙控系統的科學家們都在實業界或學術界找到了工作，但他們一直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為羅施曼執行的計劃則徹底垮臺了。

　　安裝在海爾旺的火箭永遠也未能起飛。火箭的燃料、點火系統俱已準備就緒，彈頭已投入生產。對彈頭的真實存在也許抱有懷疑的人，不妨去查閱一下奧托．約克來克教授在瑞士巴塞爾省法院於一九六三年六月十日至二十六日審理約瑟夫．本．加爾一案時所作的證詞。四十枚預製的火箭由於得不到導向它們在以色列的目標時所必需的電子系統，一直被擱置在海爾旺的已被廢棄的工廠裡，在六日戰爭期間讓轟炸機炸個一乾二淨。而在此以前，那些德國科學家已經灰溜溜地返回德國了。

　　克勞斯．文策爾的檔案落進政府當局之手後，敖德薩的一大批陰謀計劃便全部垮臺。開端良好的一年，卻給他們帶來了災難性的結尾。難怪在多年之後，路德維希堡的Ｚ委員會的那位律師兼調查員可以宣稱說：「一九六四年對我們來說是個好年頭，不錯，是個極好的年頭。」

　　一九六四年末，為這一系列揭露深感震驚的艾哈德總理，向國內外頒發了一個公告，呼籲一切知道受通緝的黨衛軍罪犯下落的人向政府當局出首告發。反應是強烈的，路德維希堡的人員在工作上得到了巨大的幫助，這種幫助延續了好幾年之久。

　　至於說到在德國─以色列武器交易的幕後的政界人物；德國的阿登納總理退居到他在欒道夫的別墅裡，這座別墅俯臨他所熱愛的萊茵河，離波昂也很近。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他在那裡去世了。以色列總理戴維．本．古里安繼續在議會裡擔任議員，直到一九七〇年才宣布退休，回到了他在西得．布克爾農場的老家。他的住宅座落在尼格夫的褐色山丘的深處，處在從比爾希巴到埃拉特的路線上。他非常好客，興致勃勃，無所不談，但就是隻字不提海爾旺的火箭和對參與其事的德國科學家施行報復一事。

　　至於參與這一事件的祕密機構人員：阿密特將軍繼續擔任首腦職務，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他肩負重任，保證他的國家能及時獲得六日戰爭所需的尖端情報。歷史證明他做得成績斐然。

　　他退休後擔任了以色列的勞工所有的柯爾工業公司的主席兼總經理。他仍然過著非常儉省的生活，他的迷人的妻子約娜一如既往地拒絕雇傭女僕，親身操持全部家務。

　　他的繼任者是茨維．柴米爾將軍，任職至今。

　　烏里．本．曉爾少校於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星期三率領一個傘兵連攻入耶路撒冷老城時犧牲了。他頭部中了一顆阿拉伯軍團的子彈，倒在杏仁樹門以東四百碼的地方。

　　西蒙．維森塔爾仍舊住在維也納從事他的工作，東收一點，西抓一把，慢慢地探索著那些在逃的黨衛軍凶犯的下落，他每月，每年都大有收獲。

　　里昂於一九六八年在慕尼黑去世。他死後，原先在他帶領下進行個人報復活動的那幫人心灰意懶，風流雲散了。

　　最後還有曾在去維也納的公路上堵住了密勒的汽車的坦克車長烏利希．弗蘭克上士。他錯誤地估計了他的坦克──「岩龍」──的命運。它沒有進廢鐵堆，它被裝上一輛貨車運走了，此後他再也沒有見過它。四十個月以後，他哪怕見了也無法認出它來了。

　　它的灰色鋼體車身被另行髹漆成土褐色，以便和沙漠的景色溶為一體。炮塔上德國陸軍的黑色十字變成了淡藍色的六角大衛星。他給它取的名字也消失了，它被重新命名為「馬沙達精神」。

　　它仍歸一位上士指揮，那是一個鷹鉤鼻、黑鬍子的人，名叫那森．萊維。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這輛Ｍ─四十八巴頓式坦克開始了它自從十年前由密西根州底特律城的工廠竣工交貨以來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戰鬥週。它是伊斯雷爾．塔爾將軍投入爭奪米特拉山口戰鬥的坦克之一。兩天以後，六月十日（星期六）的中午，這輛滿身沾滿塵土和油泥，彈痕累累、履帶已被西奈的岩石磨成薄片的老式巴頓，在蘇伊士運河的東岸戛然熄火了。

　　（全書完）